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中国重新出发

　　两部书的断代史

　　从《基度山伯爵》到《政治经济学》，30年里，有这样两部似乎趣味迥异的大书在中国热销，蒋学模的人生可谓丰富而精彩。

　　撰稿／李 莹 王泠一

　　1978年，蒋学模已经结束了在复旦校园里扫马路的“日课”，接受夏征农之邀，开始着手恢复复旦学报。在那些荒诞的日子里，他牢记着大仲马《基度山伯爵》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

　　蒋学模对基度山伯爵这个虚构人物可谓太熟悉了。1936年，他还是东吴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就看过好莱坞出品的《基度山恩仇记》。1939年他在四川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英译本《基度山伯爵》，废寝忘食地通读一遍，产生了将其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冲动，尽管这是一部100多万字的巨著。

　　抗战胜利后，蒋学模打算随复旦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但却难以成行。他曾经回忆说：“海路，阔佬们用金条买通关节，空路由军统控制，陆路要先乘汽车翻越秦岭到宝鸡，然后坐陇海线，海陆空三路都无法成行，只好留在重庆。”闲来无事，他就在嘉陵江畔开始翻译《基度山恩仇记》，据Everyman＇s Library版的英译本，平均每天译两千多字，一年中译得七十五万字。此时他乘坐复旦校方包租的一架飞机回到上海，又花了半年时间译出全书。

　　1947年，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陆续分册出版了他的译著，当时的书名用了电影的名称《基度山恩仇记》。也就是在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此书，书名改为《基度山伯爵》。新书上架时洛阳纸贵，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图书馆里，这套书的周转率也高得惊人，甚至需要打通管理员的“关节”才能顺利借到。

　　1979年，朱龙霞还是上海长宁区的一个初二学生，她与同学们争相传阅蒋学模翻译的《基度山伯爵》，被故事所描述的爱情、复仇、友情深深吸引。后来她选择高考志愿时，填报的正是复旦大学法语专业。文汇报资深记者卢宝康是在80年代初期的大学校园里读到《基督山伯爵》的，他用了两天时间通读整部小说，放下书后，很多想法已经改变。他看到了“文革”时无情迫害的场面，原来早在法国雅各宾派统治时期就已出现。这本书成为他了解法国革命、了解法国历史的起点。直到如今，中科院院士谷超豪先生还专门向蒋学模先生索要了《基度山伯爵》的签名本，在数学研究之余捧读一番。

　　蒋学模回忆说，同样是在1978年，中宣部安排一批研究人员集中于中央党校，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蒋学模也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当时13个省市写出了14份提纲，最后实际对外发行的是复旦和人大编写的两本。蒋学模没有想到，他主编的这份教材居然一纸风行，在30年里发行了13版，印数近1800万册，培养了无数改革者最初的经济思维能力。他开玩笑说：当时出版社靠这一本书就能活得很滋润了。如果那时候实行版税制，那真是要发财了！

　　30年里，有这样两部似乎趣味迥异的大书在中国热销，蒋学模的人生可谓丰富而精彩。实际上，这并不难理解：站在1978年的这个民族，既需要理论的重塑，也需要文学的滋养。-

　　人生不再是碎纸片

　　每天夜晚，他把白天想好的译文写在从墙上撕下来的糊墙报纸上，有时是写在卫生纸、包装纸和香烟盒上。

　　撰稿／洪 荒

　　1977年，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刘佛年辗转找到了王智量先生。

　　这位1948年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毕业生，此时已经当了20多年的右派，当刘佛年找到他时已是家徒四壁，穷得连床都被卖掉了，一家五口人晚上都只能睡地铺；主要的伙食是喂鸡的碎米，下锅前要把小石子一粒粒拣出来。

　　王智量50年代初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在所长何其芳的鼓励下，20多岁就开始雄心勃勃地翻译“俄国文学的皇冠”——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那个春天，他被“革命左派”“揪出来”“剥开画皮”，成为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狗屎不如”的右派分子。“白专道路”是他的一大罪名，而他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则是批斗会上揭发出来的一大罪证。他失去了工作，每月只能领取30元生活费，开始劳动改造。

　　他记得，1958年5月，就在被送往太行山区农村的前一天，万念俱灰的他在厕所里偶遇何其芳先生。王智量万万没有想到，这位文学研究所所长，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在这种时间，在这个地方，低声地、匆促地、也是认真而严肃地对他说：“《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随后何其芳马上转身走出厕所，出门前还不忘探头向外，先看看走廊里是否有旁人。

　　他记得，太行山麓那个名叫小米峪的山村外。蓝天白云下，他双脚交替踩着刚刚播下旱稻稻种的田垄，一边踩实浮土，一边默念《奥涅金》中四音步的诗行，再一句句地把原诗在心中翻译成中文……每天夜晚，他把白天想好的译文写在从墙上撕下来的糊墙报纸上，有时是写在卫生纸、包装纸和香烟盒上。

