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时评
梅新育
2005年3月31日，高盛公司发布“超级牛市”报告，声称原油价格将达到105美元／桶，一时震动国际市场；2008年的第一个交易日，油价“破百”终于在纽约商品交易所成为现实，给了世人一个相当刺激的“惊喜”。
由于美国能源部公布原油库存降幅大于预期，1月2日纽约市场NYMEX2月原油合约一度上涨到每桶100.09美元，创现货月合约最高纪录，也是油价首次突破百美元大关，国际金融市场由此一片混乱，从纽约到巴黎、法兰克福，从澳大利亚到香港、台湾，世界主要股市几乎全面暴跌，黄金和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则暴涨，2日，纽约市场黄金期货盘中达每盎司864.50美元，创28年来新高；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玉米期货价格创11年新高，大豆期货刷新34年最高纪录。
毫无疑问，此次油价“破百”，水分不少，因为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初级产品价格基本上都是采用美元标价，而美元这两年汇率疲软，对欧元等其他主要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汇率下跌了许多。而且，今年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甚至不排除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也会削弱对能源的需求力度，下半年油价未必能够维持上半年的涨势。但是，就总体而言，我们肯定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面对较高的油价。早在2005年4月号《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断定世界面临“一次长期石油震荡”，未来20年必须适应持续高企的油价，虽说对具体价位和高油价持续的周期还存在争议，但今后一段时期油价较高则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已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能源进口大国，且进口量增长迅速，去年1—11月原油进口量高达1亿5029万吨，同比增长12.5％，进口石油在国内石油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日益上升，国际市场油价居高不下无疑将导致我国通货膨胀压力难以削弱。除了直接影响能源成本之外，油价高涨对农产品价格影响尤其突出，因为现在的世界农业号称“石油农业”，从化肥、农膜到农机要用的燃油，这些农业生产的投入品都要用上石油；而且油价高涨将激励农作物制油产业发展，从而加大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推力。偏偏食品价格堪称2007年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通货膨胀的“元凶首恶”，11月份，中国食品价格上涨拉动CPI上涨6个百分点，对CPI上涨的贡献度高达86.4％；居住类则是通货膨胀压力的第二大来源，其上涨拉动CPI上涨0.8个百分点，对CPI上涨的贡献度为11.5％；食品、居住两项合计，贡献了CPI上涨的97.9％。
既然如此，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对于直接的能源价格上涨压力，我们需要的是坚决地提高成品油价格，以此激励企业和居民实行节约能源的生活、生产方式，某些高档写字楼室外寒风呼啸、室内恨不得开电风扇乘凉的现象不应继续下去了。某些媒体上对提高成品油价格一概攻击为“垄断巨头掠夺消费者”的说法甚嚣尘上，这些说法要么是糊涂瞎起哄，要么是怀有希望政府财政为其高能耗生活方式买单的私利动机，要么是怀有某种政治性意图，决策者不应当被这些自私自利且鼠目寸光的喧嚣所绑架。
对于缓解食品拉动的通货膨胀压力，已经采取的取消粮食产品出口退税、实行出口配额制度都是必要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大对粮食出口和价格的限制？直至将出口限制推广到赖氨酸、VC、乙醇等下游深加工产品？这样做恐怕就有些走火入魔了，因为深加工应该是我们所鼓励的，对提升我们的产业层次、增加农民收入都有利。如果油价上涨、进而带动粮价上涨是一个长期现象，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过多地试图压制粮价上涨，无论世界市场粮价如何上涨，我国也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在限制粮食及其深加工产品出口方面做得太多并不好，不如把重心转移到补助受冲击最大的弱势阶层上面。
在长远来看，中国的商品和资产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源于海外，反过来又会加剧外部世界的通货膨胀压力；对片面指责中国“输出通货膨胀”的某些西方舆论我们大可一笑置之，但这不等于我们就不需要与其他主要经济大国就抑制世界性通货膨胀开展政策协调。而且，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国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操作，多半无法解决带有浓烈外部输入特征的问题，即使解决了也必定成本过高，中国需要和贸易伙伴(特别是美欧)开展更加深入的经济政策协调。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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