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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三部曲

  陈光三部曲

  本刊记者 石 破 发自山东诸城、菏泽

  陈光作为改革者的经历,经常被人概括为“陈光——陈卖光——陈送光”。这个“三部曲”式的总结,肯定不是陈光喜欢听到的。

  诸城“卖光”

  1991年,35岁的陈光当选为诸城市市长。

1993年改任市委书记。从1992年开始,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了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按股份合作制改的,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陈光因为这次改制而出了名,香港的一家媒体把他称作“陈卖光”,这个绰号很快就传开了。

  陈光当市长时,诸城的企业改制由市长主导;陈光当市委书记时,这项工作又由书记主导。至于他当市长时的市委书记以及他当市委书记时的市长干了什么,没有人关心。因此,陈光是个强势的官员。当然,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所要承担的风险也越大。

  1995年,两位大学教授来诸城调研,撰文认为诸城的改革是搞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篇文章发表在国家体改委主办的一份杂志上,被朱镕基副总理看到了。1996年1月21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带着财政部、经贸委、审计总署等9个部委的官员、专家来诸城调查,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他们走访企业,深入车间,与工人座谈,与中层干部见面。陈光感到紧张。但是,洪虎临走时说:“你们放心,我代表国务院来,是来总结改革经验和成果的,是来研究怎么发展的,不是来找事儿的。”陈光听后放了心。

  洪虎回到北京,向朱镕基汇报。春节过后,朱镕基又带着9个部委的官员、专家来了,其中有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朱镕基不让诸城方面安排他的考察行程,而是把全部企业名录拿来,他圈中哪个就是哪个。那次调查的力度很大。朱镕基不爱表扬人,在诸城他没有讲话。但是,随后到青岛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朱镕基表扬了诸城的企业改制。他说,自己一开始是不相信诸城的“一股就灵”的,这次亲自来看了,比较满意,认为诸城的几点经验,值得向全国推广,他也指出了诸城改革的不足之处。

  在此之前,1995年7月,山东省政府在诸城召开了全省县域企业改革会议。全省的县委书记、县长都来了。会议对诸城模式作出了肯定。这一年陈光当选为潍坊地委常委,是山东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之一。山东以及全国的很多地方都来诸城考察、取经,诸城市体改办一天最多接待过50个团体。这些考察团大部分都由县委书记和县长带队。但他们回去后,没有一个地方像诸城这样将国有和集体企业一卖而光。直到1997年之后,陈光自己在菏泽创造了“陈送光”的新记录。

  在任何地方,改革之难,往往都难在以下两点:一、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二、参与者的思想解放程度。诸城企业改制之前,陈光先撤销了所有的企业主管局,如物资局、化工局、纺织局、商业局等,“为企业改制扫清障碍”。一批老干部为此而上访、告状,省、地相应的主管部门也认为他们在“下面没腿儿了”,反对裁撤。至于面临改制命运的企业,更是厂长怕丢官儿,工人怕丢工资、丢饭碗。

  为了充分发挥示范效应,政府选择的第一批试点是效益尚可的企业。生产绝缘材料的四达公司,1966年建厂,2 7年间“贡献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快天天走”,全厂职工一共135名的记录已经保持了10年,1992年每人月工资只有 100多元。

  1993年5月,四达公司改制,把180万元净资产卖给了内部职工。当年四达的10项主要经济指标均翻一番,每个入股的职工都可以得到占股本金54%的红利。春节前,厂里举行分红大会,陈光赶来给每个股东发钱。他对职工们说: “我从来没有一次得到过这么多钱!”

  在中国搞改革,还有至关紧要的一点,即必须有明确的政策依据。因为诸城改制是国内第一次深层次的国企产权改革,政治风险很大。陈光找到了14大报告中的一句话,“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作为诸城改革的政策依托。

  但是,1994年7月1日,《公司法》正式施行了。《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形式只有两种,即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诸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在此列,还得再改。事实上,1982年诸城国企的“一卖而光”,主要是“破 ”而不是“立”。

  用四达公司董事长窦宝荣的说法:“不要以为一改制就什么都好了。改制只是为加强企业管理提供了一个平台。如果改了制,你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它是不会好的。”诸城有20多家改制企业,后来仍不得不走上破产之路,四达公司这样的改革标兵,也很快遇到了新问题:企业每一次分红都会导致股本的扩大,职工以前想着不把股本亏进去就行,现在一心想要赚钱,风险意识淡化了;相对平均的持股,导致管理难度加大,管理者与职工都是企业股东,可能某个职工的股份比管理人员还要多,凭什么你要管我?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新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又形成了。

  因此,1997年陈光离开诸城后,四达公司对股权结构进行了四次大的调整,持股比例一次又一次地向董事会成员倾斜,到2001年,四达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持股比例已经达到71.7%,董事长的个人持股达到32%,达到了《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规范要求。四达公司的做法得到了后陈光时代的诸城市领导的肯定与支持,并引起了当地其它改制企业的普遍效仿。

  菏泽“送光”

  1997年6月,陈光调任菏泽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半年后又被任命为专员。有位菏泽作家在报告文学里写道:来菏泽报到那天,陈光先上了黄河大堤。“他忽然心海如潮,豪情勃发,双膝跪地,对着黄河连磕了三个响头……他对着黄河大声喊道:黄河!母亲!您的儿子来到您身边啦!”

