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官一发怒，后果很严重(图)

已经回家的高勇一直想不通此事本报记者 任建飞 摄

　　12月25日，陕西绥德县职中的校长高勇为了让助学金在年前下发到学生手中，去找县长崔博签字。而县长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心急的校长追着县长并打开车门，希望县长签完字再走，岂料此举引来麻烦，校长被当地教育局责令停职，向县长道歉。公安部门也将其拘留。（《华商报》12月29日报道）

　　如果说，彭水案诗、儋州山歌案等事件中，公民因诉求渠道的缺失不得不以可能“侮辱”县级领导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话，那么这一回的绥德签字案就完全与所谓的“侮辱”之名沾不上边，校长高勇不过是仅仅让县长崔博在文件上签个字，充其量也就耽误个把分钟的时间（换言之，这完全是工作业务上的事情），然而这也被停职，还随即被当地公安拘捕，这样的政治生态恐怕已经恶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值得关注的是，从彭水诗案伊始直至最新的这起绥德签字案，所有的政治生态之恶的典型事例都发生于县级政治生态环境之中，公权力之大，之可怕，之滥用，不能不让人们为之感到慌恐。

　　按照中国古时官场层级划分，县官不过就是个七品芝麻官，其官阶与权力都处于统治集团层级结构中的末稍，现在的中国官场层级结构，虽然县以下还有乡、镇及村，但一个县官的级别也不过就是处级，远算不上大。但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处级的县官，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一县的生杀大权，因而一旦“得罪”了县官，就极有可能遭遇到凶狠的打击与报复，所谓的“合法伤害权”一词，就是这么产生的。

　　为什么一系列的恶劣侵犯公民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在县官身上，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值得注意：一是其中的不少县都是山高皇帝远，处于权力监管的边缘地带，这让一部分官员有恃无恐；二是这些县一般都相对封闭，县官俨然就是那里的太上皇，一人说了算，惟我独大；三是在县级政治生态中，县官独大，又缺乏应有的监督，导致下级往往看县官的脸色行事。绥德县教育局局长的表态和公安部门莫名其妙的拘捕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如是恶劣的政治生态之下，指望当地相关权力机构依法办事，简直是奢望。至少在涉及县官利益的事件上，依法就可能意味着与县官发生利益冲突。正是如此，公民一旦“得罪”了县官，等待其的恐怕只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与报复。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谁来限制与监督那些自以为能为所欲为的县官们的权力？谁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被随意地侵犯？谁给给高勇等人一个公平的诉求机会？这些问题，事关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