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农村“市场主体”裂变

　　《瞭望》文章：农村“市场主体”裂变

　　在农业大省四川走村入户的调查发现，当前农业正处于在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上进行市场要素和资源整合重组的加速度时期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田刚

　　联产承包以后的农户是自有生产资料、自有劳动力、独立决策和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近几年，各地为了破解“三农”难题，不断探索“公司加农户”等多种农业产业化模式。然而《瞭望》新闻周刊近期在农业大省四川走村入户调查时发现，我们一直以来积极培育的“市场主体”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本刊记者走访发现，“农户”并没有成功地走向市场，而农户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等，却单独走向了市场。劳动力外出打工，与城市的工商业资本结合，获得一份稳定的劳动收入；一些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租给懂技术会经营的业主，获得稳定的资产性收入；不少农户自愿放弃了“围着市场转”的生产决策、经营管理。

　　这种新的趋势，酝酿着农村社会结构和农业资源怎样的深刻重组？

　　农户“市场主体”逐步走向瓦解

　　年前，本刊记者在四川邛崃市林济镇看到，西瓜、刀豆、柑桔等都遭遇市场重创。

　　一些农民说：“今年西瓜价格不好，去年一斤4角，今年平均2角，80%的西瓜折了本；刀豆把农民整惨了，去年一斤1.5元，今年卖不掉；柑桔去年一斤5角，今年垮到5分，许多桔子没人摘，还不够工钱。只有茶叶运气好，上半年天旱欠收，所以鲜芽卖到一斤15元。”

　　对许多农民而言，经营决策和市场销路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种什么完全凭感觉，种什么都是好几年，坏几年，赚赔全靠运气。除了少数种养大户以外，绝大多数农民不具备技术、管理两个方面的能力，连累到土地承包权、农资和劳动的大量投入得不到收益，这种现象在各地农村随处可见。

　　那么，“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模式是否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呢？

　　资阳市农经站副站长刘成运说，上世纪90年代，我国提出龙头企业带动型的农业产业化，对农产品进行订单收购，但运作中出现一些问题：一是责权联结机制太松散，对双方缺乏制约；二是农户过于分散，交易成本太高，若企业违约农户难以联合应对，若农户违约，执法成本也太高。

　　成都新太丰农业开发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通过“公司加农户”发展养鸭，遭遇了不少困扰。市场价高于订单价时，农户把鸭子拿到市场卖掉，推说鸭子死了，不肯履约；市场价低于订单价时，鸭子真的死掉了，农户就到市场上买鸭子来履约，赚取差价。法不责众，没有办法理论，企业只有自认损失，永远解除订单了事。

　　农户也对订单生产有许多顾虑。会理县、安岳县的一些农户说，许多业主和龙头企业自身实力不强，对市场风险抵抗力差，资金链脆弱，一出问题人去楼空，而且他们是“有限责任”公司，就算打赢官司也赢不到钱。所以，一些农户宁愿与业主个人签约，也不愿与他的公司签约。

　　为加强对农户的制约，一些龙头企业向农户收取数额不等的“保证金”；为了防止企业毁约甚至卷款而逃，当地政府或农业部门又向企业收取“保证金”。这些制约关系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巩固“市场联盟”，反而增加了双方经营成本，占用了流动资金，而且使问题复杂化，出了纠纷政府无法脱身，有的地区的农民甚至把无人收购的农产品堆到政府办公楼。

　　生产要素“突围”后的重组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以户为单位的生产模式只能是稳农之策。在坚持联产承包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冲破以户为单位的生产，推动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集中土地发展现代规模农业，才是富农之策。

　　安岳县城北乡农民王国仁今年61岁，全家5口人、4亩耕地。儿子、儿媳在成都打工，两人每年收入3万多元。从2001年起，王国仁家里的2亩水田租给一家业主种植柠檬，每亩每年按700斤稻谷的价格收租金。剩下1亩多旱地，他和老伴自己种植小麦、玉米和红薯，都用来解决全家口粮和饲养“过年猪”，用不着考虑市场。

　　王国仁说：“庄稼人有的是力气，最恼火的是不知道该种什么东西，种稀罕东西没有技术，等学会了，那东西早种得遍地都是。现在挺好，租田只管收租金，至于种什么东西和亏赚都是业主的事。”

　　安岳县的许多农户在出租土地的同时再给大户和业主打工。城北乡陶海村共流转土地1000多亩发展柠檬产业，较大的业主都雇有十几到几十个固定的劳务工，农忙时临时再雇一些小工。例如给柠檬套袋，套一个2分钱；每采摘1斤柠檬，劳务费2分钱；施肥、排水、修枝、除虫都需要雇人。2007年，这个村农民“当地主”收租金60万元，“当长工、打短工”从柠檬园挣来劳务费70万元。

　　与此同时，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经营中感到，农户没有独立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一旦亏损就会大面积削减生产能力。只有把农户变成企业生产的一个车间，而不是市场交易对象，农户面对企业，企业面对市场，农户才能稳定。

