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矿难民工的生死300天

　　一个矿难民工的生死300天

　　一个在黑煤窑下井的民工，因一次矿难致伤而彻底地改变了生命的轨迹：先是因黑心煤老板的敷衍而两次手术，刚刚痊愈后，又因向煤老板追讨医药费而遭到派出所的拘留并严刑折磨，致使其双下肢截瘫——

　　■本报记者 张鑫

　　2008年1月13日，农历腊月初六。

　　年关将近，传统人家的剪纸窗花贴上了窗棂，空气里弥漫着年饭的香味，偶尔一两声鞭炮的爆响从窑洞院落的上空传来。小城里幸福的人家已然进入了一年里享受天伦的好时光。

　　此时，矿工强建红依旧躺在子长县城关派出所的一间冰冷的囚室里。窗外，这个暖冬的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

　　强建红不是囚犯，但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近半年的时间，陪伴他的是无情的病痛和悲凉的现实。

　　空旷的派出所大院里只有一间户籍室对外开放，大部分干警不见了身影，偶尔有报案的群众急匆匆走来，却被告知派出所办公的地方临时搬在了离此不远的一个院子里。

　　再次见到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一行，强建红放声痛哭，他企图翻过身来，说要给记者下跪，但最终只是用颤栗的双手紧紧地抓住记者不放。他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他对记者说，他感觉快要撑不过春节了，想早点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觉得这样死了很冤屈。

　　是什么样的现实摧残了一个壮年男子“生”的意志，是谁使他一步步陷入了无助的绝境？

　　井下

　　事件得追溯到2006年12月23日。陕西省延长县郑庄乡红安源村暖水沟煤矿。

　　早上8点钟，尚在酣睡中的矿工强建红便在一阵嘈杂声中被惊醒，伸了伸酸痛的双臂，抬起头来，“工头”霍金平正操着浓重的方言高声叫骂着。“换班了，来不及了”，心里嘀咕着，强建红一哧溜从被窝里爬起，跑到灶房里，飞快地吃完两个馒头，便随白班的矿工们一道高高兴兴地坐着矿车下到井底。

　　一天的井下生活开始了。

　　今年39岁的强建红家住在煤矿相邻的子长县栾家坪乡强家坪村，由于村子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一直以来，这个地方的穷像扎了根似的远近闻名。强建红没上几天学，虽然一向勤劳吃苦，但直到31岁了才娶上了媳妇。如今，让他感到很幸运的是已经拥有了两个儿子，一个8岁，一个5岁。贤慧的妻子极尽节俭地操持着一家人的光景，但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

　　年初，强建红好不容易说服妻子，下定决心找家煤矿揽工。如今，在煤矿揽工虽然是个高风险的活，但却有着不错的收入，“一年下来少说也能挣个两万块钱左右，刨除一家人的吃喝拉撒，还能落个万把块钱，干上几年，给孩子将来上学积攒点钱。”他说。

　　由于本县的煤矿适逢关闭整顿期间，强建红在老乡的帮助下，在邻县找到了这家正在生产的煤矿。在这个规模不大的煤矿上，他和他的同伴们都受雇于一个叫霍金平的工头。

　　2006年12月23日下午1时，在井下的强建红和同伴已在半天的时间里将指定的工作面掘进了一多半，他想直起身来歇息一会儿，没有想到，这一刻厄运已经悄悄地来到了身边。

　　“大约1点半左右，我听到头顶上的顶板好像有响声，当时也没有在意”，一丈开外，井下经验丰富的矿工老魏听出了动静，“他对我说‘不对劲，建红，快跑’，话还没有说完，顶板的石头就从巷道里连片塌下来”，反应极快的强建红拔腿飞快地向巷道口奔了过来，但依然被一块气浪席卷过来的岩石击中了腰部，当时便不省人事。

　　手术

　　醒来时，强建红已经躺在了延安市宝塔区一家医院的抢救室里。他看到“工头”霍金平、几个矿工同伴和一群陌生的人正在抢救室门外张望。医生告诉他，他只是腰椎两处骨折，手术后如果愈合好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后遗症，只是不能再干重活。他又喜又悲，喜的是总算捡了条命回来，悲的是，自己不能干重活，一家人靠什么生活。

