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49名局级干部卸任人大代表 让给一线工人等

节省出来的代表名额让给了洪刚等一线工人、农民。

　　49名局级代表是如何卸任的

　　2008年上海首场雪刚落下，已不再是市人大代表的上海市发改委主任蒋应时，拿到了一张粉红色的“列席证”，这意味着今年他只能以列席的身份参加今天召开的人代会了。与此同时，浙江小伙洪刚最近却成了来沪农民工中的“名人”，因为来上海打工多年的他今天将以一名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佩戴上大红色的人大“出席证”步入人代会会场。一张小小的证件在不同人之间发生的变化正在折射新的上海市人大代表换届的一次重大改革。

　　众多局级领导干部将不再任代表

　　在当选的860名新一届人大代表中，局级领导干部首次出现大幅减少，比十二届足足减少了49名。

　　2008年1月8日，第十二届市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如期召开。临近大会结束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亲切地对在场的代表说，“今天是最后一次会议，请大家务必留下来吃饭。”这的确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刻，因为许多人大代表即将要卸任，并且不再连任，而他们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众多局级领导干部的离开。就在此前一周，市人大专门召开发布会并透露，经市委同意，从新一届人大起，除工作需要外，领导干部一般不提名为代表候选人。发布会同时透露，在当选的860名新一届人大代表中，局级领导干部328名，占代表总数的38.14%，并首次出现大幅减少，比十二届足足减少了49名。而由此节省出来的名额则被用在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上海工厂农村的基层代表和其他领域的代表。消息一经公布就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基层代表多了官员少了，地方人大代表结构更趋优化。”《人民日报》的文章这样评价这一重大改革。

　　曾先后召开三十余次座谈会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包信宝等领导带队到沪上各个单位调查，并前前后后召开了多达三十余次的座谈会。

　　不过，虽然消息公布在新一届人代会前夕，但这样打破惯例的改革却并非一蹴而就。“其实早在2006年5月就开始了。”项伯龙说。身为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副主任，项伯龙亲身经历了改革的全过程。对于改革的起因，项伯龙回忆说，“当时接到各方面的普遍反映，希望代表结构和素质能够优化。”在这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围绕“优化”的具体内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包信宝等领导就开始带队到沪上各个单位调查，并前前后后召开了多达三十余次的座谈会。经过反复讨论，“优化”最后的重点落在了增加上海一线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数量上，而要实现这一增加，减少领导干部代表数量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

　　赞同的声音最终占了大多数

　　局级领导代表并非没有时间履行自己职责，而是由于自己评自己，处境尴尬。

　　面对一加一减的选择，一时间赞同反对的声音都不绝于耳。赞同的声音认为，从人大制度的角度来看，改革更符合人大和政府间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

　　在东方网组织的市民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包信宝的一场网聊中，有市民提出，“过去人大代表中有不少政府官员，局长也不少，作为人大代表，他们的职责是监督政府工作；而作为政府官员，他们又是被监督对象，自己监督自己不是很矛盾吗？”

　　但反对的一方也有自己的理由。反对方认为，政府部门的局级干部虽然人在政府，但这些人知识水平普遍较高，对实际工作也很熟悉，作为人大代表，他们更了解政府的运作，能够敏锐捕捉问题，并能思考出如何解决问题的思路，即所谓“懂行”，而这些恰恰是一些一线工人、农民的缺陷。更有人认为，增加一线工人和农民代表会降低代表的整体素质。

　　不过，讨论的结果最后还是赞同的声音占了大多数。项伯龙本人就是赞同派，有着多年人大工作经历的他对此也有自己的亲身体验，“密切关注民生的很多是社区干部等基层代表。”项伯龙感言，在历届人大代表提出的书面意见中，政府部门局级干部代表提出的相对很少。

　　对于这种现象，项伯龙分析说，局级领导代表并非没有时间履行自己职责，而是由于自己评自己，处境尴尬。“因为他们本人就处在具体部门，如果他们对政府相关工作存在意见，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在本部门内提出并解决，如果再以代表身份提出书面意见无异于在绕圈子。”

　　局级领导都很支持

　　2007年9月，市委专门下发文件指出，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市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的代表数量。

　　对于各方意见，围绕这一加一减之间的选择，上海市委给予了相当重视。2007年9月，市委专门下发文件指出，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市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的代表数量。伴随文件精神的传达，在此后的新一届代表选举中，除了市长、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以及那些兼书记的局级领导等按规定还是人大代表外，很多政府部门的局级领导被排除在候选之外。项伯龙透露说，在市委文件下发的同时，有关方面也设法对相关局级领导做了解释说明工作，“他们都很支持”。

　　新角色：主要任务是“听”

　　作为上一届人大代表中的局级领导，过去的五年，市交通局副局长五一频繁以代表身份见诸媒体报道。对不再担任人大代表而只能列席本次人代会，五一的理解是，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听”：听取人大代表们的意见。

　　对局级领导和一线工人、农民在学历知识等方面的所谓优劣势，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中心主任浦兴祖教授有着自己的看法。

　　“即使他们可能见识少点、表述不及官员，也应该积极给予他们发言权。”浦兴祖表示，一线工人农民反映的是来自基础的声音，他们中也有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不能因为某些原因而轻视他们的参政能力。

　　随着局级领导的代表名额让给一线工人和农民，领导和一线劳动者的区分也更为合理。区委书记也算农民、国有集团企业的董事长也算工人的做法被改变。市人大严格要求“一线”必须是真正的一线，不包括车间主任和村委会主任、村长以上职务的劳动者。

　　局级领导不再担任人大代表后，会有怎样的安排？“我会列席26号的会议。”市交通局副局长五一说。作为上一届人大代表中的局级领导，由于所在部门和民生密切相关，过去的五年，五一频繁以代表身份见诸媒体报道，知名度很高。

　　不过，今年两会上不再会有五一代表的身影，他将转而以副局长的身份列席会议。这也是此番五一、蒋应时等绝大部分不再担任人大代表的局级领导们的角色转变途径。

　　对于新的列席角色，五一的理解是，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听”：听取人大代表们的意见。“我很理解这次的改革。”五一坦言，政府部门本来就是要接受人大监督的，作为政府官员担任代表总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是少了一个"头衔"，但我很支持很拥护。”

　　浦兴祖教授十分赞同五一所表达的切身感受，“本次重大改革是一桩好事情，因为从人大对政府监督的使命看，如果有太多的政府行政官员，不仅会造成那种一开会就成"干部大会"的现象，还可能形成自己监督自己的"同体监督"。”浦兴祖教授表示，上海的这次改革有利于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

　　“另外，对于人大代表的相关讨论和改革的出现，也说明人大与人大代表在整个社会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地增加，人们开始对他们有了更多的要求。”浦兴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