这一次，长城与天气无关

农闲时节长城村里的妇女们便当起了长城导游员，接待远方的客人。

祭香燃纸纪念长城祖先碑位。

　　这一次，长城与天气无关

　　一组获奖照片引发的争议调查

　　“长城与天气有关。”

　　这是一句在国外摄影界广为流传的话。在许多中国摄影师镜头下，“长城”始终是一堵Great Wfunction(墙)，变化的只是季节。而在《国家地理》的视野中，长城风光早已成为“过去的影像”。

　　但是，摄影师田立没有这样做。

　　他拍摄的《长城修筑者的后裔》，将视角从长城，转向了那些生活在长城边上，而在习俗上又与东南沿海地区相连的长城建造者的后代。

以“后裔”为题，更为作品增添了几分历史的厚重感。2007年11月27日，这组照片，获得了《国家地理》杂志2007年度全球摄影大赛图片故事类一等奖，这是中国摄影师第一次获得此奖项。

　　全球将有4500万人通过《国家地理》看到变脸后的长城新面孔，长时间以来人们熟悉的政治化、脸谱化的长城，终于开始以一种平民化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谦卑得如同它脚下静默生活了千百年的居民。然而，对田立来说，摆拍和过民俗化的争议伴随获奖消息而来，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张艺谋借《红高粱》斩获电影界大奖一样。

　　“不可思议的获奖”

　　11月27日，玩了十多年摄影的陈生，在看过田立的这组获奖作品后，在经常玩的“时空论坛”数码生活版发了一顿牢骚：鄙人觉得不咋地，“让人不可思议”。

　　《长城修筑者的后裔》由12幅照片构成，整组照片表现出一派田园牧歌式的民俗生活场景：村里的老少来到城楼前摆放祭品，敬天地之神灵；用传统的燃灯、敬香、撤纸钱等方式告慰亡灵，求祖先保平安；长城守护者见到砖石脱落都要拾回堆起……每幅照片都是正方形，暗合长城垛口的形状。所有的图片几乎都有一个特点——活动的人成为视觉的中心，作为地标的长城虚化成一个背景，有时完全被隐去。

　　“只是一个社戏团在破旧长城下的表演场面，如此就把这个题目扯起来，是不是太大了点？”陈生甚至纳闷，一向注重视觉冲击力的《国家地理》，为何把一等奖给“这组光影、构图等方面几乎没有特色的照片”。

　　11月28日，《新京报》在《中国大胜“摄影奥运”》一文中，提出“含有长城等中国元素的作品在国外获奖，带有猎奇因素”。

　　同时，在搜狐网该条新闻下面，“展示中国的落后面”成为网友最具争议性的看法，有人称这种题材的照片获奖，“还是很耐人寻味的。”

　　当然，大赛评委们不是这样想。此次大赛中国赛区的评委、全景图片社执行副总裁那日松评价说：“故事的立意很新颖，一般摄影师拍的都是长城，很少有人真正把镜头对准长城下的老百姓。”《国家地理》杂志国际版美术总监、设计编辑达仁·史密斯(Darren Smith)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田立先生是把人作为图片的重点，只是在每张图片中隐隐约约中看到长城的影子，人作为主体在讲述故事，更加有故事感，也更加有人情味。”

　　确实，无论在小学课本中，还是当年流通的第四套人民币1元的背面，甚至许多摄影杂志里，长城都有着类似的一幅“标准照”：阳光明媚，秋风乍起，蔚蓝辽阔的天空下，雄伟的长城如巨龙般蜿蜒曲折……真的是一堵Great Wfunction即使形象稍有差别，也是随着季节变化，这堵墙呈现出不同的雄姿。11月27日，在北京时尚大厦举行的获奖发布会现场，有发言者曾引用国外评价长城照片说过的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话：长城与天气有关。此次，田立作品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开始改变这个印象。

