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
当笔者问如何理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时，杜维明又一次兴奋起来：“太好了！我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对话的典范，是人类的最高理想。”时值北京论坛（2007）在北大燕园召开，“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正是讨论的热点。
如此看来，他还是一个学者，一个兼具儒家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华人文化学者。尽管他的身上有多重的光环，比如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顾问委员会主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同时自1996年出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至今。
与时俱进
他在全球的讲坛间奔走，从港台大陆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从东京到巴黎、温哥华，还有新德里、开普敦、斯德哥尔摩……
作为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说他在“传道”，在“宣传”儒学。“其实我的心愿是不断深入地了解儒家，通过了解、认识来发挥它的资源”。
杜维明说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扎根在儒家传统的资源里，从事比较有创造性的哲学思考。”所以，“如果说我是一个思想家或者哲学家，我很荣耀。”他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他反复强调，知识分子要有一种人文关怀，能够在一个公共领域内对政策和社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有责任感，能参与社会文化，代表着一种社会良知，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环境问题的关心等等。
杜维明继儒学名家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之后，以研究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他将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区分，使“儒学复兴说”成为当时文化讨论中的一派显学。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绝响30年后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与杜维明是分不开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由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在“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等诸多著述中对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企业伦理、行政管理及企业管理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儒家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现代化的不同类型，多元的现代性等宏观课题进行了理论性的开拓。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他的思想广为学界所重视，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传统之根
杜维明的文化之根深深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
杜维明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49年随父母到了台湾，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2年赴美留学，1976年加入美国国籍。他自言小时候并没有直接接触儒家经典，真正对他施加儒家传统影响的往往是周围人不经意间的身教。“我小时的奶妈是从农村来的，没受过任何教育，但从文化的资源上来讲非常丰富。她通过口传和身教，将儒家的一些基本的生活价值以她的那些民间的言语、生活习惯传达出来，她的话对我们小孩启迪作用是很大的。”
杜维明真正对儒学产生兴趣是1949年同父母到台湾之后的事情，尤其是在高中时遇到了周文杰老师。在授课之外，周先生找来部分赏识的学生，一起学习儒学。而这种学习的方式也类似于孔子与弟子间的那种辩难、讨论，大家一起读经、释意，气氛活跃而融洽。
后来杜维明逆台湾重理轻文的社会风气而行，选择报考了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所在的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从此踏上了国际知名学者的成长之路。
“跟牟先生学习哲学，大半的学习都是在课堂之外。当时经常到老师的家里，不仅仅是交流。比如读《史记》，老师一句句断句，释意，就我们两个人，有时中午去，有时晚上去，简单吃点东西，一谈就谈到深夜。当时的乐趣太大了，太大了。”
与当代很多年轻人不同，杜维明选择了哲学，一个通常被边缘化的学科，而非“实用”之学。但杜维明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从事学术研究，从事他挚爱的儒学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纯粹是出于兴趣走上儒学研究的道路。而这兴趣，“是强烈的，不是简单的。一方面是感觉到了乐趣，但另一方面确实感到它有意义，有价值。”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到了大学四年级，一个偶然的机会，杜维明获得了哈佛燕京提供的奖学金。在服了11个月的兵役之后，就到了哈佛。
国际视野
在杜维明看来，儒学的发展体现在它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命运，并且作出不同的创建。传统儒学有无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取决于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一个创建性的回应，即儒学能否“吸收西方文化的菁华，最终成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乃至核心内容”。
常年在海外教书做研究，杜维明坦言，海外视野对儒学研究的帮助“太大了！”他认为儒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能不能通过英文把儒家的原理表达出来，而且受到西方的重视。慢慢地他发现，这种发展不仅可能，而且“契机很好，潜力很大”。
对比东西方对儒学的态度，杜维明感到有很大不同。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学术界的观念里，对儒学的尊重，等于对重大文明的尊重。在他们看来，孔子是代表人类文明的一个高峰。西方学术界中，很多人对儒学很生疏，几乎一无所知，但他们十分热情、好学，杜维明说与他们的交流，使他自己对儒学研究的水平也有所提高，“西方研究儒学的土壤是非常丰厚的”。反观中国学术界，有些人对传统文化的那种鄙视和狂妄，使人没有办法与其对话。
虽然处于海外丰厚的儒学研究土壤中，杜维明依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寂寞。他说，在西方，对方再尊重、再了解，也只局限于一种学术交流，而与国内学术界的交流不仅是同样的母语，有很多相同的价值观，而且他们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密切是海外不可比的。他说，就像中国菜一样，美国一些很重要的城市都没有正宗的中国餐馆，所以在本土只要能吃到中国菜，对他来说，就是莫大的满足，“绝对吃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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