  那时陈光肯定没有想到,他将要在这块山东最广阔的平原,也是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呆上整整10年,由一个刚过 40岁的新锐干部一直呆到“五十而知天命”。

  陈光履新的那一年,菏泽的县以上企业负债率达到122%,2/3的企业已经停产,银行不良贷款达80%。菏泽的落后程度超出了陈光的想象,以至他觉得这些企业连卖都不会有人要,只有送给有实力救活他们的好企业。他说:“与其说是送出企业,卖掉企业,不如说是送出包袱,送出债务。说是送出去,实际上是引进来,这叫换个爹娘养孩子。只要能把企业搞活,不管菏泽的企业姓菏不姓菏。”于是,陈光的外号又变成了“陈送光”。

  诸城改革时,政府只送出过一家乡镇企业——诸城农用汽车厂,这项生意是陈光亲自拍板的。接受这家企业的北京汽车摩托车公司曾与山东几个地方谈合作,都被拒绝了,在陈光“白送给你”的感动下,他们两年内往诸城厂投资7200万元,两年后,政府从这家企业拿到的税收就超出了送出它时的企业净资产。后来,以这家企业为控股股东的北汽福田公司,实力壮大到全国汽车行业第五名。

  到了菏泽后,陈光让菏泽各区县的书记、县(区)长,市属各局委的局长、主任们分批到诸城参观学习,希望在菏泽创造出产权改革的另一场辉煌,但是菏泽改革的结果却令人失望。那些送出去的企业,有经营好的,也有陆续破产的,至今还有原企业的下岗职工在上访,加上菏泽的工业基础本来就很薄弱,改制并没有给菏泽经济带来太大起色。有网民说,陈光把诸城的经验复制到菏泽,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确实,菏泽的情况与诸城大不一样。诸城一向是出改革经验的地方,在陈光到来之前,诸城1978年搞“大包干” ,1983年搞“商品经济大合唱”都上过《人民日报》头版,1986年的“贸工农一体化”也走在全国前面。2008年伊始,诸城的“社区服务进农村”还上了央视《新闻联播》。

  反过来看菏泽,在山东17个地级市中,菏泽是最贫穷的地方。1997年陈光调来时,菏泽的财政收入是4亿元,而全市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即需要10亿元,所以菏泽的干部工资都不能发全,陈光的工资也立即从1000多元降到了700多元。贫穷往往和愚昧结婚,生出个孩子叫落后。“解放思想”的话题在东部沿海地区可能早已不再热门,但在菏泽这块土地上却还是“正在进行时”。

  菏泽官场的“官本位”思想盛行,吃喝风盛行,办事拖拖拉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官员歧视外来投资者,吃拿卡要现象严重。陈光为此多次写过文章,在《菏泽日报》上发表,呼吁当地官员们解放思想。在一篇题为《思想解放天地宽》的文章中,陈光写道:“菏泽经济欠发达,这本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有些同志愣是不承认,说起话来牛得很:别看我们工业不行,农业不比他们差;经济欠发达,我们的文化底蕴厚得很;谁说洛阳牡丹甲天下?菏泽牡丹胜洛阳!谁说我们没抓住机遇?我们抓了,而且抓得很好!诸如此话,实在多多,外人听来,啼笑皆非。”

  2000年菏泽撤地建市,这是山东省最后一个撤地建市的地方。陈光当选为第一任菏泽市市长。2002年12月,陈光又被任命为菏泽市委书记。

  菏泽的官员不会抓工业,只会抓农业。2003年陈光下令市、县、乡三级都成立招商引资领导小组,一半干部在家主持工作,另一半出去招商,有时陈光还亲自带队出去招商。但在诸城,引进外来资金都是企业自己的事,政府早就不管了。

  失败的医改

  菏泽近年来最后一次出售国有资产,是2004年,市政府以平均每月一家的速度,一口气卖出5家医院,这项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改制前,菏泽的这几家医院不是亏损严重,就是管理不善。市政府向公众解释的改制目的,一是引进战略投资者,解决医院资金匮乏、需要政府补助的窘境,二是医院体制脱胎换骨,提高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三是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为了消除改制障碍,市政府还专门组织本市卫生系统的官员到江苏宿迁,考察、学习那里的医疗改革经验。

  但“卖医院”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医院的职工普遍表示反对,认为医院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后,自己的地位和工资收入、福利待遇都下降了,并为以后的出路担忧。卫生管理部门因为医院改制过程中被排挤在外,改制后权力受到削弱,非常失落。国资局、财政局等部门认为这样的改制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虽然他们敢怒而不敢言,但不满之情已溢之于外。菏泽市委、市政府及人大、政协官员中,反对者也大有人在,起码他们在感情上接受不了。

  一年多后,2005年9月,菏泽市政府宣布将已出售的5家医院产权全部收回。政府仍按原财政拨款指标为医院拨款。市政府为此下发的文件里写道:医院改制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操作中出了问题。

  2006年,陈光来到菏泽的第九年,这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全市的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第一次领到了全额工资。当年菏泽财政收入30亿元,比上一年净增8.9亿元,增幅全省第一,但总量仍是最末一位。

  10年转眼就过去了,陈光在菏泽干了很多事:他让停了的车间有动静了,让老百姓有事干了。菏泽的路变宽了,下水道不堵了,楼上的灯亮了,公务员工资涨上去了,黄河水也引来了。但菏泽骂他的人还是很多。无论他做过多少事,一个“ 陈送光”就已给他定了基调。

  陈光是个有着浓郁文人情怀的官员。最近,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改革开放30年,共和国风雨变迁,有幸目睹了这沧桑巨变并亲身参与了这场伟大变革,是我等之幸事,细细回顾,也是酸甜苦辣,尽在不言。做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官不苦,志在把改革推进一步不难,忠心报国却经常不被理解不冤……”

  他说,令自己欣慰的是,“诸城的财政收入去年已近28亿元,菏泽也已步入发展快车道”。因此,“我俯仰无愧,无怨无悔……改革者的功过是非,应由事实评说……政声人去后,无声胜有声!”

(责任编辑: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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