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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这种散点式的……
雍和：不容易形成风格，不管是什么料，我做的菜都是广东风味，叫粤菜，假如我做厨师，我可以做餐厅里最好的菜，也可以做广东里最好的菜，可能从流派来说，从学术方面来说，会觉得这个人没风格。对食客来说哪管那些，最好吃是最重要的。风格会禁锢你的创造。
主持人：每个人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是最适合的。像纪实摄影普通的读者不太了解，之前的沙龙摄影在思路上有很大的改变，包括技术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雍和：他们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比如说拍纪实摄影，纪实摄影最重要的是你反映的东西真实可信可靠，很敏感，至少我个人作者主观上是认定它是真实的，要把我认定的东西用我的技术手段用最容易懂的语言告诉读者，这里有一个转换。
主持人：可以变成你的积累，在做纪实摄影的时候，那些技术对你已经不成问题了。
雍和：积累到那天，我够了，我假如还反复在积累，那就是你的苦难，你的包袱了，假如越过去，那个积累就成为你的财富。但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应该可以有跨越了。原来的那段经历对我以后技术上没有完全割裂，主要是观点，要把这张照片告诉别人，传达什么信息，有的人传达美，有的是赏心悦目。有一种你不是告诉人家什么是美，你是传播一种信息给人家。再有一种不仅是告诉人家信息，不仅让人家感官上有一种存在，更重要叫他树立够公理心或者通过你这张照片做到社会平衡的作用。可能看到丑陋的一面，唤起一种意识，或者你去赞美美好的东西，也让人唤起一种东西，摄影师可能脱不开照片的，假如有这种想法，你取材的时候，你判断的时候，就有不同的偏见。我觉得技术上没有根本的不同。
主持人：实际上你很清晰地意识到你的照片有很多读者在看，他们从里面获取一些东西。
雍和：有些朋友说你的照片不如以前好看，我觉得你说的完全正确，你是说好看，好看有几个评判的标准，你说是像画一样，从画的意境方面来说我可能落后以前了。以前我达到最高境界，现在我想告诉人家是我这张照片里传达的内容，传达我的观点，我试图去影响人家的观点。假如通过你的照片达到这个，这是我的成功。至于这张照片美不美，不是在我考虑的范围。
主持人：会有很多读者跟你反馈，他们觉得这张照片影响了他？
雍和：我在新闻周刊开了四年多的栏目，用单独的照片，下面是五六百字的文字，新民晚报又开了一个专栏，也是一张大照片，一段文字，算是一篇文章，就是五六百字，六七百字，这样已经坚持了很多年。社会上大多数评价反馈过来是很好，因为他不能说完全是新的形式，现在摄影圈，这种形式完全是影像和文字融合的东西，我是非常喜欢用这种形式来表达。摄影图像很多还是只是在感官层面，它不是理性的，是感性的，它可以催人泪下，很难没有一点旁白，一点文字去辅助的，他能明白，不偏离主题，完全告诉人家一个什么事情，很难。一定要用文字去规范它。最简单，时间、地点，什么事情，什么人，他叫什么名字，结果是什么，起因是什么。你说“一筹胜千年”，这可以，这是艺术照片，不要明确答案，给我感受，张三看了是一种感受，李四看出是另外一种感受，得出的结果不同。但是对纪实摄影来说，最好的是得看到的东西是一张画面，看到的东西也是一样的，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根据每个人世界观，每个人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不一样，那是可以的，但是基本的实施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文字，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我觉得文字是理性的，你真正要做到摄影报道或者报道摄影、新闻摄影要真实，要有震撼，一定是理性的，不能沉在感官层次上。假如少了文字，我可以断定永远达不到。你可能说一张照片，我没有文字，怎么看了被感动，你可能基于以前的经历或者周遭的经历，可能你在没有看到这张照片以前，已经看到这个事情，再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不需要文字。不是说没有文字你可以理解，只是这个文字你通过耳朵在电视上听到，没有这个文字，这张照片不可能给你，最多是感官上的刺激，不是理性的，没有逻辑的，逻辑一定是文字的。很多人反对文字，可能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我不会写作，没有文字功底。第二还是认知上的停步。我在新闻周刊，在齐民晚报做这样的，现在很多报刊都约我，我同时开了很多专栏，用文字和摄影结合，我可以用图像打动你，用文字说明我的思路，往往把一件事情放在时代的背景下，假如没有文字，这方面至少说是可惜的。
