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义薄云天—农民工杨增朝“极端讨薪”以后

　　农民工杨增朝在深圳“极端讨薪”，不幸烧伤面积逾90%。看到报道后，杨增朝的家乡———云南省省长批示，意在协助帮助杨增朝解决部分困难。然而，一次跨地域的爱心救困行为，却被一纸诉状变成了“背信弃义”的行为——

　　云南省政府和深圳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及其行政主官，在2007年12月27日前后，是两个判然有异的形象——之前是“亲民爱民急公好义”；之后是“轻然诺背信弃义”。

　　起因是12月27日，深圳龙岗区山厦医院的一纸诉状，将云南省人民政府及省长秦光荣和深圳平湖街道办事处及主任钟春平告到龙岗区法院，要求被告兑现“承诺”，落实和解决杨增朝治疗所发生的73万元费用。

　　起诉的同时，当地媒体对告状事件进行了报道，在传媒业十分发达的深圳，“民营医院状告省政府不守信”的新闻立即在岁末年终抓住了社会的眼球，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转帖、评论接踵而至，该消息在网络上以光电般的速度急速传播。

　　山厦医院在2006年12月25日，以“医生护士戴钢盔配棍棒上班”吸引了国内外的眼球；几乎是一年后的同一时间，2007年12月27日，这家医院又以“状告云南省政府轻然诺”再度吸引了国内外的视线。

　　好事何以变味为“坏事”？

　　2008年1月12日，记者来到深圳了解此事。

　　“不理智的极端行为”

　　2007年11月8日，时年23岁的云南宣威籍农民工杨增朝和女友刘小丽来到深圳龙岗平湖长满手袋厂打工，工作仅半个月，两人的孩子在宣威老家生病，遂产生结算工钱辞工回家的想法。11月24日，杨增朝前往厂方讨要两人该得的1100元工资，未果。11月25日上午11时左右，杨增朝再度来到厂办公室找厂长，双方为支付比例发生不愉快，杨增朝用白电油往自己身上浇，在办公室外面接电话的刘小丽看到杨增朝全身是火跑了出来。火被扑灭后，杨增朝被严重烧伤，烧伤面积逾90%，深度烧伤面积达86%。

　　11时50分，杨增朝就被急救车就近送到山厦医院急救。

　　杨增朝烧伤事件发生后，经过深圳有关权威部门调查确认，厂方不存在拖欠或者克扣工资的行为，杨增朝甚至也没有向劳动监察、工会等相关部门反映过自己的要求，通过正当的组织、程序来依法维权，认定系本人“不理智”自焚行为。

　　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不少受众闻讯认为他的行为不可取，深圳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后，我们组织义工上街为杨增朝募捐，费了很大劲才募集到3万多元，离我们预想的目标很远，市民普遍不认同他的做法，难以引起社会同情。”

　　家乡政府的关爱义薄云天

　　“极端讨薪”事件发生后，云南《生活新报》对该事件作了报道，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长秦光荣看到消息后，在所阅报纸上作了如下批示：“送省劳动保障厅张玉明同志：请从维护农民工权益角度加强与深圳市有关部门的沟通，关注追踪此事的处理，并协调帮助解决杨增朝所面临的一些困难。”

　　随后，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派出两个工作组：一组赶赴杨增朝老家宣威，看望其家人，并送去2000元钱；另一组赶赴深圳，看望杨增朝本人。2007年11月29日14时15分，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监察总队队长魏明及另两名工作人员组成的“杨增朝讨薪事件调查组”，从昆明飞赴深圳。17时40分许，魏明等人赶到山厦医院看望了杨朝增，并亲手把1万元慰问金送到了杨增朝的女友刘小丽的手中，随后，魏明等人穿上探视服，在医生的带领下进了隔离室，看望满身缠着纱布的杨增朝。

　　云南省总工会领导一方面指示宣威市总工会就近立即前往杨增朝家，代为看望慰问其父母，送去了5000元慰问金，一方面派出法律保障部的工作人员赶赴深圳，慰问看望杨增朝本人，了解事件真实情况。

