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虹伟 本报实习生 冀华锋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利用合同的合法形式，把公共财物变为己有，这是利用合同进行贪污的主要表现形式。如何将这类以合法的形式掩盖下的犯罪发掘出来是反贪工作遇到的新课题
一位国企干部，在为公司成功追回1512万元人民币货款之后，又越权追回了公司本已不抱希望的货款利息和滞纳金，看似尽职尽责；一个国有企业，对业务人员授权不当，监控不力终养虎为患；一封举报信牵出贪污大案，检察官往返京、鄂、鲁三地循踪觅迹终揭开利息、滞纳金失踪之谜。
案情回放(一)：出乎意料的货款与意料之中利息 国有北京新星实业发展总公司(系化名，以下简称新星公司)是一家国务院直属培训院校的下属公司，1999年8月，该公司与湖北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冶公司)签订《废钢供需合同》和《2000年物资订货合同》，约定由新星公司供给大冶公司废钢和生铁，大冶公司支付货款2000万元人民币。后因大冶公司未能履行合同，2000年10月，新星公司将大冶公司起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同年12月，湖北高院以(2000)鄂经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判定，由大冶公司支付给新星公司货款2800余万元及利息和滞纳金，此后，大冶公司陆续支付了一部分货款。
2002年1月，经新星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全权委托时任其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的朱广彬前往湖北联系法院追讨大冶公司剩余的欠款本金1512万元，而利息和滞纳金的追讨公司打算由他人负责。与此同时，朱广彬向公司提出对该案件清欠实行风险承包，经协商，公司承诺欠款追回后给予其奖励。
原籍山东的朱广彬是转业军人出身，曾在某中央直属单位工作多年，见多识广，一米八的魁梧身材，加上良好的口才，深得领导的信任。
“朱广彬到湖北之后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同时利用单位背景使该案得到湖北省相关部门的重视。2002年4月，湖北高院执行庭开始对大冶公司所欠货款及利息、滞纳金展开颇具力度的追缴，执行进行得比较顺利，该公司在其他省市的一些债权也被陆续追回，”本案主侦检察官、北京市优秀侦查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刘晓斌说，“最后，湖北高院共计追缴执行案款2010万元，2002年4月4日，朱广彬给执行庭出具第一封指定函，将1512万元汇入新星公司账户”。
企业间的债务纠纷最终能够全额收回的并不多见，而本案更是少数中的少数。新星公司要追缴的欠款在朱广彬的努力下“完璧归赵”，确实出乎公司的预料，但更出乎意料的是欠款的利息和滞纳金(共498万元)其实也已经被追回了，但是，朱广彬却告诉公司，利息和滞纳金没能追回。“对于利息和滞纳金，新星公司其实也没抱多大希望，而且也没有授权他去追讨”，刘晓斌告诉记者，“所以当朱广彬这么告诉公司后，公司也没有过多怀疑，因为这也是他们意料之中的”。
于是，货款就这么成功地追回来了，但利息和滞纳金也从此“成功”地失踪了。
案情回放(二)：利用律所层层漂洗瞒天过海 空头账户往来上演金蝉脱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举报并立案侦查是在2006年1月17日，而此时距欠款执行终结已经近4年了，4年来秘密之所以未被识破，朱广彬自然有他的一套本领。
2002年1月，朱广彬向公司提出对该案件清欠实行风险承包后，公司先后给朱广彬出具三份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作为新星公司诉讼和执行程序的全权代理人，而且还给他提供一些盖有公司印章的空白信笺，但后来查明，其中有些信笺上的公章是他私自盖的。
到达湖北后，2002年2月3日，朱广彬在未经请示新星公司领导的情况下，私自与湖北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彬(律所名称、律师姓名均系化名，下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经查：协议上所盖的新星公司印章未在该公司公章登记册上登记，为朱广彬私下所盖)，内容为：在新星公司向湖北省高院申请执行大冶公司财产一案中，委托孙彬律师代表新星公司向法院承担举证之责，提供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的证据或证据线索，在实现新星公司的债权(1512万元)后，能够收回的债务利息作为给付律师的代理费。律师实行风险代理，如果上述债务利息收不回，则律师无偿代理。而这份协议和这个律所在朱广彬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02年2月1日，朱广彬以新星公司的名义从光明律师事务所借款5万元人民币(有借据)。债务执行完毕后，2002年4月10日，朱广彬以新星公司指定函的形式，擅自指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将执行回款中的100万元人民币汇入光明律师事务所，而后朱广彬以新星公司名义从光明律师事务所借走80万元。经查明，以上85万元均被朱广彬用于个人消费。