　　手术要等到家属签字后才能进行。晚上，妻子杨焕琴和老实巴交的哥哥强其友坐着长途车赶来，面对妻子的啼哭，他无力地安慰了她几句。

　　次日凌晨1时，手术完毕，当时他并没有感到不适。

　　半个月后，他开始觉得“做了手术的地方一阵儿一阵儿地疼，两条腿也麻”，问医生，医生说这是正常的情况，于是他也就安慰自己“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而，伤口一日日不见好转，两个月过去了，病情在逐渐恶化，剧烈的疼痛使强建红时不时地昏迷过去。“眼看我的情况，婆姨说是不是手术出了什么问题。她到外面一打听，才晓得这是一家私人医院，技术设备和医生的水平都不行，我的手术才花了不到两万块。我婆姨当时就怀疑是没给我接好，就给煤矿的人说要给我转院，但是煤矿的人不同意”。

　　如此，强建红在这家医院里又被敷衍了近半个月。在妻子杨焕琴和哥哥强其友与矿方的数次交涉下，2007年2月18日，强建红被转入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经复诊，为“骨折固定定位不准，固定部位畸形愈合；使用固定材料不当，致伤口感染”。医生将其体内的钢板、钢钉全部拆除，并施行了第二次接骨手术。

　　2007年3月16日，强建红出院回家，西京医院在其出院证上注明：3个月内，可在腰围保护下下地活动；一年内避免重体力劳动；门诊定期检查。

　　经过了一场生死考验的强建红，此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另一场灭顶之灾却在等待着他。

　　事变

　　2007年7月，距离出院4个多月，强建红已能脱拐下地独自行走了。

　　这时，矿方已不再支付强建红后续的医疗费用。“霍金平给我说煤矿老板答应在我的病看完后，一次性给我6万块钱的补偿，算把这个事处理了，但是当时他们连我的医药费都不给了。我问霍金平说我的事什么时候处理，他说煤矿已经让延长县给关闭了，老板说我的事他也不再管了”。

　　7月22日一早，在设法问得煤矿老板刘二成在县城内的住址后，强建红的妻子杨焕琴登门讨要后续的医疗费和生活费，但遭到了刘家的殴打。气愤至极的强建红不顾妻子的阻拦，来到了刘二成家，他怕遭到殴打，便与妻子一道守在了刘二成停在院子里的轿车旁一天一夜，企图在刘驾车出门时，与其公然论理。

　　7月23日中午，刘二成出门，遭到了强建红的阻拦。在与强夫妻二人纠缠不下时，刘打电话叫来了子长县110巡警大队干警。

　　“他们只是问了问刘二成情况后，说到派出所再说，就把我和我婆姨带到了城关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后，刘二成就开车走了，再也没有露面，我看他可能不来了，就问派出所的人怎么能把他放走哩，他们说刘二成给你寻钱去了，寻不来我们也没办法”。

　　气愤于警察将刘二成放走，强建红情绪激动地与派出所干警发生了争吵，随后，他被关入拘留室里。

　　直至次日中午，派出所再次在没有下达任何书面手续的情况下，将强建红送往县公安局看守所，拘留7天。

　　“我也不懂我犯了哪条法了，他们七八个人将我硬塞到一辆面包车里，我疼得直嚎，一个警察在我的腰上踢了一脚说‘老子专治你这种牙痛病’。我一边挣扎一边骂他们，昏昏沉沉就到了监所里，监所里的警察把我直接固定在了死刑板上……”说到此处，强建红停顿了好长时间，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

　　强建红说他的手脚被固定，直挺挺地在死刑板上躺了两天两夜。他曾经因病体的疼痛和心理的恐惧而叫喊，但并没有引来同室囚犯的同情，7月26日，当他从死刑板上放下来后，又遭到了同室囚犯的毒打。他怀疑，那是狱警的唆使。

　　他说，他清晰地记得把他绑在死刑板上的警察和打他的犯人，“经常做噩梦会梦见他们。”

　　抗争

　　2007年7月31日，子长县公安局看守所干警将强建红再次送回城关派出所。此时，他已经完全站不起来了。

　　“起先看我下身动弹不了，他们还说我是佯装的，后来，他们可能也看出来我不是故意的，就想让我赶快离开监所。”