　　深圳市总工会、龙岗区总工会以及平湖街道办事处工会也积极工作，组织义工上街为杨增朝募捐，先后募集到3万多元，还向民政部门为杨增朝申请到3万元，给杨增朝开设专门账户用于保管这笔资金。

　　12月1日早上8时，按照云南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卢正国的指示，云南省宣威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王海明前往该市倘塘镇新堡村杨增朝的老家，送去省工会领导的慰问。12月5日，云南省总工会派遣法律保障部工作人员王正钢一行前往深圳看望慰问杨增朝，并给他送来了1万元慰问金。谁说过“钱不是问题”？一件好事却在其后山厦医院主要针对云南省政府的民事的诉讼中变味了。

　　2007年12月26日，山厦医院正式向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省长秦光荣以及平湖街道办事处和主任钟春平，当天法院未予签收诉状，山厦医院复于次日以邮递快件形式将诉状发往法院，法院在2008年1月2日向山厦医院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

　　1月3日，当地媒体报道了法院受理山厦医院以“失信”状告云南省政府案。

　　起诉书称，“极端讨薪”事件发生后，云南省政府和平湖街道办两被告作为当事人所在地和事发地的人民政府负责处理此事，当时，他们都指示“全力抢救，钱不是问题”。

　　从这时起，云南省政府被推到“不诚信”的风口浪尖上，饱受质疑乃至抨击。

　　平心而论，山厦医院接受了杨增朝，积极组织医护人员救治，得到了包括云南省政府和民众的赞许，救治烧伤危重病人，花费也十分巨大，不应当由医院承担巨额费用。

　　而山厦医院不是选择医疗费用产生的直接责任人杨增朝，不是选择直接导致杨增朝自焚的手袋厂，或者事件发生地的有关单位，而偏偏选择与自焚事件毫无法律因果关系的云南省政府作为主要诉讼对象。

　　此间法律专家认为，这个诉讼对象的选择在法律上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来自云南省政府任何一方任何人都没有人明确表示过可承担杨增朝治疗费用的意思，尤其没有说过“钱不是问题”之类的话。

　　省长秦光荣的批示说得清清楚楚，是要有关部门“从维护农民工权益角度加强与深圳市有关部门的沟通，关注追踪此事的处理，并协调帮助解决杨增朝所面临的一些困难。”从未承诺过要承担杨增朝的治疗费。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派出的有关工作人员，也没有人对医院或者媒体说过“钱不是问题”之类的话。

　　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

　　其次，云南省政府与杨增朝“极端讨薪”事件毫无关联，杨增朝所欠治疗费用和云南省政府没有因果关系，原告告错了主体。

　　该专家说：“我们理解也支持公民或者法人采取诉讼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但俗话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不应当滥用诉权，损及政府的尊严和形象。”

　　尾声：撤诉和转院

　　2008年1月5日，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张玉明带队，由省政府法制办、新闻办、卫生厅等方面组成的工作组以及医院等单位多人，再次来到深圳调查了解情况。

　　接着，云南省红十字会领导向杨增朝捐献了由该会辛苦募集到的80万元善款，作为治疗费用。

　　1月7日上午，山厦医院派人到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一场“状告云南省政府诉讼”到此结束。

　　然而，杨增朝还需要继续治疗，费用问题始终很关键。此间有关官员认为，杨增朝的打工地点在深圳，引发“极端”行为的直接原因毕竟是因为讨薪，事情发生地也在深圳，他打工的手袋厂成为事件的旁观者是不合适的，道义责任总应该有。总之，杨增朝应该得到来自深圳方面的进一步关怀。

　　此间有观点认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及秦光荣省长亲民爱民，主动关心云南农民工的百姓情结，不应该被妖魔化为“口惠而实不至”的负面形象，如果做好事竟得到这样的结果，就践踏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据来自深圳方面的消息说，根据杨增朝提出的转院申请，深圳市卫生局和龙岗区卫生局已经于1月15日上午将他转移到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继续治疗。到1月15日，山厦医院治疗杨增朝费用总计发生了86.1万余元，在云南省红十字会支付的80万元以外新产生的6.1万多元，已被山厦医院减免，另外医院还救助杨增朝6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