2002年6月6日，朱广彬采用同样的手段，擅自指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将该执行回款中的153万元汇入武汉林露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系化名，下同)，而该公司实为光明律师事务所所控制。后朱广彬与孙彬商定，其中的85万元用于归还其先前从律所借出的85万元，其余的68万元用于支付律师费。
至此，朱广彬手中的指定函还剩下最后一封，他用这张转走了最大的一笔执行款。2002年6月6日，在未经请示新星公司领导的情况下，他用这封指定函擅自指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将剩余的245万元执行款汇入与其有关系的山东省莱阳市“莱阳电气厂”账户内。该厂收款后，又以背书转让的形式转至该市聋哑学校印刷物资经销处账户(经查：该单位已于1996年注销，此账户为朱广彬控制)。而后，朱广彬以聋哑学校印刷物资经销处现金支票的形式提取现金25万元，余款220万元分别打入他的三个个人储蓄存款账户。该笔款项被朱广彬全部据为己有，并用于个人经营活动和消费。
2002年8月8日，朱广彬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执行确认书”证明所有执行款已执行完毕，2002年8月23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此案执行终结。至此，新星公司的498万元利息和滞纳金中，朱广彬支付给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费等共计168万元，其余的330万元落入了他自己的口袋。
而对于这330万元，朱广彬也进行了“包装”，“他强迫光明律师事务所和他签订了一份聘用合同，内容为：光明律师事务所聘请朱广彬为本所顾问，顾问费为330万元人民币”，刘晓斌告诉记者，“后来我们在侦查中看了那份合同，不过，律所在顾问费后注上了几个字———"仅限于本案"”。
朱广彬利用合法的指定函瞒过了法院，骗出执行款；又利用与律师之间的风险代理协议，再加上先前放话“利息、滞纳金未追回”，骗过了公司，“金蝉脱壳”之后，他得到赃款，律师也得到了代理费。但是，各得所需的背后是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
而据办理本案的检察官庄燕君介绍，朱广彬之所以被举报也颇具戏剧性，“因为他与公司就奖励问题出现争议，并前后两次就此起诉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公司追查利息和滞纳金，他才被挖出来的”。
起诉：经济纠纷还是经济犯罪？嫌疑人罪与非罪遇困惑 案件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移送反贪局侦查之后，虽然朱广彬攫取款额达330万元，但此案到底是经济纠纷还是经济犯罪？在审查过程中，办案检察官之间曾经有过一些困惑和争议。
主侦检察官刘晓斌告诉记者，本案属于在经济往来中发生的刑事犯罪，它的发生与民事行为有密切关系，如朱广彬接受新星公司的全权委托，其代理权如何确定、其利用代理权与律师签订代理合同的效力如何、律所与新星公司的经济关系是否受法律保护、朱广彬通过律所拿钱的行为到底是超越代理权的民事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等问题，都是初次遇到，不仅朱广彬以钱是律所给的，是自己的工作所得而否认自己有贪污的故意，而且承办人之间也有争论，反贪局内的汇报中有过多次的争论。
“我们还就此咨询了几位民法和刑法专家，就表面的关系来看，不少人倾向于这是一起经济纠纷”，刘晓斌说，“有专家认为，律所与朱广彬之间因为委托合同产生民事关系，而且朱广彬有全权代理权，即便依照表见代理的有关规定，这498万元利息和滞纳金也应该归律所所有。而他与律所之间签订的聘用合同，属于双方代理，应为无效合同，因此330万元的顾问费应该退还给律所。这起案件也就是一起普通经济纠纷而不是经济犯罪。”
“如果能够证明是经济纠纷，那么我们应当撤销案件”，主诉检察官庄燕君告诉记者，“朱广彬本人也以那份聘用合同辩解，认为那330万元是合法酬劳，但是随着对案件调查的深入，疑点越来越多，他的主观方面越来越明显，特别是追查到了执行款的流向之后，案件明朗了。”办案人员前往湖北高院查询案卷后，掌握了执行款在指定函的要求下流向四个单位，除了新星公司的1512万元外，汇至“莱阳电气厂”账户的执行款，最后也辗转到了他个人手中，并用于个人经营和挥霍。
还有两笔执行款与他委托的律所和律师孙彬有关。“由于朱广彬比较能吹嘘，律师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他唬住了，但律师在执行过程中作了一些工作，比如提供财产线索，协助举证等，起了一定作用。为了得到自己的代理费，孙彬被迫按照朱广彬的要求出具了一些合同、文书等材料，客观上为朱广彬骗出执行款提供了帮助，”刘晓斌告诉记者，“第一笔打进律所账户的100万元是以律师费的名义，但是被朱广彬借走了85万元，后来打到实际被律所控制的武汉林露旅游用品有限公司账户的153万元，实际上是用来支付律师费和归还他向律所的借款了，在这两笔执行款中，朱广彬一共拿走了85万元”。
“不仅在是否构成犯罪，后来在构成何种犯罪问题上也有争议，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也有专家认为朱广彬先前的委托律师风险代理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他以不支付律师费强迫律所与其签订聘用合同，要求将本属于律所的330万元人民币作为顾问费支付给自己，属于利用职务便利索取贿赂，构成受贿罪，”庄燕君告诉记者，“但是后来的侦查证明，绝大多数款项也并没有经过律所，而且他和律所之间的聘用协议就是个幌子，他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占有国有财产的故意也很明显，所以我们最后以涉嫌贪污罪移送审查起诉”。
