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荒引发五年来最严重电荒 武汉副市长千里寻煤

今年的电荒比2004年为祸更烈,一些停电城市的蜡烛卖到10元一支　Phototex/图

2007年中国煤电工业增长统计

　　南方周末 记者 曹海东 发自北京

    五年来最严重的电荒正在全国蔓延，温总理说，紧张状况还在继续发展，最困难的时期尚未度过。

　　今年电荒的实质是煤荒，煤荒的起因是去年各主要产煤区严厉打击小煤矿，从长远来看，淘汰小煤矿，提高煤矿安全性，进而整合产能，这是必然趋势。但在小煤矿占全国40%煤炭供应的情况下，“连坐”式关停小矿，就导致煤炭供应剧减，加上不期而至的雪灾，大面积电荒就成为必然。

　　今年的电荒比2004年为祸更烈,一些停电城市的蜡烛卖到10元一支

　　缺煤，还是缺煤！这一个多月来，余伟民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他的热电厂存煤只能维持十多天，已经逼近7天的警戒线。

　　这位杭州市热电集团的董事长已经派出十几个下属到山西、内蒙古和安徽找煤，找运输指标，连集团的副总经理也亲自出马。

　　岁末，随着一场50年不遇的大雪，中国开始遭受2004年以来最严重的电荒——因为缺煤，全国累计有7000万千瓦装机容量的发电机组无法工作，这意味着全国每九台机组就有一台不能工作。这意味着全国每九台机组就有一台停机，13个省级电网因此拉闸限电，而在因电荒引起轩然大波的2004年，电力供应的缺口也才4000万千瓦。

　　1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煤电油运保障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再次用“战争”强调了此次危机的严峻性。他说，全国煤电油运紧张的状况还在继续发展，并有可能加剧，最困难的时期尚未度过。

　　电荒发生之后，各方舆论提供了种种解读，有认为电厂借此逼政府提高电价，也有认为是煤电联动取消后，电煤供应不能衔接等等。

　　而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这场席卷全国的电荒，主要是因为去年各主要产煤区严厉打击小煤矿，致使煤炭供应减少，加上不期而至的雪灾直接导致各地电煤供应短缺，进而形成电荒。

　　副市长千里寻煤

　　1月中旬，邓世贸平生第一次接到了武汉市一位副市长的电话。正在河南“求煤”的这位副市长言辞谦恭，他请邓世贸从大局出发支持武汉的电煤供应。

　　邓世贸是湖北省平鄂煤炭港埠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他所在的公司每年销煤两百多万吨。自从电荒席卷而来，邓世贸在湖北省经委等部门的斡旋之下，放弃以前的老主顾，全力支持湖北省的电厂。

　　与这位副市长同时出动寻煤的还有湖北省经委的几位副主任，他们一同奔走在各产煤大省。而8个月前，这些省的煤老板还主动来湖北推销过煤炭。

　　湖北省经委的一位副主任在电话中一再用“非常严峻”来形容湖北的处境。这个中部省份刚刚向国家提出要建立煤炭省级储备体制来应对煤荒。

　　“现在是救急，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煤炭战略储备，对湖北省来说，将很危险。”该经委副主任忧心忡忡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事实上，早在去年年底，煤炭紧张的迹象就已出现。最早露头的是煤价疯涨。

　　去年7月，余伟民的杭州热电集团买一吨煤才500元左右，进入11月份，价格涨到了600到700元，而往年价格涨幅最多也就10元到20元。并且这些每吨600元到700元的高价煤，质量非常差，有些还掺有煤矸石这样的废料。“但如果你要获得发热量更高的煤，每吨就达800多元。”余伟民说。

　　1月28日，大唐电力燃料公司的一位高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他们公司去年12月份就已经发现煤炭开始紧张，但当时已经无计可施。“我们下半年始终就想多拉一点煤，但是始终没有煤。各家企业有各家的合同、通道。”

