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中国重新出发

　　回首看，最缺的是想象力

　　“这样的局面是不是已经到头了？我觉得这才是开始。

　　撰稿／黄 祺(记者)

　　不管从什么角度看，王石都是个成功者，连许多商界富豪也视他为偶像——很多人比他有钱，但一定比不上他会爬山。

　　他的性格似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内核天然地契合：乐观而主动，喜欢探险又固执倔强，吃过苦所以不再怕苦，对未来充满好奇，从来“摸着石头过河”……他从军、读书、上班、下海，王石的经历，就是中国30年神奇变化的缩影。

　　回头看，王石说：“想象不到。”

　　神秘的“外面”

　　王石的“档期”从来排得很满。

　　坐在上海香格里拉的会议室里，王石扮演的是企业家的角色，巧克力色休闲西服，质地柔软的衬衣，只有坚硬的胡茬，跟野外露营时候没什么两样。

　　深圳是王石的起点，也是万科的摇篮，没有“特区”，也许王石的今天会是另一个样子。然而，如果不是记者特别要求，他很不喜欢回顾过往。

　　回忆开场前先是“提要”，只有四个字：想象不到。

　　1978年第一次到深圳，王石的身份是“国家技术员”，对于深圳，王石是个“外人”，对于王石，深圳是个“边关”。

　　“1966年红卫兵串联，我第一次去广州的时候知道有深圳，那是我们国家的出口转接站。串联的时候深圳是不让去的，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在深圳有工程项目。”王石分到的项目是到笋岗北站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这个工作没给王石留下什么好印象，内地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品，先运到深圳，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要在这里检验清除。

　　住宿的工棚周围弥漫着动物、植物腐烂的臭味，绿头苍蝇整日盘绕。当地的工人讲广东话，王石这个北方来的技术员似乎与这里格格不入，喜欢一个人钻在蚊帐里看书、睡觉。

　　当时的深圳是边防禁区，只有持特殊证件的人才可以去，王石以铁路技术员的身份，可以四处看看。最具神秘色彩的是罗湖桥边检口岸。“记得很清楚，当时到罗湖桥上去看对面的英国旗帜。”30年前，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还是一个人们所知甚少的“外面的世界”。

　　王石还去了沙头角“中英街”，冷冷清清没几个人，“界碑”处有警察巡逻。深圳这边的街上，商店里空空荡荡。“我记得当时就买了几包陈皮和话梅。”与广州相比，深圳就是一个物资匮乏的边远小镇。回广州之前，王石只是去集市上买些牛肉带给同事，因为在广州，肉还是凭票供应的。

　　开放·卷发·三五烟

　　在冷清和封闭的“禁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暗流涌动。偷渡，在当年的深圳频繁发生。“我们的工程是民工队来做的，往往早上起来几个民工又不见了，昨晚上跑到香港去了。”王石有一次在深圳河里见到一具尸体，想必是一个偷渡失败的年轻人。

　　“当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我的岳父曾经借住在深圳黄岗村一户农民家里，那次我去看望了这位房东，他已是黄岗村的村长。”黄岗村紧贴界河，村里的年轻人一大半在香港谋生。由于历史原因，村中的部分耕地被划在界河另一侧，村民持有两边都承认的“过境耕地证”自由往来。黄岗村也因此成为偷渡客的首选。

　　“村长也是民兵大队长，任务就是堵偷渡的。”这位村长中学毕业，同学里留在深圳的只剩他一个，其他人全部去了香港。

　　王石的身边，弥漫着蠢蠢欲动的气氛。但王石自己，却一点也没有受到这些气氛的影响。“当时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工作在消毒站，星期六到村长家住一住，看看香港电视，粤语基本听不懂，电视也是黑白的。”