　　成都新太丰农业开发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发展养鸭的做法是，企业承担决策和经营的市场风险，把农户纳入企业生产的一环。企业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把鸭苗、饲料、药品按市场价卖给农民；农民把鸭养大以后，每只成鸭按鸭苗、饲料、药品等投入计算成本，加上1元利润，再卖给企业。这样，每只鸭从农户这个“车间”过一趟，“加工费”1元，相当于企业部门间结算，与市场无关，农民实质上成为企业计件制工人。

　　在四川，土地流转正催生出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集中发展区。安岳县农经局副局长颜家伦介绍，安岳的流转土地多数用来发展柠檬，已经形成规模效应和龙头带动效应。当地柠檬最早是从美国引进的品种，现在质量已超过美国产品，目前全县的柠檬鲜果产量占全国的70%，成为远近闻名的“柠檬之都”。

　　农民转租土地的明细账

　　安岳县石桥铺镇烽火村有3102人，耕地3000亩。外出打工人口（包括打工者和随行家属）共2100人左右，其中举家外出者达170户，村里常住人口只有1000余人，都是老人和儿童。目前，有4户外来种植业主在烽火村租地1250亩发展柠檬，每亩租金是700斤稻谷的当年市场价。

　　本刊记者在安岳县石桥铺、城北等乡镇了解到，当地土地租赁合同大多是签到第二轮承包期满，长达20多年，其间土地价值和收益肯定会出现变化，因此租金支付办法很灵活。

　　一是租金的短期调节机制，规定每亩水田的年租是700斤稻谷，每年按9月20日当地市场上中等稻谷的市价付现金，今年是每斤8角钱。若租用一亩旱地，年租是400斤小麦和400斤玉米的市价。

　　二是纠纷处置办法，若双方对市价各执一词，谈不拢，就干脆直接付给粮食。

　　三是租金的长期调节机制，双方约定，如果以后当地平均亩产量大幅提高，则重新谈判协调租金折谷的数量。

　　这些“土办法”充分体现了安岳农民的智慧，该县大规模土地转租始于2000年，7年来粮价涨跌无常，却没有任何租金扯皮现象。

　　烽火村村主任唐昌鹏扳着手指给记者算账，一亩水田如果自己来种，每年一季油菜、一季水稻。

　　先算油菜，亩产300斤菜籽，市价顶天500元，成本200多元，可挣下200多元。

　　再算水稻，正常亩产800至900斤，如果是向阳地块、精耕细作、无灾无害，能产1000斤，市值800元。成本方面，种子30元，地膜和农药20元，磷肥、碳铵和尿素150元，机耕、插秧、抽水各需100元，收割打谷时请人200元，还要管烟酒和伙食。七扣八除，只赚100元左右，如果再考虑自己投工，等于半年白种。如果天旱多抽几次水，就亏大了。

　　而把土地租出去，一不投工，二不投钱，700斤稻谷稳拿净赚。“划算得很，非常行得通。”

　　农民的新联合形式

　　《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随着一些农户放弃决策、经营、技术等“短板”领域，另一些农业信息服务机构、农业盈利性技术服务机构（或个人）、农业机械服务机构、专业农民“经济人”等不断壮大。

　　西昌市农业局局长沙虎全说，要让农民特别是留在家里的老人能够轻松种田，从种到收，都需要专业机构提供服务，插秧找工厂化育秧机构，打药找植保服务社，耕田收割都有专门机械服务机构。

　　一些农民在逐步放弃以户为单位生产的同时，出于自身利益，也在不断尝试重新走向联合的方式。

　　截至去年11月底，资阳市成立了100多个专业合作社，多数是生猪合作社。在这些合作社的推动下，一些养猪专业乡镇打出了自己统一的绿色环保产品品牌，并组织专人到农业部争取“无公害基地”乡镇。这些合作社还聘请技术人员对养猪饲料配方调整统一，稳定猪肉质量，并出面招商，引进下游屠宰、冷藏和食品加工企业。

　　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农民新联合形式的发展，还使得空壳化的农村集体经济在一些地区重新发展起来。

　　安岳县富民养猪专业合作社2007年7月24日成立，股本25万元，是养猪户集资入股，现有56个社员。理事长唐昌鹏说，合作社成立仅4个月就已经形成了2.18万元积累。

　　其积累的渠道：一是生猪收购企业返还每头猪2元钱收购管理费；二是合作社每使用一吨饲料，饲料公司返还200元，除去运输和分销成本80元还赚120元，其中，50元在农户偿付饲料款时直接让利，70元纳入合作社积累。积累年终结算再提20%按股本金返还给入股农户；三是用积累金向养殖户发放小额贷款收取低息。

　　一些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目前我国农业正处于在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上进行市场要素和资源整合重组的关键时期，当务之急：一是加大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力度，解决“农民工”身份问题，引导农村劳动力真正融入城镇；二是规范土地流转，让农民分享土地承包权带来的资产性收益，有条件的地方推动土地承包权股份化；三是进一步出台法律规范，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发展协会、合作社、农业股份公司等农村合作组织，再造农村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