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义工文化根深叶茂

　　2007年12月8日，周六；香港，跑马地成和道。

　　“先生，支持慈善事业。”一个十五六岁的女中学生微笑着对记者说。她一手拿着捐款箱，一手拿着献爱心的“奖品”——一枚粉色圆形标签，硬币般大小，上面是一张甜美的笑脸。我把硬币投进捐款箱，她把标签小心翼翼地帮我贴在胸前，脸上露出开心的微笑……

　　这就是港人通常所说的“卖旗”，也是香港义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卖旗”是指一些慈善机构的筹款方式，当初只是卖花，后来发展到卖纸旗，现在改为贴标签，但港人一直习惯沿用“卖旗”的称谓。政府规定周六“卖旗”，“卖旗日”也就成为周六的别称。

　　各界广泛参与，社会认同度高

　　每逢“卖旗日”，大批中小学生走上街头奉献爱心，成为香江一道迷人风景。尤其是那些在父母陪伴下“卖旗”的小孩子，他们执着的眼神令人感动。“卖旗日”名目众多，有保护儿童会卖旗日、痉挛协会卖旗日、红十字会卖旗日、肌健协会卖旗日，等等，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香港义工文化历史悠久，社会不同的非政府机构及义工组织，均可以通过多元方式推广义工服务。义工贡献个人时间，不求回报地服务社会，已经成为一种信念，深深扎根于市民心中。

　　香港社会福利署推广义工服务督导委员会秘书处张淑贞告诉记者，香港义工服务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进一步壮大义工队伍，社会福利署从1998年起推行“义工运动”。截至2007年11月，约有1741所机构登记成为“义工运动”支持机构，其中有673,872人以自愿形式登记成为义工。此外，还有不少没有登记的人，也通过不同形式参与义工服务。义工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有儿童、学生、在职人士、家庭主妇以至退休人士等。其中，青年人是主体，占45%左右。这些义工每年服务的总时间在1000万小时以上。

　　特区政府除了推动及鼓励不同界别的人参与义工服务外，还开展跨界别合作，大力推动“家庭义工”概念，鼓励家庭成员一同参与义工服务，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加深家庭成员间的感情，促进家庭和谐，还有助于把义工服务推向纵深，让更多的人参与并支持义工服务。此外，特区政府还鼓励少数民族族裔、弱势社群等也参与义工服务。

　　2007年11月18日，96岁的张丽华获颁发义工奖励计划铜章。她虽然住在香港安老院，亲人也长居英国，但她精神甚佳，7年前自发为社区出一份力，负责探访院友登记一职，她的付出得到人们认可。

　　香港还有一些团体，比如红十字会、圣约翰救伤队、童军组织等，也会定期招募青少年义工，提供技能培训，安排他们参与救护伤员、为大型活动维持秩序等工作。

　　服务包罗万象，形式不拘一格

　　香港青年协会青年义工网络单位主任刘慧心告诉记者，香港的义工服务包罗万象，以配合社会的不同需要，比如：关怀老人、患者、弱智人士、戒毒者、内地新移民等，服务项目包括提供护送、护理、辅导、探访、交谈、娱乐等方面的支持和协助等。

　　义工除了参与一线服务外,还可以参与策划工作。“我们还推动义工经理概念,让义工参与义工管理及行政工作。现在，很多义工运用他们不同方面的专长，推展创新而配合社会需要的服务。”刘慧心说。

　　成立于1960年的香港青年协会，是香港最具规模的非牟利青年工作机构之一。该协会旨在“为青年事事关心，为社会处处着力”，与年青一代同步成长，协助他们成为社会接班人，并竭尽所能，培育他们热爱祖国、参与社会建设、承担公民责任的高尚情操。为发挥网络力量，扩大义工影响力，青年协会在1998年成立了香港第一个“青年义工网络”。成立至今，登记义工人数已超过110,000人；每年为社会贡献约500,000的服务小时。“青年义工网络”还通过网络共融，将不同身份、能力、背景、种族的人联系起来，共同为社会贡献力量。当社会遇上危机时，如2003年香港爆发“非典”疫情、2004年南亚发生海啸时，VNET借着网络平台帮助迅速筹款。为照顾长者，VNET今年还推出一项“青年义工手牵手?服务长者心连心”服务计划，激励大家关怀长者，同心建立和谐社会……