　　他记得，1960年春天，饥饿笼罩大地，他被派到甘肃定西重灾区去支援春耕，在吃着野菜树皮去拉犁种地的时候，仍然继续《奥涅金》的翻译工作。1960年底，当他失去了户口、干部身份和健康，只剩头上一顶右派帽子来到上海时，随身行李是一袋书和一只盛满各种碎纸片的手提包。那些纸片，就是《奥涅金》一节节的译稿。

　　他记得，为了全家生计，他当上了在黄浦江边卸船扛木头的临时工。好心的工友告诉他，一百多斤重的木头是有弹性的，一定要随着它一上一下的弹动来迈步子。虽然每天累得浑身散架，但就是在扛着木头向前走的时候，王智量仍在背诵着古希腊语法中词头词尾的变化。

　　刘佛年当即邀请智量先生去华东师大任教，所有手续都由他亲自督办。他给了王智量三个选择，一是去中文系任教，二是去外语系任教，三是去他自己所在的教育系，从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

　　前两个系科是王智量的专长所在，可是，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教育系，从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理由很简单，他说：“作为一个20多年没有工作的右派，突然有机会重新回到了吃‘公家饭’的位置，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报答刘佛年校长。”

　　1977年10月，王智量来到华东师大教育系工作。他4岁随母亲学英语，中学时学了法语，上大学学的专业是俄语，还曾经自学德语、古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语。而在教育系，他只能从事一些文字翻译工作。

　　不久，由徐中玉教授出面，王智量先生被调到了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又开始了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从这个新起点出发，他翻译了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最终获得了俄国政府颁发的俄中友谊奖章及荣誉证书，奖励他为传播俄国文学做出的巨大贡献。

　　高考是长夜后的烛光

　　摸着石头过河，那是因为没有任何先验的蓝本可供临摹。是那一盏豆大的烛光，摇摇晃晃的决绝，照亮了我后面30年生涯的第一步。

　　撰稿／陆幸生(记者)

　　两毛钱买一包蜡烛，一包蜡烛十根。糊涂的是这个价格，依稀记得是如此，毕竟30年过去，我记不得确切的物价数字了。而清晰的是当年蜡烛的包装，粗糙的马粪纸裹着，呈一个规则的六角形圆柱体。一个晚上用两根，五天买一回，一个月的蜡烛开销是6包，合计1元2角。这份支出，占到我这个国家一级农工一月收入32元的三十分之一强。到黑龙江下乡10年，一以贯之的月薪开销历来是这样“调控”的：12至15元吃饭，农忙多吃，农闲少吃。5元钱零用，平时买点肥皂什么的，还要买些深颜色的染料，北大荒的冬天例行拆洗冬装，棉袄棉裤拆得零件似的，一片一片地要重染重做。棉袄领子难上，棉裤裤腰难缝，而我都已经是老手了。剩下的10元钱里，除去交党费，全年剩下100来元钱，是准备交给铁道部的，那是来回探亲的路费，以及回到上海家中交给母亲的饭钱。

　　狠狠心掏出这份额外支出，是为了温课应考。1977年10月，农场场部十字路口高悬的大喇叭里，高亢地传达了来自北京的“号召”：当年12月恢复大学的入学考试。而黑龙江实行地方政策，要考两次。知青们传说着的理由很是充分，“这疙瘩来了这么几十万知识青年，就考一回，涮下谁谁不愿意，再说也涮不过来呀，考他娘的两回，轮着骨碌下油锅，谁‘抗造’(东北话，忍受煎熬的意思)谁笑到最后。”

　　1968年刚到农场，“旁边”60公里外的七台河是个人民公社，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了，七台河成为国家煤炭“特区”。据说这里的无烟煤是生产钢铁用的特等焦炭原料，抗战时候小鬼子都红了眼的。七台河的体制农转工，工人大哥比农民小二要狠，农场就吃了大亏。农场用的电，源头在吉林的小丰满电站，走的线路必经七台河，每逢煤矿生产急了，七台河就拉农场的闸，俺们已经无数次地“回到了一片黑暗的旧社会”。为争分夺秒地温课，一个拥有两万多人，知青占了一多半的农场，蜡烛就这么脱销了。

　　好在当时的我，在团部机关后勤处物资股“当干部”，团部物资大库对我来说，可以直进直出没门槛，整个农场的蜡烛就是缺到天上去，也不会缺我的那份。考语文，作文占分数大头，编点话写上够数就行，可考试里有高中立体几何题目，我这个初中生没学过。虽有蜡烛，还得找老师。团部服务连的指导员是一块下乡的上海松江的市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他不嫌弃我，肯教。经过数番指点，半明半白的我，晚上就到没有人的办公室去，点上蜡烛死记硬背、生嚼乱咽，每每熬到半夜。我告诉自己：为了永远不再碰到数学，现在就要撕碎它、啃下它，牢记，是为了彻底的忘却。