　　被异化的长城

　　48岁的田立，沈阳摄影师。

　　从事摄影20多年的他，之前也拿过联合国教科文亚洲文化遗产一等奖、第十二届奥地利国际超级摄影比赛人像类金奖等奖项，这是他第二次参加美国《国家地理》举办的大赛。在《辽宁画报》停刊前，他曾经是倒数第二任编辑室主任，2000年他以买断工龄的方式下海了。

　　6年前，田立开始将镜头对准了长城。

　　起初，跟很多摄影师一样，他把关注点定在秦皇岛抚宁县驻操营镇城子峪村，起早贪黑辗转于蜿蜒起伏的长城烽楼之间，来回拍摄着巍峨的山景与雄浑的长城。

　　他一直住在村民张鹤珊家。“傍晚带着一身的疲劳，躺在张家火热的炕头上，听他讲述祖辈流传至今的与长城的故事。”聊天过程中，让田立感到惊异的是，张鹤珊们竟然是远在400多年前修筑长城人的后代。

　　明长城中，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要数当时拱卫京师的蓟镇长城，其范围包括今北京、天津、河北境内的长城。1568年，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后，从浙江、山东、福建等地调集精兵强将，对这段长城进行了全面重修。由于工程浩大，守卫任务艰巨，为了稳定军心，明朝廷允许家属前来随军守边。长城修成后，部分楼台就分给各家各户守卫，这些家庭便在异乡边塞定居下来，世代繁衍成为今天的长城后裔。

　　据不完全调查，长城后裔主要生活在河北省秦皇岛、唐山、承德境内的明长城重要关隘附近的乡村。秦皇岛市文化局调查表明，秦皇岛境内374.5公里明长城沿线，158个自然村有长城后裔聚居。

　　田立知道，长城风光并不是新鲜事。了解到这段传奇般历史之后，他决定拍摄一组反映“长城与人”关系的作品，力图在祭祀、祭祖等民俗活动中，用镜头捕捉与长城有关的文化因素。他以城子峪村为重点，在平顶峪、板场峪、董家口等这些因长城而生的村寨里走访，6年的时间，他拍下了三大箱几万张的照片。

　　《长城建造者的后裔》风格很朴实，朴实到甚至让观者觉得缺乏视觉冲击力，这在获奖之后受到不少人的诟病。这方面，田立有自己的考虑：“很多人喜欢1635镜头那种夸张的表现，第一感觉有冲击，但慢慢看实际上没有内涵。我想在平淡中发现细节，用情绪来说话，不想用华丽的形式掩盖题材的苍白。”

　　拍完之后，田立对这组作品信心很大，觉得会获奖。田立不否认自己的选题有“取巧”的因素，在国际评委面前，长城毕竟是一张“熟脸”。“长城是国际化的一个符号，如果我拍摄穷乡僻壤的村民，肯定没人关注。”而通过镜头关注中心的转移，这张脸被田立“陌生化”了，这正是田立获奖的关键原因。

　　“摆拍”的民俗场景

　　52岁的张鹤珊，是这组照片里“出镜率”最高的人物。

　　作为为数不多的长城学会农民籍会员，张鹤珊的家，是那些拍摄长城风光的摄影师们的聚集地。最多的时候，他家里住着近30个拍长城的人。

　　在张鹤珊的印象里，田立是个好哥们，是位敬业的摄影师，“挺能吃苦的”。为了拍摄板场峪长城的雪景，他们凌晨3点半起床，踏着没膝的积雪，步行4个小时到达山顶。

　　尽管跟田立是好兄弟，但是看过这组照片的张鹤珊，还是对记者直言：“太片面了！我们生活里的很多东西表现不出来。”

　　在编号为“C”的照片中，张鹤珊和妻子在坟前祭祀。

　　但实际上，张家一般祭祀都不是在这儿，而是在另一个山头的祖坟上。张鹤珊说：“在这里只是为了配合拍摄。从我通常祭祀的祖坟拍，背景只有一个长城的烽楼，但从这个三元祠遗址拍，就能拍到好几个烽楼，背景比较好看。”