主持人：我刚才看你的画册，叫《边角料》，是2003年到2006年的上海影像，我看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在每一张照片旁边都会有一个简短的图片说明，这可以帮助大家了解图片它的背景，它的含义，这的确是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这张图片特别有意思在酒吧里的场景。你在近几年会特别关注到都市年轻人的影像。
雍和：都市的变化，假如反映一个国家，一个都市的改革进程，你离开都市是很难表现出来。比如拍摄酒吧，酒吧我也不是经常去，但是那段时间我去了，这个就是在非典时期过去，“非典”时期娱乐业很多都停业了，就是解禁后去了，那个是和前两天完全是两个世界，人山人海。在很寂寞那几天，我也去酒吧拍了很多，比如服务生就戴了一个口罩，一个人守着吧台，也没有人来，那些镜头我也拍了这张我不是光反映夜生活，我想反映非典给我们城市，我我们居民带来怎样的影响。一夜之间，那里又是人山人海，你看一对男女接吻，那在非典的时期，连握手和谈话都要隔两公尺以外，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那种陌生感是平常体会不到的，只能在非常时刻，人的距离感、陌生感才被拉大，放大到极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虚弱。
主持人：“非典”那段时间你在跑来跑去拍摄吗？
雍和：“非典”期间我也跑了一些，比如医院、社区、街道、马勒，我都去拍了。上海当时公布的“非典”的病例很少。上海是一个管理比较严格的都市城市，进医院是非常严格，很难。因为上海一直在说我们是安全的，我还是想办法进入“非典”观察点，因为也没有死人。上海的气氛和北京完全不一样，医院我去过几次，我觉得在上海来说不典型，因为在上海没有大面积的死亡，更大的影响倒不是在医院，是在社会上有一种恐慌，比如说南京路一些商店很空的，没人的，我甚至在步行街上拍了一个街头摄影师帮人家拍照，以前忙的都排队，一天能赚很多，那天拍了一张孤零零的一个人，守着三脚架和一台照相机，没人。还有跑到一个汽车展里，原来说展览五天，后来展览了三天就结束了，里面的工作人员也是戴了大口罩，上海是商业城市，很会做广告，汽车广告做到口罩上，这也是上海的特点。夺掉人性命的时候，上海人的精明还完全能体现，那个时候是风声鹤唳，上海人的精明都能体现。
主持人：这个都放在非典社会背景下去理解，如果单独拿出来可能没有这种感觉。刚才聊了包括看这本画册，能感受到中国的社会文化，比如非典、禽流感、房地产拆迁、重建，这幅是你跟踪养鸭户。
雍和：这是禽流感，这是在江苏姓许的夫妇，他们不是上海人，是浙江当地很有名的养鸭户，十年前上海郊区一个镇，把他们作为农业专家引进上海到郊区，带领当地农民致富养鸭子，他们带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还有品种，把那方圆不知道多少里的农民都带动起来，那个地方就养鸭。在2004年年初的时候，突然发现禽流感了，他们这对夫妇当时发现他们鸭棚里一下子死了几十个，几百个，主动向政府报告说我们的鸭棚里发现禽流感，要求政府来监控。结果一查确实就是，当即封了，把方圆三公里所有的鸡鸭捕杀，销毁。他为什么去汇报呢？据他事后说，其实也有人发现禽流感，但是没有人汇报，因为怕有事情，就悄悄自己处理算了。他当时看了电视里，中央国务院说谁隐瞒疫情就要严惩，他觉得作为公民有责任，不能隐瞒。就发现这个东西报告上去，报告上去，结果他没有想到周围一些鸭农对他有怨言，觉得他给他们带来一些灾难，养得好好的鸭子全部杀掉了。隔离二十几天以后，解禁以后，媒体进去，那些媒体来了国内外好多，包括国外通讯社都去采访他们。当时组织一个场景，说得很好，他也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我是到最后，当全部人都走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失去了几千只鸭子，我们的有关部门会给他补偿，因为他是主动报告的，我就想看看他补偿多少。我就发现当地的政府有人在钻空子，因为我在，就不愿意把支票给他，他不想把具体金额告诉媒体。我就借口到旁边夺了一会，过了十分钟过来，正好看到当地政府一个官员把支票交给他，一看到我出现了，马上就溜走了，就在这个时候拍摄了一张照片，这对夫妇拿了一张支票，掐着指头算算这上面是多少钱。上面是三万九千元，他以为那些鸭子照市价来说至少值五六十万人民币，他说因为自己首先发现疫情，给大家带来很多麻烦，大概至少要二三十万，39万超过自己的预算，觉得不错，他数了一数少了一个零，在反复地算，就在那个时候拍了一张照片。