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德钉子户补偿谈判不欢而散

　　猎德钉子户补偿谈判不欢而散

　　质问为什么同是村民补偿却不一样，坚持要继续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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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背景

　　1月3日，广州中级法院对猎德钉子户案作出终审判决，要求钉子户在有详细具体的安置补偿标准可供执行的前提下，迅速腾出房屋并交给猎德公司拆除。随后，4户钉子户与猎德公司在广州市司法局的协调下进行几次谈判，但都不欢而散。钉子户认为补偿协议有不合理之处，需要修改；而猎德公司则认为协议只能解释，不作修改。

　　目击废墟中的“孤岛”

　　李泽民从红白蓝塑胶编织布围成的缝隙中钻入工地，试图靠近那栋自己的四层小楼，很快就有工地人员围拢过来，他只好退出来。阳光刺眼，他揉了一下模糊的视线，眼前珠江新城一片CBD楼群渐渐清晰起来，他的身后不远处则是日趋成形的广州西塔。

　　红白蓝编织布围墙内，已经是一马平川，房屋被夷为平地，废墟中偶见拾荒者的身影，隆隆的钩机摧枯拉朽，拆除工作如火如荼。除了昂首干活的机器外，最突兀的就是两栋赫然矗立其上的“孤岛”，李泽民的小楼便是其中之一。

　　越过一片瓦砾堆，看得见猎德涌上漂过的垃圾船，在河岸的另一边，生活井然有序：随意摆放的几张椅子上，人们安坐其上，说着家长里短，送煤气的、买菜回家的、抱小孩的、收废品的在岸边络绎不绝，各自延续着日子，仿佛拆迁是别人的事。

　　“一靠近工地就有人跟踪我”

　　1947年出生的李泽民是生活在猎德的第27代，“算起来我的祖上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已经有900年的历史了。”2003年，李泽民随同儿孙迁居新加坡，“这里的房子主要用来出租，4000块钱一个月，自己偶尔回家也会住进去，毕竟这是自己的根。”他言语缓慢，不温不火，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固执。

　　随同李泽民离开工地的时候，我们的身后一直有人跟随，“村里的人都认得我，我一靠近工地，工地上的人就会跟着我。”媒体的报道使猎德村钉子户引起广泛关注，李泽民似乎已经习惯这种生活。

　　李泽民是另两个钉子户李应开和李应光的姐夫，2007年9月，李泽民听说了自己家中拆迁一事便从新加坡赶回来。如今李泽民居住在李应光家，李家几栋房子拆迁前大多用来出租。见到李泽民时，他刚刚与李应开一同在猎德食街喝完早茶，“食街也马上要拆了，能多吃上一天是一天。”

　　猎德村西南大街54号楼在猎德河另一边，是李应开的房子，五楼是其居住的，楼下则用来出租，房子位于保留区，保留区的生活如常。李应开也因拒绝签署拆迁补偿协议，被猎德公司告上法院。

　　踏入李应开家门，他正与另外两名已经签下协议的猎德村民研究中院的判决书，桌上凌乱地放着几张近日的报纸，还有《物权法》、《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等小册子。

　　“不透明操作带来不公平”

　　“我们之所以对补偿协议如此认真，是我们渴望得到公平对待。”李应开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获取的猎德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补偿计划表格，该表格曾被作为呈堂证供提交给广州中级人民法院，被法官视为“与本案无关”而拒绝。正是这份表格，让钉子户们觉得自己得到了不公平对待，“钱补多补少都只是个数字，我们只为了一口气！”

　　按照《猎德村旧村改造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规定，“村民房屋回迁安置原则上采用阶梯式安置方法，以四层为上限”。记者从那份表格上看到，有超过十户以上的村民拆迁面积有5层，而补偿面积也按5层给予，包括李应开在内的不少村民四层以上的面积均作为“违章建筑”不给予补偿。“每户人家的补偿数额是不公开的，要不是我们要出庭、要取证也不知道”，李应开和其余几位村民表示那十多户中有不少是村委干部或者与其有特殊关系的，他们认为不透明的操作直接带来了村民的不公平待遇。

　　另一位姓李的村民则表示：“我们签下协议完全是无奈之举，70名股东开会通过这份协议，但是我不知道70名股东是谁，他们怎么就能代表广大村民。事实上我们如果不签，日后村里的很多分红都会拿不到，很多村民都是迫于无奈签了协议，只有他们几个能坚持下去。”这位村民指着李应开说。

　　“肯定还会继续申诉”

　　记者：现在中院已经终审判决了，你们还会继续申诉吗？

　　李应开：肯定！省高院、全国最高法院我们都会去试，还会提交到全国人大。

　　记者：作为钉子户被全社会关注，感觉如何？

　　李泽民：压力很大，但我们这样坚持是为大多数无奈的村民表达意见，也是对基层民主实施效果的质疑。

　　记者：你们觉得这样坚守下去有什么意义吗？

　　李泽民：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只是为争一口气，这样坚持是为了让村民靠近公平、公开、透明，给村民监督的权利。

　　记者：身边的亲朋好友怎么看你？

　　李应开：他们也会劝我们，说算了，你斗不过的，放弃吧！我也想过要放弃，但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本报记者　赵佳月

　　(报料人李先生　奖金100元)

　　图：

　　这就是李泽民的“钉子楼”，他每天都会来查看一下房子。　本报记者　杨曦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