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读过一篇文章，指出了当今文坛存在着追求著作数量的毛病。读后我不由想到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
钟敬文有“民俗学之父”之称，是他，使中国民俗学充满盈盈绿意，绽放出鲜艳花朵。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绝少有人和一门学科的命运那样息息相关。
但这位学科先驱对出书是慎之又慎的，上世纪70年代，钟敬文教授主持16所高校民间文学教师编写的《民间文学概论》，从1979开始到1980年结束，前后经历的时间将近一年。据曾经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回忆，在这段时期，大家通过学习、讨论、试写（草稿）、试讲、改写（初稿）和集中修改等一系列过程，终于完成了这部暂时可以付印的稿子。尽管如此，钟敬文教授在该书“前言”中特别指出，“这本教材，从一开始计划编写起，我们就明确了它的内容和性质。它是一本供大学生学习用的"引论"书，主要的任务是提出这门功课的一些重要问题和阐述相应的基础理论知识。它不是专门的研究著作，也不是发表个人见解的专业论文。因此，在这本教材里，提出的只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它所阐述的，相对地说也是比较稳定的知识。”严谨之风于此可见一斑。想到今日有些人花费三早两晚上的工夫，轻易就抛出一本书的轻率治学作风，不由人不感慨。学术薪火代代相传，学问才能绵延不绝；严谨的治学作风辈辈相袭，学问才有发扬光大的基础。不然的话，你抄我我抄你，哪怕成果如山论文遍地，也只是表面的辉煌，使国家真正兴旺的真学问却没有多少。如今可谓论文满坑满谷，充满真知灼见的又有几篇？
著作等身不是不好，关键应该是真正的著作。据说钟敬文常劝弟子少写点东西多读点书，私下揣度，可能在告诉弟子当厚积薄发。古今中外，真学问都与急功近利的浅薄之风无缘。前一阵人们对学术腐败口诛笔伐，最后听说有几位在学术界挺出名的人物受了惩罚。但究竟为什么在纯净的学术界，会有逐名追利的丑恶现象发生？窃以为是社会的评价方法出了点问题。你说自己水平高，学术成果呢？没成果，对不起，职称都没你份儿。什么是学术成果？论文、著作是也。人们谈起某人，往往说：啧啧！人家每年发表的论文有一大摞。一些科研单位年底总结时常说：过去一年共发表论文多少篇，出版著作多少部，获得多少项大奖。实际上，有多少是学术垃圾，有多少是原创的，就没人去深究了。
公允一点说，有些单位未必不知道其中的弊病，但也很无奈。真要不看论文数量了，看什么呢？你说沙和尚水平高，我还觉得猪八戒水平是一流呢，反正不一定是孙悟空。可见，只简简单单改变社会评价方式，社会效果也不会立马好到哪里去。追求著作数量存在诸多因素，比想象的要复杂许多，如何更科学，更能为社会服务，不是简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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