我前后跟踪了他一年，是陆续，有的时候一个礼拜去两次，有的时候隔一个月再去，其实后面的故事很长，他开始为自己维护权利的一条征途，这条征途也是蛮艰难的，走南闯北，隔了一年多，最后还是离开上海，他跑到柬埔寨打工了，他离开上海的前一天就是这张照片。因为他觉得我比较真诚对待他，拍照、采访，我们之间建立比较好的友谊，他临走那一天，又打电话给我，说我有点事情。因为这一年至少有半年不在上海，可能在北京，可能在浙江，他走自己维权的道路，道路很艰辛。他叫做我去，说明天准备到柬埔寨打工，我说你到柬埔寨养鸭，柬埔寨不需要我去，我要活，禽流感这个事谁敢养鸭。我不能养鸭，我能干什么呢？我到柬埔寨在一个亲戚手下做纺织工人。走之前，叫我看看他，我就问他，你明天要走，你现在准备看什么？说我准备到上海标准性建筑东方明珠，我上去看一眼，我来上海十年，一次也没去过，整天养鸭子，弄到现在不能说倾家荡产，但是我也几乎一无所有，也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为了孩子，让他了去一个心愿，让他去看看上海。弄得非常难过，他也几乎流泪，说我很难受，而且上海最早把我作为专家引进来，但是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会落到这个地步，我要离开上海。他说我处在不好的时候，鸭子成为万恶之源。但是我只会养鸭子。所以他很悲伤离开，我当时拍得很伤感，我说你到柬埔寨可以和我联系，可以回国，但是到现在也一直没有跟我联系。
主持人：其实是很诚实本份。
雍和：对很诚实本分。后来我问过他，你后悔吗，去汇报，你会像别人一样挖口井，用水封住，他说不会，这样我会害别人，最后还是害我自己，我情愿汇报。但是他说这不公平，好像我变成万恶之源了。你要说源头，我也不知道谁传给我的，作为响应政府的号召，我汇报，怎么会落到现在这样。
主持人：后来也没有给他一个比较公平的。
雍和：没有。你看几千只鸭子才给三万九的补偿。好像稍微补贴了他一点，他原来带领的农民也视他为洪水猛兽，因为农民也比较实际，经济利益受到伤害，觉得不应该汇报，应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可能有比较好的结果。所以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主持人：刚才提到一点我也挺感动的，就是他到哪里都是外地人，在上海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雍和：他离开浙江绍兴十几年了，他在家里原来的社会关系也几乎都断了，也没有了。他老家也回不去，所以漂流到柬埔寨，更不好过，他又不养鸭，他说出了会养鸭别的什么干不了，他到柬埔寨，不知道干什么，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联系，我也没法联系上他。
主持人：这幅是中国工厂的问题，大家也很关注，这个图片很有意思，跟我们讲一下。
雍和：很多人说经济领域的照片非常难拍，要说难拍，起一些社会新闻，一些激烈的碰撞比较难拍，但是还是有一些好拍，比如加入WTO的谈判，宣布加入那天晚上，比如反贸易配额取消那天，在那个背景拍的，我正好采访一个纺织品展，这只是一个会场外的一个角落，其实声势远远比这个大，我只是选了这上面几个字比较有趣，当时反映了国内行业的狂妄自满的心理，当把配额取消以后，愿意生产什么，你市场就接受什么，而愿意多少低的价就必须要多少。就是中国制造在那个时候有优势，有劳动力优势，有原料来源优势，可以为所欲为，既然没有配额了，国外那些竞争厂家全部在那里创造。我是工厂，我怕谁，我工厂是老大，我生产就是老大，其实还有很多标语，我是工厂，我爱谁，还有非常非常好的标语。当时反映这种情况，隔了半年以后，时局大变，意大利、欧洲好多国家都提出反倾销，欧盟、美国，重新设置了一些关卡，当然美国、欧盟也没有这么公正，他有自私的利益，从我们来说，我们为什么当时有这种心态，后来还拍了一些照片，同样去拍了皮革制鞋的展览会，也是浙江的，我又拍了浙江厂商做皮鞋的，完全是两种态度，一个是重新设限以后配额制度，国外来的厂商敬如上宾，完全是另外姿态，那个时候我是工厂，我是老大，我是爷，半年以后，别人变成爷了，这画面很有趣。影像东西反映一个时代，一个经济贸易战，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垄断，实际也反映我们一些企业，一些经营者心态的变化。可能现在看稍微有一点好像，可能再放到更远，再过十年、二十年，变成非常可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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