　　义工服务对象还有囚犯、赌徒、有轻生念头的人等“特殊群体”。义工通过到狱中探访囚犯、给囚犯写信等形式，帮助囚犯反思自己、认识自我：专门助人戒赌的义工，通过多种辅导和帮助，让近百个赌徒“金盆洗手”；对有轻生念头的人，义工通过各种办法与他们倾谈，缓解他们的情绪，让他们重燃希望。

　　各个义工组织会根据义工的情况提供不同的训练，训练内容由基本的概念、到不同的义工服务及策划的技巧等,负责义工组织的专业社工还会为义工提供支持和指导。比如，在组织义工活动前，义工组织会就服务注意事项对义工做出说明，介绍义工活动的主题和目的，义工从事什么样的角色等。还会要求义工注意服务方式，比如：对孤寡长者不要提他们的子女；为患者举行游戏时要考虑患者的能力，避免打击患者信心；到惩教机构帮助失足青少年，也不能用说教的做法，以免引起他们反感。

　　促进社会和谐，增强个体归属感

　　张淑贞告诉记者，义工服务反映了社会不同界别的人士不分彼此、无私服务社会的宝贵精神。“义工的经验不仅可以服务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士，还可以通过义工活动，善用社会上不同的资源，同心建立一个互助互爱而和谐的社会，藉此加强大家对社会的归属感。“在香港，许多团体和机构提供义工服务机会,让有兴趣的市民可以自由选择个人喜欢的义工服务，通过不同的途径参与义工服务。同时，这些团体和机构还会为义工提供训练及支持。义工是市民生活的一部份，义工服务的发展和维系离不开不同界别人士的参与及推动，特区政府担起重任，建立起全面的宣传策略和行政架构，让义工及义工组织自由地发挥所长。

　　当然，设计轻松愉快的游戏，使义工们相互熟悉、加深了解、增进感情，也是香港义工训练的一大特色。这种方式也可以训练义工们协作、领导、沟通、思考的能力，增强志愿者的信任感和归属感，取得很好的团队效应。

　　香港青年协会负责人说，鼓励青年成为义工，乐于为社会、国家而付出，一方面有助于建立充满爱和关怀的社会；另一方面，还可以加强青年对国家的认同，为国家尽一份力，促进社会和谐和国家建設。义工源自对别人的关怀,服务他人过程中体会的满足感,是推动香港市民持续服务社会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义工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让社会上不同阶层人士参与建设社会，最终达致彼此互相关怀、融洽相处。“义务工作是个人和团体追求自由选择、尊严、关怀和分享的根基，藉此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善用才干及发挥潜能，履行对社会的权利和义务、应付社会各种挑战。”张淑贞说。

　　性格开朗、普通话流利的马凯怡，当义工已经10多年了。受义工文化的影响，她大学毕业后选择到一家慈善机构工作。“通过义工服务，可以增强个体的归属感。”她曾组织过帮助内地新移民子女融入社会的义工活动，“内地新移民的子女初到香港，在很多方面不适应，学习问题尤其突出。香港比较重视英语学习，社会文化也与内地也有很大差别。如果学习跟不上，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会很受打击。因此，我组织义工帮助他们，每次活动两个小时，1小时功课辅导，1小时做游戏、谈心。并在谈心中让他们抒发感受，从而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融入香港社会。”

　　义工服务也得到学校和家长的大力支持。马凯怡说，家人以实际行动支持，“我妈妈、妹妹都是义工。妈妈原来是家庭主妇，现在爸爸退休了，可以分担一些家务，妈妈就出去当义工了，经常组织健身活动，参加政府组织的表演。”

　　帮助别人，提升自己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义工服务社会，也是一个助人自助的过程：义工既可服务社会，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在服务过程中还可以充实个人生活及体验，让自己的心灵与情操也得到升华。

　　义工刘先生告诉记者，一次在探访一个老婆婆时，自己和她聊天，讲很多有意思的事给她听，她很开心，临走的时候，老婆婆特意拉着他的手说“谢谢”，这令他非常感动。“虽然来回需要坐两个小时的车，忙碌一天也很辛苦，但我觉得很值得。”

　　今年22岁的黄楚凝，从中学开始就当义工。她说，上大学后参加“领袖活动计划”，经常外出交流。2006年4月，黄楚凝去上海参加“龙耀香江”活动，与内地、澳门等地的青少年交流；5月，去澳门参加“五四精神，你我传承”活动，把香港的经验和做法传递给澳门青年；200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她报名参加“龙声鼓舞”大型庆祝活动，从5月份开始，每个周末都要早上7点多出门参加彩排，直到6月30日“龙声鼓舞”正式演出。最近，她又参加了“接棒行动”，探访长者，陪她们聊天，帮助他们添置日常用品、打扫卫生。不到3个月，她就参加了4次这样的活动，其间，还有8次电话访问。