　　这些电力企业也曾在不同场合提醒国家有关部门注意2007年第四季度煤炭形势的变化，因为此次是全国性的煤炭紧缺。

　　为了采购到煤炭，各家电厂均派出了精兵强将，以至于不久前，铁道部运输局紧急召开的五大发电集团燃料采购会议上，大多数企业的高层由于在外“跑煤”，只能由下属代替出席。

　　即使企业高层卖命“跑煤”，这些电厂依旧“入不敷出”。

　　1月28日，电监会对外界宣布，全国电煤库存约2124万吨，仅够用7天。每天消耗电煤290万吨，但是每天运到电厂的煤炭只有200万吨。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现在山西、内蒙古、陕西几大产煤区的煤矿纷纷开足马力生产，能生产多少就卖多少。

　　目前，河南各家大型煤矿，正加班加点向周边省份输煤，但因为煤炭紧缺，有些产煤省开始限制煤炭出省。

　　重庆市一家年产量120万吨的煤炭企业老板告诉记者，自从水电发电季节结束后，西南的煤炭就开始紧张。但是云南、贵州和四川都是在自己范围内调配资源，各保各的电厂。

　　安全悖论

　　电荒让重庆、四川、贵州等地政府开始松口：政府要求各个小煤窑春节期间不休息，加班加点确保电厂用煤的供应。这在上述重庆煤老板看来不可思议。

　　1个月前，他还在像以往一样，计划遣散矿工，让他们回家过年。李平清楚记得，往常，政府会在春节前半个月甚至元旦就让煤矿停产，“害怕煤矿出现爆炸”。

　　1月12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还在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提醒说，要防止增加煤炭供应为借口，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

　　秦皇岛煤炭交易中心总经理李学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去年11月以来，各地煤矿事故不断，加之地方“两会”、换届选举，地方的煤矿只要一家出问题，就全面关停辖区煤矿。地方的安全整顿被层层加码。

　　有些地区要求煤矿停产时间甚至提前了1个月。尽管中央也一再提醒，不要以停产整顿来保障安全。但是，正如一位电力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的，当这些地方政府领导拿经济利益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做比较的时候，谁都不愿意拿着自己的乌纱帽做赌注。

　　毕竟，去年山西临汾的教训令他们记忆犹新，去年山西等产煤大省发生的多起煤矿事故令高层震怒，特别是山西洪洞县“12·5”特大煤矿事故，105名矿工遇难之后，不到半个月，李天太就被免去了临汾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月27日，山西省的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出现事故进行全面整改，这在山西是一个惯例，但是像去年这么整顿次数多、处理官员多的还是第一次。

　　内蒙古的一家年产煤炭近2000万吨的大型煤矿董事长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做煤矿最怕的就是关关停停。在他的脑海里，始终绷着一根弦儿，再次复工要出事。因为，停工后，井下的通风、监测等都难以正常监管。

　　这位煤老板虽然在当地非常有发言权，但是对于这些“全面停产整顿”的做法却无可奈何。他说，自己也曾向相关部门做过汇报，但是“企业在人家地盘上，还得听人家的话”。

　　他也理解政府，毕竟在洪洞县“12·5”特大煤矿事故之后，临汾市所有的煤矿已经被要求关停整改，但到1月20日21时左右，临汾市汾西县永安镇蔚家岭村一非法采煤窝点发生盗采引发爆炸，又死亡20人。

　　对于山西临汾市的煤老板来说，或许又要有一个漫长的等待开工期。2007年山西临汾市的煤矿正常开采时间还不到半年。

　　这种“连坐制”直接影响到煤炭产能。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山西的煤炭库存较11月份减少了200万吨。产量同比减少了1.6%，销售量同比减少了2.7%。

　　内蒙古自治区煤矿数量压减了70％以上，广东省小煤矿也全部退出。重庆市下属的一个县区98家地方煤矿整合成26家后，产能也从400万吨下降到100万吨。

　　大唐电力燃料公司的一位高管表示，从整个煤炭供需关系上来看，供需并不平衡——电力需求的增长率在14％左右，煤炭的增长率8％左右，而大面积“连坐式”的安全整治让这种供需更加不平衡，这恰恰是此次电荒的主要原因。

