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冰冷残酷的电影梦

　　李安：冰冷残酷的电影梦

　　■本刊记者/杨东晓

　　女人、男人都神秘而复杂，值得用电影去做深深探索，哪怕是要下地狱，而不是上天堂

　　“激情戏是终极的表演，而通过表演去追溯真相，比人生更真实。” 2007年12月25日晚，李安在北京，与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们就其电影创作进行了坦诚的交流。

　　李安用他一贯的诚恳表示“对我而言最珍贵的经验是拍床戏，它是终极的表演经验，也是终极的拍摄经验。”

　　在北影的这个晚上，关于《色·戒》“干净版”和“完整版”的话题一直不断。田壮壮把被删节的电影称为被打扫了卫生的电影，而校长张会军表示，希望能为这些专业的学生放一次未删版，这种想法听起来有些业务探讨的性质，却是学生们这次见李安时收到的最大红包。

　　李安对于“色”、“戒”这两个中文字的理解是“色”是色相、感情，“戒”是理智。延伸到电影本身，学电影就是感情，“戒”是用理智的眼光去了解。

　　对于把张爱玲的东西拍成电影，他坦陈张爱玲的作品令他非常挣扎：“在拍摄中有时候抬头看天空，似乎看到张爱玲在上面笑，很没安全感，但到你快崩溃的时候却会出现一些很美的东西，你要承受那个状态。”

　　拍电影，就是在下地狱

　　李安面对的，是满堂上下怀着名导、明星梦的年轻人，他们希望这位问鼎奥斯卡的大导演能指点迷津，但是李安的回答听起来却像一针针镇静剂：

　　“华语片太难拍了，拍西片比较轻松。”他解释说：“美国电影一百年跟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发展非常不同，他们有很完善的一套东西，非常注重用声光和画面说故事。我拍西片的话，虽然对他们的文本不认识，但却可以从内在和本质出发看到背后潜在的意义。我对中国文化很熟悉，反而捉不住背后的东西。因此各方面都很吃力。”

　　游走在华语片和西片之间的李安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不断地交换拍摄华语片与西片，对我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可以从一方提取经验用到另一方上面。”

　　李安对于电影梦有着清醒而冰冷的透视，他认为，拍电影是下地狱的事情，而不是上天堂。他再次提到色与戒的关系，“把灯关上，在黑暗的盒子里观看影像，陷入色相与情感，只有用理智去看去了解，才不会把自己毁灭，那就是‘戒’。”

　　而他对电影本质的诠释听起来更为残酷：“拍电影的过程，是自身的隐秘被剖开，给大家看的过程。这个过程很爽，但也很痛苦，听起来好像有点被虐狂的意思。”

　　对于如何评价自己，李安这样认为：“我是一个好的导演，但不太会写作，写作太孤独了。怎么才能吸引人？你会在剧本的演练中不断受打击”。因此，他告诫大家都要写剧本。

　　学生们都想知道李安是怎样做到在东西方都被认同。他认为自己是到了美国才真正看清了中国文化，而用东方人眼光看西方的文化也比较客观，两边的融合才能拍出不错的作品。他说张爱玲、老舍、钱钟书之所以能写出优秀的中文作品，是因为英文好的原因。

　　他认为自己就是在美国单干的“个体户”，基本是大公司拿剧本找他，要么就是“自主研发”项目然后找投资。

　　但是这位被粉丝包围的名导却说不出一句鼓励后进或者有期许的话，他对于一个个胸怀梦想的未来导演们如实相告：“如果年轻人总需要我鼓励的话，还是别来拍电影了。”

　　从小在北京电影学院长大，一生在这里工作的退休摄影师孙健三告诉《新世纪周刊》：“我在北影学院这么些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的场面，简直是在圣诞夜‘抢救’李安。”

　　就在李安此次大陆之行前几天，一位著名抗战将领的后人在参观成都大邑安仁镇的抗战俘虏纪念馆后，发表自己的观点，“俘虏也是英雄，他们也是真正的英雄。你看那位女英雄（此馆展出了成本华烈士像）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多么英勇！她是真正值得我们歌颂的人！”她忽然话锋一转，“最近那个什么电影《色·戒》，它到底想干什么？拍电影、讲故事放在什么背景下不好，为什么非要以抗战为背景，还要美其名曰什么‘人性’！媒体、舆论居然还是一片叫好声，这是侮辱中国人啊！”

　　李安到底想表达什么？

　　单纯的大学生王佳芝成熟以后，与易先生之间形成的关系，比阿房宫房顶上勾心和斗角的结构还来得复杂。搭建起不容易，拆解开来更难，最后一把火毁灭了才算结束。

　　这也正是李安想表现的：“人只有透过假装这件事情才能抓到真实的自我，这很讽刺。我们真实的自我其实是被压抑的，真正的东西是藏在里面。人性中它应该有一个湿润地带、一个灰色的地带让我们去触摸。”因此，张爱玲薄薄的30页纸，李安炼狱一年多，还引发了更为复杂的人生和社会议题。