　　预考那天，我的数学卷还是有做错的。监考的都是没参加考试的“知青兄弟姐妹”们，平时都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交情没得说。一个平时总以农场首席篮球裁判自居的哥们，在教室里兜了一圈，随后走到我身边，用手指敲敲我错了的那道题。我当然闻过则喜，立即改正。到正式考试那天，我就没那么幸运，临时抱佛脚的高中几何题做出来了，初中的平面几何题反倒做错了。辅助线划得不对，一错到底。出得考场，仰面长叹，天亡我也。

　　那天下午考语文，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有无数考生压准了这个题目，因为考试这一天是12月26日。

　　高纬度的黑龙江严冬，深夜气温零下30余度。星空透彻，深邃无比。“一切都结束了”的晚上，我独自在场部走过了无数遍的唯一公路上“散步”。睫毛上慢慢地挂起了白霜，眼前一派迷惘。我再次开始了等待。等待什么？结果。什么结果？不知道。不知道的我，现在能够做的，是什么？明天早上乘农场的班车，上七台河，再乘火车到哈尔滨，然后转车回上海过年。这个年能过得好么？不知道。不知道也得过。

　　积雪在我的脚下吱吱作响。我为什么参加这场考试？1966年初中毕业后，在我应该参加高中入学考试的年龄，考试取消了。1973年，国家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我得到了农场机关同事们百分之一百的推荐率，这让我排在机关推荐上学名单上的第一位置。上海派到农场的招收老师见我，告诉我去报到的学校是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内燃机专业。只是，当农场某位副书记阴阳怪气教育了几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后，我知道一切已成泡影。原因是后来知道的，我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文革”中受到审查，虽然当时已被解除隔离，但尚未作有政治结论。我无比愤怒，我已在1972年1月通过了入党政审，成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年前的我能入党，一年后的我却不能入学。有温和的领导来谈话，我也温和地“理解”说：不是我的政审不清楚，而是我父亲不清楚；不是我在政治上不进步，而是我父亲不进步。

　　第二年，我再次要求上学，依旧得到推荐。结果与上年相同。我彻底失望。接下来的两年盛夏和初秋，在繁忙的季节，我请假回上海探亲。我的工作业务，是负责全农场几千台农业机械的油料供应，每年受到嘉奖，多次立功，现在我“撂挑子”了。地球离开谁都还是转的，而我要表达的，是我的消极。我不知道我的农场生涯究竟有多长，我这一生就不能消极一次么，我为什么不能消极一次？

　　回到上海，父母对我的沉默还以沉默。上海的马路上，时有打着“我们要回家”标语的游行队伍。这是在不同年代中安排到不同地区的知识青年们。我站立街头，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命运的朋友们，离去已是现实，现在却在为能够回家而疾呼。

　　春节后发榜，留守农场的哥们发来电报：被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录取，速归。返回黑龙江，场部商店仓库外的院墙上，贴着这次“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本农场考生录取情况，大学本科录取生约有30多个，我排在第七；在我前面的6名，都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当时，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讯息，在黑龙江农场系统迅速地传送着：这次高考，上海的上海中学、育才中学等学校的学生，都考出名了。我是上海市育才中学的1966届初三毕业生。

　　现在称以老三届的学生，其实大多未必像以后的历史性述说那样，当年就具有超常的政治醒悟和明确的人生目标。我自己是混沌的。一张大红纸写就的喜报，贴在弄堂的墙上，我就被送走了；在这张喜报的旁边，就是打倒我父亲的黑体大字标语。父亲和母亲同时被关押在互不知晓的地方。身陷红与黑同时翻滚的浪涛，我不可能有所反抗，我也没有多大的力量和可能来挣扎。逃离恐怖的“风景”，成为我远行的心理安慰。而现在，面对病退、困退，我没有这样的途径，也懒于、更羞于这样的途径。我始终以那个年代最传统的方式幻想着，我要以国家发一张批准我离开农场(读书、当工人或者当兵)的“证明”，以证我离去的正当性质和光明正大。我是愚蒙的，别的方式，老师没教过的，我也就不会。

　　我得到了国家的大学入学通知，然我依旧身在异乡读书。4年后，拿着国家批准我毕业回家就业的公文，回到上海，继而走访有关部门，祈求安排工作。一切再从头“赤脚”开始。

　　看着今天的报纸，有以“愿自由开放的旗帜高高飘扬”为题的文字，黄钟大吕般地概括着：“三十年前的月亮，照着一个国运彷徨、民生凋敝的中国。一个大钟停摆了，另一个闹钟响起来。饥肠辘辘的人民，突然都红光满面起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日子里，在第一次高考后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无数大事，是当时的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摸着石头过河，那是因为没有任何先验的蓝本可供临摹。是那一盏豆大的烛光，摇摇晃晃的决绝，照亮了我后面30年生涯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