　　12月7日，记者在张鹤珊指引下，在现场看到，照片近处的墓碑，于明朝万历23年所立，上有《创建三元祠碑记》，文字依稀可辨。稍远处的墓碑，立于大清同治4年，上有《重创三元庙碑记》。据张鹤珊介绍，当时创建的三元庙，在1958年被拆了，现在原址成了4分左右的贫瘠耕地，两块墓碑矗立其中，村里分地的时候，恰巧由张鹤珊抓阄所得。

　　在编号为“D”的照片后面，田立附上这样的文字说明：身着盛装村民们用歌舞祭献先灵。事实是，这不是民俗活动，而是彻头彻尾为拍摄而进行的一场排练。

　　张鹤珊说，那大概是在2001年春节过后，按照田立的意思，他找了一批人，来到长城下面吹拉弹唱。为了获得这个长城下的“民俗场景”，田立甚至为此花费了550元，雇人来表演。“如果不是为了拍照，我们当然不会在长城边上表演，你看那儿根本没有场地表演。”

　　此外，编号为“H”的表现“村民孩子农闲唠家常”的照片，也是张鹤珊“热心组织”的场景。

　　对田立的“摆拍”，大赛评委李永适谨慎表示，他们看到照片，没办法判断是否是摆拍。当然他们不鼓励摄影师把故事转移到不应该发生的地方。而另一评委那日松表示，现在摄影界坚决反对的只是利用数码技术进行的后期加工，即PS效果。

　　但身为辽宁省民俗摄影协会副主席的田立，显然有着刻意追求民俗化的倾向。在编号为“F”的照片后，田立为之作出的文字说明是：“村里的孩子们编演着祖先传下的故事。”而看过照片的张鹤珊说：“这就是小孩子在玩嘛，跟长城、祖先有什么关系？”

　　甚至在张看来，这组照片的文字说明存在的问题很多，比如说照片“A”中，田标注的是：“村里的各家老少分别来到城楼前摆放好祭品，敬天地之神灵。”张鹤珊纠正说，“那只是祭拜祖先。”

　　并不存在的田园牧歌

　　从田立的这组照片中，观者会得到这样的一系列印象：长城脚下祭祀的修筑者后裔，初春时期纯朴的耕田者，过节时在庭院里欢天喜地的孩子，农闲时一起闲聊的村民……一派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这，似乎成了田立要表现的“长城与人”的主题，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将这关系过于诗意化。

　　长城脚下往往是荒僻山区，山多地少，农民生活普遍不富裕，沿线农民多年来靠山吃山，靠长城吃长城，扒长城砖盖房子的事情并不鲜见。通过这组照片传达出的传统传承理念，实际上并没得到强化，相反，这种传承在当代长城下的村庄已经日趋衰微。

　　比如“逛楼”。每到初春时节，万物复苏，村民们举家出门，背着菜肴、水果和酒，来到山脊的长城上，瞻仰先祖留下来的一座座楼台，祈求祖宗的庇佑，然后才开始一年的劳作。但是在城子峪，现在去“逛楼”的人已经很少了。

　　比如张鹤珊。你在百度上键入“张鹤珊”，你会得到很多关于张鹤珊的动人故事，“我是长城的子孙”、“张鹤珊28年自愿义务守长城”等是媒体惯用的标题。故事的开头一般是这样的：“每天清晨4点起床，50多岁的张鹤珊都要沿着村边15公里长的长城巡视一遍……”这些故事，与田立作品中张鹤珊虔诚地祭祀先人的身影，形成了某种暗合。

　　但这位长城保护者与长城到底是怎样的一份情感？张鹤珊说，他对长城如此敏感，与他的高学历有关。“我与当地的农民格格不入。”高中文化水平的他，正在通过学习从长城保护者，成为长城的研究专家。他的书桌上，摆着《明长城考实》、《长城百科全书》、《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等书籍。他甚至放言：“在中国，到底谁是长城专家？我敢说，就这段长城，我就是专家！”

　　被媒体盖上“义务长城保护者”高帽的他，却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夜晚，在张鹤珊的炕头上，他向记者袒露：“大家一直表扬我义务保护长城，这没错。但我太穷，日子都没法过，怎么保护长城？”目前，对张鹤珊来说，一周2元的《南方周末》已经是难以企及的奢侈了。

