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想再要一个孩子(图)

邓瑾和她的宝宝

　　一胎政策——网上购物——抚顺下岗女工——农民工——物价上涨

　　我的女儿刚满一岁。在今年一年里，因为有了她，让我对中国一些事务有了更切身的感受。

　　首先是我国的人口政策。中国是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专家们预测，未来15至20年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将面临一个拐点，从剩余迅速转向短缺。为了推迟这种现象以更久地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不少人都建议要有选择地放开一胎政策。

　　不过从第一次孕检开始，我就感受到了这两年人们生孩子的热情。

　　有数据也显示，这几年来，北京市每年出生的婴儿数都创新高，今年为了赶个猪宝宝更是如此。妇产医院的床位也异常紧张，生孩子前我最担心的就是有没有床位。一些专家甚至不得不出来警告那些想生猪宝宝的人，不要扎堆生孩子，否则到时候孩子入托上学找工作都将面临更大的竞争。

　　我在想，等这批狗宝宝猪宝宝长大工作的时候，正是现在预测的中国劳动力短缺时代。那么，眼下这股婴儿潮能不能缓解届时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呢？

　　当剖腹产麻醉过后我第一次下床就晕倒的时候，我发誓再也不生孩子了；可当孩子满月的时候，我又好了伤疤忘了疼，觉得孩子真是上天的礼物，特别想再要一个。我自己为自己找理由：这也是为国家作贡献啊。其他出生率过低的发达国家，都在采取各种优惠手段鼓励女人们生孩子，而我愿意不拿国家一分钱，自愿为祖国未来20年的人口老龄化难题作贡献。

　　不过祖国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今年9月，人口计生委等11部门推出超生新政。新政规定将根据超生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和超生情节确定征收社会抚养费数额。对一般人来说，这意味着罚款和收入挂钩，罚款额可能大大增加，我想生二胎的想法迅速被浇灭——生不起呀。

　　有了孩子后，另一个我感受深刻的事是网上购物。现在我为宝宝买的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基本上都是从网上订购。今天订货，第二天就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对我这样工作忙碌的妈妈们来说，这实在是太方便了。

　　大概是1999年或2000年左右(那时中国的互联网创业热正方兴未艾)，从硅谷回国的龚定宇和他太太一起创办了儿童用品网上专卖店乐友。我当年问龚，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网站？他说，回国期间他和太太想给女儿买东西，发现偌大的北京城只能去王府井儿童用品商店，而那里的商品品种单调，购物环境也不好，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们就办了乐友，要把世界品牌的婴幼儿用品用当时最时髦的电子商务的形式引进中国。

　　有了孩子，我也平生第一回请了阿姨。从公司请的第一位阿姨是位抚顺的下岗女工，四十多岁，她以前在企业是坐办公室的，白白净净，打扮得体，不说别人都看不出来她是阿姨。当时公司推荐了好几位抚顺的下岗女工，最老的一位差不多快60岁了，不过穿戴讲究，很尊严地坐在一边。抚顺妇联等机构最近几年来不断把下岗女工输送到北京当保姆。

　　1990年代末期中国国企改制的代价就是几千万职工下岗。而抚顺下岗女工，有到北京做保姆的，也有通过偷渡到国外谋生的。通常都说，东北因为是老国企重地，所以那里的文化相对而言更加抵制变革，老想向国家要政策而不是靠自己闯。不过抚顺下岗女工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好奇。

　　别说是下岗女工，就是茅于轼创办的富平学校到贫困农村招收来京做保姆培训的农村妇女也常常碰壁，农民的一个典型理由就是，即使我们再穷，也不能去北京伺候有钱人！

　　我请的第二位阿姨是来自安徽农村的一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也是四十多岁，不过她和她老公来北京已经二十多年，比我还早了十几年。他们早已经是村里的富人，盖了村里最大最好的房子，也有车，两个孩子都在北京上的小学，但是读初中的时候不得不回老家，因为他们不是北京人，要高考只能回到原籍。

　　这个家庭在北京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仍然不能被这个城市所接纳，不能在这儿建立自己的家。身份证的实行和粮票的取消，为农民进城打工从制度上提供了可能，让像我家阿姨那样的打工者在城市里挣到了钱。然而户口、高考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让这个家庭在奋斗了这么多年后仍然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实质的改善，现在两口子租住在一间300元一月的小平房里，和20年前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的储蓄正在迅速贬值——以前他们这些外地人不被允许在北京买房，现在即使允许，也买不起了；他们一辈子辛苦，却至今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他们还要承担和儿女分离的福利损失。

　　作为第一代移民，我家阿姨和她老公没有获得城市身份，现在他们所有的希望就是孩子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这也是他们虽然蜗居城市但依然奋斗的动力。

　　一个月前，这位阿姨跟我说要涨工资，理由是菜都涨了那么多，钱不经花了。我想了想，决定不再请阿姨，自己干了。2007年当月度CPI(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不断刷新10年新高的时候，一位经济学家对我说，判断是不是全面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就是看农民工工资是不是涨了。

　　阿姨因为物价上涨提出涨工资，这是不是农民工涨工资的一个兆头呢？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年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全面通胀，看来，任务很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