　　对女人、男人神秘的追索

　　王佳芝是李安所不懂的女人，所以他要拍她的戏，在拍的过程中探索她。

　　总有女性说，李安比女人更懂女人，李安的回答正好相反：因为不懂，所以探索。

　　“女性给我的，第一是安全感、有种母性，第二是她有一种神秘感。另外女性性感的一方面，就是我们对性的追求，对于神秘的追求。生我们的，我们最终要去的地方，都是极阴的地方。也是男性内在的地方，男人的内在是女人，外在才是男人。女人正好反过来。所以我说这是我们的幻想。”

　　“在我电影里做决定的通常是女性。像王佳芝，她让我迷惑，这样好的女人去扮演一个致命的女性、一个蛇蝎美女，对我来说是个迷。”李安抱歉了一下，继续他的探讨，“女性对我来说是很矛盾的。她们很神秘，不像我们男人，性爱有个证明，女人没有证明(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对不起”)，女人可以装假，她有没有，有多高，有没有底，(男人)心里不知道，所以就很神秘 。”

　　男性也是李安所不懂的，他说，拍男性应该找一位女导演。

　　李安并不同意观众对《喜宴》和《断背山》的认定，通常，这两部影片被认为是反映男同性恋问题的电影。李安承认《喜宴》在海外受到同性恋族群的认可，但坚持认为这部电影还是一部家庭伦理剧。

　　同样，李安说《断背山》也不是在讲述同性恋，而是一部讲述爱情的影片。李安坦白自己观点，“爱是可以超越文化差异的，当爱降临时，异性之爱与同性之爱是毫无差别的，爱老婆与爱男人是一样的，在观看本片时，不妨把性别撇在一旁”。

　　李安称自己天性比较阴柔，也没跟谁两肋插刀过，不是很阳刚的男人。最阳刚的一次是他和周润发出席《卧虎藏龙》法国杜维尔影展时的合影，因为当时杨紫琼、章子怡正好都不在场，被周润发右手搭在肩上记录了他最男性的时刻。

　　“男性到了最尽头的时候很可能就变成gay。像《断背山》，天地之间只有两个男人和羊群，就发展成了gay的故事。”李安说，“我只在扑捉男性的张力，做到后来是不是gay我说不上来，男性女性的事很奇妙，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很复杂。”

　　这就是中国，5000年的性压抑

　　■本刊记者/杨东晓

　　作为永远的边缘人，李安有独特的视角和心理，呈现出让东西方观众都理解的文化表达

　　从1985年起，李安在最繁华的都市边缘“窝”了整整6年才拍出第一部电影。

　　两年后，他拍出了自己首部反映同性恋问题的《喜宴》，又过了4年，拍出反映美国上世纪70年代换妻派对中的《冰风暴》。

　　2005年普利策奖编剧团队的麦克默特里和欧莎娜找到他，要他再拍一部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断背山》。因为他们觉得，李安是边缘人中的边缘人。

　　中国人5000年的性压抑

　　欧莎娜1997年从《纽约客》上看到安妮·普露的小说《断背山》，深深感动于这个短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为了把它搬上银幕，欧莎娜与麦克默特里在多年的改编中，一直在为它寻找合适的执导者。

　　李安的《卧虎藏龙》是他2000年的作品，在玉蛟龙和罗小虎火辣的相克相生背后，还有一条线索像道暗伤在躯体中不停地游走，那就是李慕白、俞秀莲含蓄隐忍的恋情。这是一个信号，告诉麦克默特里和欧莎娜，李安正是他们多年来寻求的对象。

　　原著作者安妮·普露开始却对请一位台湾来的中年男子执导她的作品抱有怀疑：一个来自台湾、生长在都市的导演，怎样掌握这个乡村牛仔的故事？他能够抓到精髓吗？

　　而李安的处理结果令观众满意的同时也令老太太信服。在李安看来，中国文化有很多元素都能注入《断背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压抑和挣扎和原著表现的情绪矛盾其实是“异曲同工”。

　　事实上，在拍《断背山》之前12年的《喜宴》中，李安就作为客串演员说出了他银幕上的第一句话：“这就是中国五千年的性压抑”。

　　2007年年底，李安与记者坦诚地交流着身份的困惑：我是哪里人？在台湾，我是外省人第二代，到了美国我是台湾人，回到大陆又成了在美国拍片的导演。这使得他面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时非常困扰。