　　据强建红回忆，当时，因为没有司机愿意拉，看守所就雇了一辆驴拉车将其拉出看守所，因他不愿就此回到自己的家中，在他的坚持下，看守所干警只好把他再次送回到城关派出所。

　　“当时派出所看我成这个样子，把大门锁了不让进，监所的警察就把我撂到派出所的门口离开了，后来，派出所看我婆姨来了后又哭又闹，好多过路人也围上来打抱不平，才开了大门。”强建红说。

　　至此，强建红在派出所的一间临时关押疑犯的囚室里安了“家”。饱受惊吓的妻子带了两个无人照料的孩子昼夜陪伴着他，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来向派出所讨要个“公道”和“说法”。

　　强建红想要讨回的“说法”是：派出所为什么要偏袒煤老板刘二成，为什么要对他实施拘留，是谁授意将他定上死刑板的，这一切是否合法，谁来为他的瘫痪承担责任？

　　然而，对于他的举动，城关派出所领导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在长达4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始终未能见上所长郭亚林和决定将他送入监所的副所长高万红一面。

　　强建红在城关派出所和看守所的遭遇迅速在子长县城里流传开来，人们街谈巷议的谴责矛头普遍指向子长县公安局，但是，子长县公安局却对此事保持出乎异常的静默。

　　2007年8月中旬，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曾赶赴子长县，就此事采访当事各方。

　　在城关派出所，记者得知，当时参与处理此事的干警在事发后再也没有来上班，一位临时主持工作的副所长说，当初拘留强建红是因为“这个人胡搅蛮缠，干扰了派出所的正常工作”。当记者要求查看当时的相关手续时，这位副所长声称此案不是他经手的，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记者要求其与所长和此案经办人联系，但被告知“联系不上”。

　　而据强建红讲，在送往看守所之前，由于他被扣留了一天一夜没有吃饭，就在派出所干警的集体灶开饭时，强行盛了一碗饭吃，但不慎将碗给摔碎了，派出所就认为他是故意“闹事”，随后就将他送往看守所。“当时，就是高万红说了一声，七八个人就动手了，根本就没出什么手续”。

　　记者随后向子长县看守所求证强建红“被定死刑板”一事，但对方以“监狱方面不能随意接受记者采访”为由拒绝。

　　与此同时，眼看着瘫在囚室里的强建红在病痛的折磨下一日日消瘦，强建红的哥哥和妻子无奈只能一次次地向子长县委县政府反映情况，企求有关部门能为强建红先看病。

　　谈判

　　2007年8月22日，子长县公安局终于正面回应此事。

　　据强建红的哥哥强其友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讲，8月22日，子长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人出面找到他，表示只要他同意将弟弟拉出派出所，他们可以协调让煤老板刘二成掏钱为强建红再次看病。急于为弟弟看病的强其友答应了治安大队的条件。

　　8月23日，在子长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监督下，煤老板刘二成如约随强建红家人一道再次将其送往西安西京医院。经复诊，确定强建红“因受外力所致，双下肢彻底截瘫”，医院表示再行手术的可能性不大。

　　面对残酷的现实，强建红的家人一时悲愤交加。

　　而在煤老板刘二成看来，医院的结论，无疑是替自己开脱了责任，随后，他声称自己也“不愿为派出所背黑锅”，而拒绝再掏付医药费用，无钱看病的强建红再次回到了派出所的床上。

　　2007年11月底，子长县政法委出面，与强建红的家属就赔偿问题进行谈判。

　　据强其友回忆，“当时，县政法委是书记张国亮出的面，他说不管这件事是谁造成的，都不要再追究，他只是代表政府给我们一些帮助。”

　　但双方的此次谈判不欢而散，原因是，“我们提出来说应该先看病，再谈赔偿的问题，而张书记说只要我们将人拉出派出所，政法委愿意拿20来万算作一次性赔偿，我们没同意，我们担心人就是拉出来，他们也不会给钱的。”强其友说。

　　其后，子长县政法委和公安局再也没有出面解决此事，倒是城关派出所的人不时软硬兼施地逼强建红搬出派出所。

　　2008年1月13日，当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再次来到子长县时，强建红依然在城关派出所的囚室床上，强的妻子杨焕琴因不忍眼看自己的丈夫饱受病痛的折磨，带着孩子回到了自己的娘家，老实憨厚的哥哥强其友一趟趟地往县委县政府跑，但依然没有任何解决此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