　　1月24日，国家发改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产煤省(区、市)提高煤矿安全生产能力，坚决纠正对所有煤矿一律停产的消极做法。此时，全国电煤库存到大约是2142万吨，不到正常存煤的一半。

　　开业的烦恼

　　煤矿再次开业了，但那位重庆煤老板还是很头疼。他发现，以前矿工的工资也就是每个月2000元，但是现在春节加班最高要出到8000元。即使这样，还不知道能不能留住人。而他更不知道的是，过一段时间他的煤矿或许又要被停产了。“关闭太多了。”这是贵州纳雍电煤运销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张祥学向南方周末记者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在贵州纳雍地区，最早有88家煤矿，关闭后剩下38家，在建的有19家。

　　据张祥学介绍，从2006年开始的这场关闭小煤矿提高产能的运动，反倒使得纳雍地区的煤炭产量下降了两百多万吨。煤炭供应更趋紧张。

　　更坏的消息是，2007年，该地区步入了煤炭紧张时期，煤炭价格也从每吨243元涨到了272元，2006年储藏下来的80万吨救急煤炭也在去年消耗一空。“按照国家的政策，我们进行了关闭整合，但贵州煤炭分散区域广阔，即使整合之后，产能还是短期无法提高。”张祥学说。

　　那位重庆老板的煤矿就挣扎在整顿的边缘，他的矿也是两个七八万吨的小煤矿整合而成的。

　　以前，重庆市的煤炭整合小煤矿的标准是3万吨，后来是6万吨，现在变成了15万吨。目前，在15万吨以下的都要予以关闭。

　　那些年产千万吨的大矿，也和小煤矿企业一样认为——整合的步骤太快，企业根本来不及提高产能，就得马上进行新一轮的技术改造。

　　1月28日，内蒙古一家千万吨大矿的老板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他们企业在资源补偿、技术改造、几级政府收费、复垦土地上投入得越来越大。

　　从长远来看，淘汰小煤矿，提高煤矿安全性，进而整合产能，这是必然趋势。

　　但目前，在全国煤炭产量中，2005年小煤矿的产量约为8.9亿吨，占全国煤炭产量的40%，2006年超过9亿吨。

　　一位电力企业的人士则提醒说，小煤矿在短期内对整体的煤炭供需形势还存在一定的影响，整顿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区域特点。

　　滞后的能源体制改革

　　“今天的电荒是能源体制改革停滞引起的并发症状。”1月25日，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表示，“现在国内整个煤电供需双方都在波动之中，煤价、运价都很难以长线稳定下来。”

　　如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管制一样，自从2006年煤炭价格彻底放开之后，电厂和煤炭企业可以自由商议价格，但是国家又是在“电价不能再涨，煤价双方协商”的原则下定出此协议的。由于无法将煤价的涨价成本转嫁到电价，煤电这对欢喜冤家一直处于角逐之中。

　　此时，煤电双方都会陷入阴谋论的论断之中。煤炭企业认为电力企业要挟发改委涨电价，而电力企业则认为煤炭企业夸大自己的处境。

　　这个矛盾导致双方始终无法签署长期协议。

　　自从2005年以来，很多和电厂签订长期协议的煤矿都吃了亏。但是，直到现在，内蒙古这位拥有2000万吨大矿的老板并没有悔意。

　　在他看来，这是没有经过市场波动的价格。虽然，他在2006年订2007年的价格的时候，市场价已经比他们签订的合同价高了近100元。

　　“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供货渠道，对供需双方都有好处。”上述煤矿老板说。

　　事实上，只有真正推进了电力改革，甚至是油价改革，这样才能以长期协议的方式，稳定供需，让煤电能有效联动，才能稳定运输价格，让电厂能够获得长期的优惠运价。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即使煤电签署了长期协议，二者还是一种脆弱的供需关系，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就会措手不及。

　　“中国的煤电供需状况好比一个病人，本来就有病，一旦遇到风寒，病情就会更加严重。”大唐电力的一位专家针对当下的煤荒电荒解释说。

　　杭州热电集团董事长余伟民就是这种脆弱关系中的一员。在这个煤价飞涨、供应紧张的岁末，和他曾经是同盟的合作伙伴们并未完全执行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