　　黄楚凝的“义工日程”满满当当，且每年都有新变化，她坦言，当义工收获很大。“学到很多东西，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也大大增强。自己的性格也有很大改变，知道了怎么去关心别人、爱别人。”

　　在香港，义工绝对是“义务劳动”，不仅没有报酬，甚至来回的路费都要自己出。但义工们对此毫不在意，黄楚凝说，“当义工就是为了帮助别人，不需要任何报酬，只要被帮助的人开心，便觉得所有付出都很有意义。”

　　当义工对每个人都有很多改变，“我觉得我更细心了”、“我的责任感更强了”、“我觉得对任何人都要关爱”、“当义工让我更成熟了”……参加“义工运动”义工的感受，或许代表了香港义工的共同心声。

　　当义工还可以拓展视野、丰富阅历。马凯怡说，“通过参加义工活动，我了解到孤儿失去父母的感受、长者独居的辛酸，然后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想方设法让他们感到温暖，让他们明白还有很多人在关怀他们。”当然，只有具备服务他人的知识和能力，才能当一个好义工，“义工不只是服务他人，还是促使自我不断提升的必要手段，比如个人的沟通能力，我以前和陌生人沟通找不到话题，现在就比较容易打开局面。”

　　针对明年的北京奥运会，还有义工建议内地省市开展丰富多彩的义工活动，利用奥运会的绿色主题，普及环保知识，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形式可以不拘一格，比如举行“同乐日”活动、有意义的游戏等，既寓教于乐，又能把绿色环保理念传递给市民，一举两得。

　　独立运作，合作紧密

　　义工组织运作有条不紊，在社会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要归功于香港有一套完善的保证机制。一般来说，政府不参与、干扰任何义工组织的运作。义工组织只要在政府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均为合法。如果该组织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需要政府资助，政府也会施以援手。义工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政府拨款、社会和个人捐款、自办实体创收。但总体而言，政府拨款所占比例较小，大量经费来自社会各界捐款。

　　当前，香港上千个义工组织涉及到数十个行业，服务方式和内容也各不相同，运作方式也完全独立。各义工组织独立招募义工，各自拥有自己的义工队伍，有自己的服务对象，开展有自己特色的工作。以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为例，其运作架构由两个层次组成:一是掌握最高权力的管理委员会，主要承担领导管理职能，进行工作决策、计划、组织、监督和控制，着重于重大问题的研究和重要活动的决策，成员主要由政府官员、社会贤达、普通社会人士和专职成员组成，委员会不做具体事务，而且大部分甚至全部成员由非专职人士组成；二是日常工作机构，即义工局的专职人员，具体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和组织常规活动，直接对义工安排工作和具体承办各项活动。这使义工局在开展工作上有了最大的自由度，又避免了义工资源的浪费。

　　“义工及义工组织按社区的需要、组织的专长及服务方针，推展不同的义工项目。它们互相配合，发挥不同的作用，各义工和义工组织就像机器中不同的齿轮，各自运作、互相带动，持续而穏定地发展。”张淑贞说。

　　各义工组织之间的合作也非常紧密，它们经常就某一社会问题展开合作，凝聚合力、造福社会。比如，2003年“非典”期间，为支援医护人员、救护患者，香港一位“白领”在网上发起义工捐款活动，募得100万港元捐给有关部门；香港青年协会利用自己的义工网络，通过青少年义工开展募捐等慈善活动，号召社会各界以实际对抗“非典”；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也积极采取措施，通过社区把中老年义工组织起来，开展形式多样的义工活动，为对抗“非典”加油出力……这些活动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络，把社会各界的力量凝聚起来，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医护人员，也对最终战胜“非典”贡献良多。

　　当然，各义工组织对义工专业技能要求也很高。除了义工“入职”前已经掌握一定技能外，义工组织还对参与服务的义工进行基本培训。此外，香港有7所高等院校设有社会工作系，每年有近千名社工系毕业生走入社会，为义工组织补充了新鲜血液，也令义工活动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此外，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还先后开办与义工有关的多项课程，招生名额也逐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