　　王石跟“偷渡客”有太大的差别。他是国家技术人员，一个听不懂广东话的北方人，没有在香港亲戚朋友可以“照应”，最关键的是：“想出去也不会用这个渠道。我当然向往出去，我想当海员，从另外的渠道出去。”当海员是王石长久以来的梦想，大学毕业后没能实现，但周游世界的雄心从未熄灭。“不知道能干什么，但是做着准备。”王石自学英语，为一个看不见的理想准备着。

　　回到广州以后，王石才慢慢真正感受到深圳的开放之风。“我岳父的房东每年都会到广州来看他老人家，每次来会带一些自己捕捉的鱼虾。”后来，这位村长房东带来的礼物变了，他把鱼虾拿到香港去卖，买回来美国的提子和李子。“看上去特别漂亮，让人很有食欲。”

　　1980年深圳建立特区，第二年，村长房东带的礼物是“555”香烟。让王石惊讶的是，村长太太烫了一个很时髦的卷发。“她看到我们很好奇地看她，也感觉很不好意思，村长一家变化是很大的，这个对我触动很大，特区完全是在对外开放了。”

　　消毒库工程结束以后，每隔两三个月，王石还要回到深圳去检查。深圳开始显露出勃勃生机，大泥斗车来回穿梭，烟尘滚滚。“深圳就像是一个大工地，整个都启动起来。”王石描述，那是一种让人“很兴奋的感觉”。

　　序幕刚刚拉开

　　1978年住在消毒库工棚蚊帐里的王石，没有想到5年后他再次来到深圳，开始书写自己的辉煌。

　　“来深圳之前，我已经打定主意，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简称特发)谋求发展。但我做什么呢？心里没一点数。”自传里，王石这样描述当时的状态。去深圳之前，王石有一份“风光”的工作：广东省外经委，招商引资，出入在高档宾馆，穿梭于“广交会”上。不过，论资排辈的机关作风，还是“憋”坏了这个满心理想的年轻人。

　　去深圳有几种人：三线干部落实政策的、干部们的子女、辞职下海的人、大学生。1983年，去特区“闯荡”并不像后来那样时髦，更多的是“冒险”。跟其他后来成为企业家的人相比，王石觉得自己是个“例外”。当时“下海”的人，多数由于无可奈何、走投无路，但他自己，却是放弃了外经委的优越生活，主动下海。

　　自信和艰苦生活的积淀，让王石比其他人承受压力的能力更强。“1983年去了深圳，当年广州的同事出差时来看我，觉得我生活这么苦。可我却不觉得苦，关键是参照系不一样，我的参照系是在新疆当兵时的艰苦生活。深圳本身在岭南，山清水秀、绿竹鸟鸣，只有蚊子让人受不了。”最初“倒卖”饲料时，王石有时候会跟搬运工一起扛大包，工人们对“王经理”的举动十分不解，王石心里想的却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如果没有“闯荡”深圳，就不会有如今国内最大的住宅企业万科。成就了一个年营业额数百亿的房产企业，按照惯常的标准，王石早就可以功成身退了，但可能正是这30年来跌宕精彩的经历，让王石更好奇于下一个30年。

　　“怎么评价这30年？可能还是这句话：想不到。想不到的不仅仅是我，包括媒体，包括经济学家，包括老百姓都没想到，但是这样的局面是不是已经到头了？我觉得这才是开始。”王石把2005年作为一个“拐点”，在此之前，他觉得自己已经很成功了，“2005年我意识到自己把企业的发展想象得太简单了，万科还没开始真正扮演它的角色。”

　　他说，一个企业家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业，第二个阶段是让自己的企业变得成熟，第三个阶段是“从企业家到公益活动家的转换”。王石的下一个目标，是带领万科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伟大的企业，受人尊敬的企业必须担负自己的“社会责任”。他的理解是：“企业不仅仅关心直接利益群体，而且关心间接利益群体。”

　　“如果是前几年，让我谈1983年‘倒卖’饲料，可能还有些激动人心，但现在激动不起来了，真正让你激动的伟大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王石眉目间是踌躇满志的神采，这神采与他30年前闯荡深圳时，大概是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