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创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之路

　　栗南

　　“当我们面向未来思考中华文明的前途和命运，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时候，我们不仅应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文化自觉，还应充分了解"他者"的文化，形成文化观上的"综合创新"。”这是近日在中国哲学史学会、南开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的“综合创新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达成的共识。

　　“淡化中西”的文化自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选择问题，“西化论”与“东化论”就一直争论不休。

　　如何看待这种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干春松教授认为，80年代后期，“西化论”曾风行一时，张岱年（1909~2004）就指出，“要对中西文化进行分析，既要发扬优秀传统，又要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合在一起叫综合创新”。

　　干春松说，“东化论”思维看上去是对“西化论”的批评，但其背后的思维逻辑与前者一样，并不具备文化战略的意义。正如方克立所说，“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你存我亡、水火不容的绝对对立，应该通过并存、结合、合作达到良性互动”。所以，如果只是把祖宗之法拿出来炫耀，不能有所创新，或陷入原教旨的固执中，也不是文化自觉。

　　干春松指出，从张岱年到方克立，人们不断发掘综合创新所具有的理论张力。中国文化正面临文化复兴的重任，如何为之提供合理的文化发展策略，就理论的开放性和合理性，综合创新文化观无疑最具潜力。

　　“马魂中体西用”

　　“综合创新”最重要的基础是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态度。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指出，早在1930年，张岱年就说过当时多数讲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说，不问内容，不加分别，一概藐视，一概抹杀；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问内容，不加细察，一概藐视，一概抹杀。张先生将前者称为“盲信”，后者称为“盲诽”，认为皆不足取。因为，凡综合皆有所倚重，如康德之综合，是倚重于唯心，今此说综合则倚重于唯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实有胜过它派学说的地方，而现代它派的哲学亦非皆无所见。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既倚重又发挥。

　　那么，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上，对马克思主义如何既倚重又发挥？陈卫平认为，方克立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正是对综合创新积极的发挥——

　　“马魂”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倚重，即以其为灵魂，为其核心价值。“中体”则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发挥必须融入中国民族文化的主体，才可能成为进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灵魂。“西用”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发挥必须借鉴西方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现代西方文化。在“马魂、中体、西用”的格局里，后两者实际上提出了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点，即民族性与时代性。

　　中华民族精神的“德”“能”互补

　　近年来，关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构成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对张岱年先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质的论述，人们往往仅从“德”的向度论述，而忽视了“能”的向度的作用。

　　针对于此，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李祥海教授指出，作为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精神，如果没有基本的能力作为保障，即使是一个再有“德”的民族也不可能生存。而揭示了民族精神中刚强劲健、勇猛精进一面的“自强不息”与体现敦厚博大、覆载养育一面的“厚德载物”分别从“能”与“德”两个向度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既刚柔相济又德能互补的形上结构；与此同时，“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更是动态地处于永不停息与时偕行的演进之中。

　　李祥海认为，如何面对主要作为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现代社会，谋求“德”“能”关系的重新定位，是我们今天培育民族精神时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