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经山西省检察院建议，山西省高院对郝金安抢劫一案进行再审。下午3点，曾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服刑十年的原审被告人郝金安被当庭宣告无罪。（《检察日报》1月26日）
据报道，已服刑10年、年届50的郝金安头发花白，表情木讷、呆滞，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
在出庭检察官、审判长多次询问他“为什么当初承认杀人”时，郝金安声音哽咽、潸然泪下：“他们打得我要死，我不承认，他们就要一直打我”，让旁听的群众为之动容。当审判长让郝金安作最后陈述时，郝金安只说了一句话：“希望法律还我公道。”
按刑法的相关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显然，那些将郝金安“打得要死”、逼迫其不得不“承认杀人”的办案人员已经涉嫌刑讯逼供犯罪。然而，欲追究10年前有关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可能将不得不面临诉讼时效上的障碍。因为按刑法规定，刑讯逼供罪如果没有造成被害人伤残、死亡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其追诉时效只有短短的5年。但郝金安本人却已经在监狱里呆了10年，显然已超过了诉讼时效。
当然，法律也规定了两种诉讼时效得以延长的情形：一是对于司法机关已经立案侦查或受理的犯罪，逃避侦查或审判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二是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但是对于刑讯逼供犯罪的被害者来说，由于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了控制，提出遭遇到刑讯逼供的控告会有困难。
追诉时效期限的时间长短，应当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为基础和基本根据加以确定。几百年前，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那些不公正的举动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
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刑讯逼供等犯罪，社会危害性不但更为严重，且犯罪主体的文化、法律水平较高，关系网复杂，有一定的地位和职权，具有反侦查的意识和条件。如果这种类型的犯罪同普通刑事犯罪实行“统一”的追诉时效，显然是有悖于法律的公平原则。
因此，笔者认为，追究刑讯逼供犯罪应当不受追诉时效限制——只有追究让郝金安在10年之后依然“潸然泪下”的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才能真正谈得上还郝金安一个“公道”。只有这样，法律才能成为始终高悬在渎职枉法的司法工作人员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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