　　在城子峪村，张鹤珊的生活就是其他村民的写照。城子峪村四面环山，虽然村村通公路，但从秦皇岛到这里，还是颠簸上两个小时。村子现有村民60多户，300口人，村里的很多老式房子甚至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依然在居住着。除了种田的收入，一般家中的劳力去煤矿打工，一位姜姓村民这样形容村里的情况：“吃穿不愁，手头稍微有一些富裕。”

　　记者在村中走访的时候，遇到一个在煤矿打工的20多岁小伙子。他说，现在很多喜欢拍照和旅游的人来村子爬长城，“比如杂粮、柴鸡蛋、笨鸡、水果之类的都有了销路。”但对于长城，他笑言实在“没什么感觉”。

　　在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看来，田立照片中反映的那种温情脉脉的人与长城关系，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现实。“现在长城旁边的居民，对长城的感情很淡漠。特别是贫困偏僻的地方，在生存还有问题的时候，长城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堵堆砌的石头墙而已，让他们以文化人的眼光看长城，让他们的意识提高到保护文化遗产的高度，并不现实。”

　　“外国人看热闹”

　　获奖后，田立应邀到搜狐做访谈，遭遇了一个网友的提问：《长城修筑者的后裔》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反映了中国农村落后的、鄙陋的一面，就如同张艺谋《红高粱》获奖一样。

　　田立不承认这一点，他回答说：“这不是迷信落后，而是民俗的延续。你这个看法对我的作品来说是不正确的。”作为国内首位签约法国Gamma的中国摄影师，田立对与国际接轨的见解很简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董耀会坚持照片中显露出的民俗倾向，以及“外国人看热闹”的传播效果。“照片的民俗倾向很多，比如上坟，演戏等。这个长城边上根本不可能有地方演戏。他肯定是故意找人摆拍的，这没有民俗要素，不是真正民众生活的状态。这几个片子，只是给外国人看着热闹而已。”

　　“《长城修筑者的后裔》的民俗倾向，不是为迎合国外人的胃口，这从国内评委得到的肯定，就可以看出。”此次大赛的国内评委李永适与董耀会意见不同。“我们评委一致同意它在故事类是最优秀的，没有考虑国外人的想法，它最终能胜出是因为它表现出的普遍价值，我不认为是投其所好。”

　　而在艺术上，中外是不是一个真正平等的对称的对话状态？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专业博士刘书峰表示：“从目前中外文化传播的角度讲，当然不是。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答案的唯一性。”

　　不过，身为长城修筑者后裔的村民，对这样的争论并无兴趣。那些被田立摄入镜头中的村民，在作品获奖之后生活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就如同作品所呈现的，长城，依然仅仅是他们生活的一个背景。

　　现在长城旁边的居民，对长城的感情很淡漠。特别是贫困偏僻的地方，在生存还有问题的时候，长城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堵堆砌的石头墙而已……

　　长城变脸小史

　　最早的长城照片是哪年拍摄的，已不可考。但现在看到的早期长城照片，风格朴实，镜头中往往有人物或者那个时代的特定标志，具有历史和文献价值。比如有一张珍贵照片展现的是晚清时期的“天下第一关”，画面中是关内方向，路北有税局的屋子。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照片中的长城形象日益被民族化与政治化。在中日战争的背景下，国民党士兵在山海关抗战的照片传颂一时，共产党百团大战中也对长城有所依托。“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长城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符号。

　　发展经济成为中国压倒一切的任务后，长城作为旅游胜地被唯美化。从小学的教材，到摄影界大量精美的长城照片，或雄浑巍峨，或白雪皑皑，长城形象开始“与天气有关”。毛主席的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几乎成为了一句旅游宣传用语。

　　同时，长城的图片形象也有被解构的过程。2004年，欧洲航天局公布一张高清晰卫星照片称拍到了北京的一段长城，然后又更正说：“实际是一段河流”，而中国专家认为不过是一段山间公路。而从太空中能看到长城的“神话”，经过后来科学论证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