就本案问题，记者也采访了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检察院挂职副检察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李希慧教授，他认为本案中在深入侦查以后，性质就很明确了，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可以证明朱广彬作为受委托管理国有资产的人员，隐瞒已追回的利息和滞纳金，利用公司授权和法院执行发放过程的漏洞，将公款据为己有并挥霍，显然有非法占有的故意，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但是李教授指出，“如果仅从表面上看，确实有可能被朱广彬的圈套蒙蔽，陷入经济纠纷的假象，但这就需要侦查机关提升侦查能力，先期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有一定的收集，才不至于陷入被动甚至放纵犯罪”。
记者了解到，2007年11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朱广彬犯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警示：“魔”高一尺，如何“道”高一丈？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经济往来日益频繁，而这就给有些“精明”的犯罪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不仅是贪污犯罪，而且很多行贿、受贿犯罪也往往以真实合同、真实或者半拉子交易等为掩护，隐蔽进行。“这在物资购销、工程建设等热点领域尤其高发，经济行为与犯罪行为不再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了，有些案子稍微深入一下，案件性质就变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赵亚莉说。
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贪污，其犯罪的关键点是经济合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利用合同弄虚作假，把公共财物变为己有，是利用合同进行贪污的主要表现形式。如何将这类以合法的形式掩盖下的犯罪发掘出来是反贪工作遇到的新课题。
但是目前，检察机关对于这类新型贪污贿赂犯罪的侦查能力还较为有限。“由于这些人一般都是所在领域的专门人才，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检察官们知识结构普遍单一，这导致了我们对金融、计算机、工程、会计等专门领域的了解有限，在对手已经很专业的情况下，我们的侦查能力还跟不上，因此检察队伍的知识结构问题应该得到重视”，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办公室主任张伟告诉记者，“在专业知识之外，由于法律对检察机关行为限制较多，加之与银行、电信等部门在协调、配合上也存在问题，检察机关面临的取证难度也很大，我们需要有关部门的更大力度的支持和配合”。
对于这类日益上升的新型贪污犯罪，李希慧教授认为，随着犯罪越来越隐蔽、专业，案件办理难度也越来越大。面对强大的对手，优化检察队伍知识结构确实很重要，检察机关不仅仅要有法律人才，而且要大量吸纳其他专业人才，提高综合侦查取证能力，这样才能充分收集证据、深入挖掘犯罪嫌疑人行为的意图，正确履行职责。
犯罪治理重在预防。这个案件再次向我们昭示企业授权的代理人和业务人员，不是无缰的马，对其要有必要的监督。而这种监督，不仅是法律的规制，而且还需要有企业内部的管理规章的规制。采访中，民法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隋彭生教授强调了在公司业务管理过程中运用合同台账管理方法的重大意义，他介绍说，“合同台账管理是一种新的合同管理方式，一般采用电脑记载，结合书证归档、簿记。合同台账的信息，由三个方面的人员输入，一是代理人和有关行为人；二是合同管理人员；三是单位领导。代理人和有关行为人只能阅读到自己输入的信息及合同管理人员和领导给他的信息”。他建议，企业能够借鉴、运用合同台账进行合同管理，“对代理人和其他行为人的授权，应在台账中予以记载。往来函件，合同订立情况和履行结果以及时效进行情况等也都要入账。本案中新星公司对朱广彬的行为应该说是有些失控了”，隋教授说，“合同台账不是万能的，但却有助于企业降低合同和业务风险”。
采访过程中，检察官们也提出，对于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一个完善的预防机制是防范犯罪的一个基础性的环节。本案的发生与新星公司内部管理出现漏洞也有直接关系，如果公司没有给予这种难于限制和界定的全权委托、如果公司能够对朱广彬的行为加强监督、如果公司能够相信法律而不是把讨债希望寄托在某个人的所谓“活动能力”上、如果公司能对利息、滞纳金的问题及时核实，那么这330多万元的国有财产可能就不会流失。
据悉，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也已经向新星公司发出了检察建议，建议公司查找管理漏洞，对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加强教育和监督，建立健全法律部门和法律顾问制度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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