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勇 本报实习生 杜晓
已近岁末，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更忙了，要求采访的记者太多。在整个一年中，他可算是国务院各部委中最忙碌也最受关注的新闻发言人之一。
跑教育口的记者都知道，“每月25号下午3点”，王旭明都会在“老地方”———教育部北楼二层报告厅和媒体“不见不散”。
12月25日，教育部今年的最后一场例行新闻发布会，站在台上的王旭明显得有点激动，他说，时值岁末年尾，“要说的话太多，要说的主题也太多”，但“有三个主题不能不说”。
一是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已经基本完成；
还有一个是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加大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力度。
另外，教育部所属6所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进展顺利，开局良好”;
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办教育是艰难的，每一点成就都来之不易，而每一点失误都可能导致难以弥补的损失。用王旭明的话说，过去的一年是“我们亲历教育改革与发展飞越的一年”，我们没有理由不激动。
11月28日，在西部“两基”攻坚总结表彰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数次落泪。
这位当过云南省省长助理的女士，对西部普及义务教育的困难深有体会。2000年我国宣布在占全国人口85%的地区基本上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而余下的15%，看上去人口比例不大，却全是在经济欠发达、交通通讯不便、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西部地区，用陈小娅的话来说，“这是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
对“两基”攻坚计划的完成，王旭明的评价是“它让我们国家最苦、最穷地区的人口接受到了教育，而且接受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的确，西部地区普九目标的达到，是2006年9月1日新的义务教育法实施以来一种标志性的成就。这部法律明确规定，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
当然，一部法律的出台不能使中国义务教育的目标自然实现，它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和具体的行政措施。
今年1月，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通知，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国家免除全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农村1.5亿中小学生家庭经济负担普遍减轻。
今年“两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进一步明确“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比去年增加395亿元”。
今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预算编制”实例》，其中以一所农村完全小学为例，详细规定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预算的编制方法。
几乎在同时，教育部联手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在2007年秋季开学前后开展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其目的在于全面、深入了解“新机制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和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各地进一步落实政府责任，特别是市县级政府的责任；推动解决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各项改革政策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今年12月，上任不久的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态：“向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提前落实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提高中西部地区校舍维修改造测算单价标准。”
正是这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确保了新的义务教育法名副其实。中国是世界上教育制度形成最早的国家之一，免费接受教育，是中国人几千年可望不可及的一个梦。在新中国成立近一个甲子之时，这个梦终于实现了。
甘肃省会宁县是著名的教育大县，多年来当地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六月急，七月喜，八月愁。”说的是六月，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为考试而着急，七月高考分数出来录取开始，这个县到处一片喜气洋洋，到了八月要凑集学费上路，满县愁容。
虽然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已经实施了多年，但由于往年贫寒学生贷款必须是在办理了入学手续之后再向商业银行申请，部分学生对能否申请到助学贷款缺乏信心，而商业银行的营利性和助学贷款政策公益性之间的矛盾也在许多地方存在。
今年，这种状况在甘肃、重庆、陕西、江苏、湖北5地得到根本改观，因为，这些地方开始了“生源地信用贷款”。放贷方为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考上大学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需要担保，拿着录取通知书和家长联合签名，就能在当地贷款。
“生源地信用贷款试行后，基本上做到了应贷尽贷。贷款的责任由高校和商业银行转到地方政府，更有利于落实，也减轻了还贷风险，使高校减轻了负担。”甘肃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周亚夫介绍说。
在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学习资助中心副主任马文华透露了试点的最新进展：从今年8月到12月24日，5省(市)共计443个县(区)实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全覆盖，获得贷款总人数11.3万人，合同金额13.5亿元，今年已发放6亿元。重庆、甘肃、陕西3省(市)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审批人数，已经超过了这些省(市)2006年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的审批人数，其中，甘肃省是去年的4倍。
2007年的另外一个大手笔是“资助家庭贫困的大中专生顺利完成学业”。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提出：“今年新学年开始，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为此中央财政支出将由上年的18亿元增加到95亿元，明年将安排200亿元，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增加支出；同时，进一步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使困难家庭的学生能够上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
随后，一个由“奖、助、贷、补、勤”组成的综合资助政策体系逐渐成型。
据新闻发布会透露的最新数据，今年，全国高校有5万余名特别优秀的学生将获得国家奖学金；财政部、教育部今年向全国高校共计下达521487个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约83%的中央部属高校已完成发放工作；国家助学金名额达3476591个，绝大部分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已将国家助学金发放到学生手中。
在新资助政策体系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加大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资助力度”。
今年7月，教育部和财政部印发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中等职业学校的范畴，除了公办学校外，“民办的普通中专、成人中专、技工学校”等，都被囊括在内。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王继平评价说，“实施新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国家资助政策，今年是第一年”，“是建国以来政府投入力度最大、受资助学生面最广的一个资助项目”。
王旭明透露，2007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出资500亿元，资助了2000万名学生。在这2000万名学生当中，有1600万名是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
在新闻发布会上，王旭明特意宣读了北京市商业学校的学生给教育部领导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在走进中等职业学校的校门时，曾经为自己的选择懊悔，面对不少亲人朋友的白眼和看不起，他们很困惑，再加上他们本身又家庭困难，彷徨失落一直缠绕着他们。资助困难学生的政策出台以后，学校在第一时间办理了相关资助手续。他们中有的人可以享受到4000元的政府助学金，品学兼优、职业技能突出的同学还可以享受2000元的政府奖学金。消息迅速在父母亲朋之间传递，那些曾经在他们选择职校上嗤之以鼻的人也投来羡慕的目光，家庭贫困的学生和家长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
王旭平称，信上“质朴的话语让人感动”，这是对“政策的一种最形象、最具体、最生动也是最美好的一种传递”。
当记者追问这一政策的延续性时，王继平表态说，财政部、教育部决定对部分地区中职院校再追加一定的助学资金，以确保国家对中职学生的“资助对象不改变，资助范围不缩小，资助标准不降低”。
从今年秋季开始，北京师范大学有471名新生一分钱不花即可入学。他们被免除了所有的学杂费和住宿费，每月还可领400元的生活补助。
师范教育，是培养教师的教育，是一切学校教育的基础，在2007年，终于开始向免费教育回归。这种回归，同样需要政策层面的倾力支持。
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建立相应的制度”。
随后，教育部、人事部、财政部、中央编办联合出台了《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其中规定，“免费师范生入学前与学校和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十年以上。到城镇学校工作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应先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二年。国家鼓励免费师范毕业生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在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王旭明透露说，免费师范生招生工作给了他两个“意外”：一是考生认同度高，报考踊跃，生源数量充足，重点线上报考免费师范生的人数大大超过计划招生数；二是招生计划顺利完成，向中西部倾斜的政策得到落实。来源于中西部20个省份的免费师范生占90.8%。
王旭明说，师范生生源的质量整体好于往年，生源结构得到了改善，农村优秀生的生源比例提高，这样都有利于这些免费师范生毕业后回到所在省份任教，有利于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
“期待我们明年再重逢”，这是王旭明在今年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送给记者们的最后一句话。的确，2007年中国教育的发展为保障民生做了美妙的注脚，我们有理由期望明年，王旭明在“老地方”带给大家更多的好消息。
本报北京12月2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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