　　所以他说：“问题不是我本身，而是存在世界的本身。即使你把我逼到刑房，问我是什么人，那我最后只能告诉你我是台湾外省人，我是世界公民。很多人问我你拍的电影到底是给外国人看，还是给中国人看，其实我拍电影从没想过拍给哪个国家的人看，只想尽力把电影拍好，电影是我比较相信的东西。”

　　李安希望有一天世界会像约翰·列农 的《Imagine》所描述的那样，没有国家、没有宗教，大家和平地处在一起。“大家认同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是哪里人。我是一个中国人的底子，到了海外坚持要做记忆修复，我能做的只是通过这种修复，将自己对它新的发展忠诚地放在电影里面。”

　　这种想要摆脱域外人身份的焦虑，一直困扰着他：“拍完《卧虎藏龙》一年以后，我才敢站出来讲，我是台湾的外省人。”

　　在大陆各地，李安被问起的几个热点问题之一就是“你那6年是怎么过来的？”

　　李安坦诚地说：“当年我就很怕自己像《烧肉粽》歌词里所唱的那样：“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惜，让我读过几年书，毕业之后头路无，暂时来卖烧肉粽”。在自怨自艾中不知不觉地就叫卖了一辈子的“来呷烧肉粽”。所以我就赖在家中，只要是偏离导演航道的，赚钱的工作也不做。”

　　一事无成中，李安不得不找零活做，但他连看器材、当剧务这种ABC也做不好。

　　说到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李安说自己“心碎无数”，李安一再对着媒体和读者说出“我想如果我有日本丈夫气节的话，早该切腹了”这句话，爆笑的人群中，连他自己都笑得很爽朗。

　　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岳父岳母到纽约来帮着带孩子，夫人林惠嘉事先提醒自己的父母，“千万别提拍片的事”，怕伤了他。

　　全家四口人在林惠嘉这位生物学博士当时微薄的收入下，生活了6年。以至于1990年他在困顿中创作的两个剧本《推手》和《喜宴》在台湾得了奖，都无法去领。他银行户头上的43美元与回台湾所需的1千美元，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后来的一切证明，他的这两个剧本，为他挣得到的不仅仅是60万台币的奖金，还有他遇见伯乐后终见天日而一发不可收的才华和运势。

　　边缘人的社会问题

　　尽管《喜宴》在1993年柏林影展获金熊奖、《卧虎藏龙》在2000年获得4项奥斯卡奖，但是这些中国题材的影片，给李安在西方影坛上，更明显地打上了中国的烙印。他的作品中有着一看便知的中国文化的符号。

　　美国观众不太理解《喜宴》的结局，男同性恋者与女性假结婚，妻子怀孕，日子也就这样过下去了。它的结局并不是人人快乐，甚至是人人不快乐，但是它圆满，它是“一个对完整、完全的渴望，里面有着委曲求全的意味，你要求全，就一定要委曲。”李安说。

　　这是李安性格的组成部分，也是很多中国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一种浓厚的中国家庭观念。西方人通过这些了解到中国。

　　事实上，《喜宴》中有很多李安的影子，失望的父亲、年轻人到美国后感受到的自由、各种新发现。当然男主角伟同发现得更多，包括对自己性取向的发现和认识，他了解到自己只爱同性，而且找到了一位西方男友。

　　李安身上的中原文化、台湾文化、美国文化全都在一部《喜宴》里。所以《喜宴》在西方，无法脱离它的族裔背景。

　　《冰风暴》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美国社会问题影片，它获得了1997年戛纳影展编剧奖，李安本人获得夏威夷国际影展电影视野特别奖。那是个发生在1973年的故事，主人公家的电视里传出水门事件公听会、越战的最新报道。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那个时期开始美国社会的一种新游戏，它是李安先前并不熟悉的——换妻派对。

　　这是两个地道的美国家庭，这种活动一般称为“换妻”，事实上，在相互交换妻子的同时，妻子也交换了丈夫。无论是以男权还是女权的眼光在交换，他们都无法逃出平庸而弱势这张网。

　　从70年代走过来的美国观众对《冰风暴》讲述的内容记忆犹新，但是它由李安这样一位黄种人执导时，观众们看到美国当代史的同时，更多地想到的，一个有族裔背景的人，拍了一部反映边缘及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电影。

　　原因很简单，李安就像他在出生地台湾是“外省人第二代”一样，在美国他是中国台湾人。无论他拍的《理性与感性》多么英国化、18世纪化，他的《冰风暴》多么美国化。

　　李安认为，他选择哪一部剧本，都是由于其中有触动了人性的地方、有爱让他感动，不管它是华语片还是西语片。但是在西方人看来，视角又不同，拍华语时他们看到的是族裔背景和文化表达；反映弱势群体时，他们看到的是边缘人的社会问题。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每当一部李安式的边缘电影放映后，这一性质的事件马上成为社会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