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不破的藩篱：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困局

　　来源：观察与思考

　　冲不破的藩篱：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困局

　　-观察记者(见习)刘 静

　　时至今日，当大学之门向更多人敞开之时，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不再如几十年前立于“象牙塔”般神秘，而是渐渐进入了主流关注的视线，“思想活跃”、“灵活聪明”、“能说会道”，当一个又一个溢美之词加于他们之上时，这个群体也开始被社会舆论贴上一些“不雅”的标签。

　　而其中，动手能力差，显然是众矢之的。

　　“应届毕业生身份”的尴尬

　　对于所有03年之后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找工作始终都是一场“恶战”。

　　小陈，2005年从浙江一所普通高校的中文系毕业，现在一所市级医院担任宣传工作，平常写写新闻稿，做做调查报告。别看现在拥有这份让人羡慕的工作，但谈起起初找工作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和其他同学一样，离毕业还有大半年的样子，小陈就开始参加各种招聘会，试图早点把工作定下来。“虽然学校不是重点，但在省内还是很有知名度的，所以想找个一般的工作还是挺容易的，可一圈走下来没发现几个合适的。”

　　本来满怀信心的他，一连碰了好几个“钉子”，而其中最大的门槛竟是“应届毕业生的身份”。一次，小陈来到一家感觉不错的单位面前，客气地把自己的简历递上去，里面包含着许多获奖证书、学历证明、外语证书等，可招聘人员大致浏览了一下就问：“你是应届毕业生？”见他点头说是，那个人就突然很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们不招应届生。”小陈刚想辩解几句，后面的人就挤了上来。

　　在湖南找工作的小马也触头得很，今年即将从软件专业毕业的他，一直想进一家软件公司从事开发工作，可是面对几家用人单位，他们也同样问了小马是否是应届生的问题，有一些当面拒绝，有一些就问小陈有什么项目经验，有没有大公司实习背景什么的。可小马除了参加过一些学校组织的活动，这方面的经验并不多，所以最后都被招聘单位拒绝了。

　　像这样被拒绝的经历，很多接受采访的大学生们都遇到过，本来，应届毕业生就是每年找工作的主力军，但却频频遭招聘单位拒绝，那么，用人单位不招应届毕业生招什么呢？

　　“我们要有社会经验的大学生！”一家从事外贸的中型公司人事部经理斩钉截铁地说道。之所以如此较真，这位经理向记者吐了一肚子苦水。

　　去年，公司为了扩大规模，于是想大揽人才，就招了几个应届毕业生进来，学生们能说会道，本来对他们充满了信心。可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交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任务：找家印刷厂印制500本公司表单，他还特意对几个大学生做了交代，先想想工作流程，理清楚后要向他汇报，等批准了再去做。

　　可谁知道吩咐完后，他左等右等，就是没有等到他们来汇报，人也都不见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倒是来了，一人手捧一个纸箱，好像很有功劳似的，结果经理一看账单大吃一惊：以前这种册子的印刷费用一直都是在1.5元一本左右，总共也就是750块钱；可他们竟然是2.5元一本，多花了好几百块。问他们找的什么印刷厂？其中一个大学生说，以前在市中心逛街的时候看到过那里有印刷店，一听说公司要印刷，就打的直奔那儿去了。

　　这样的做事方式显然很“幼稚无知”。一般只要先找同事问问清楚办事流程和价格，再收集几个印刷厂资料，比比价格，确定后等他们先印出样稿，最后由印刷厂把成品送上门来，全部过程只需要打几个电话就可以了。他们却“大动干戈”，然后草草了事。

　　不只是这些小事，谈及份内的工作，另一家从事建筑行业的部门经理，也向记者坦言：“不是不想招应届大学生，只是他们实在是上手太慢。”据这位经理介绍，建筑行业人才的特点是“门槛高，起步低，成长慢，流动大，越老越值钱”，而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有些也很有才华，但是因为长期在学校，所以很多想法不太切实际。这些只有理论知识而缺乏实践经验的应届毕业生进入公司，至少需要半年到1年的适应期，而成为一个有一定竞争力的人才则需要5年，因此即使是大公司，也不愿意培养应届毕业生。所以，尽管正值应届生求职高峰，企业和人才也难以“对接”成功。

　　很明显，应届大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矛盾，那就是大学生空有一肚子理论知识，却没有实际动手能力，而用人单位则需要招来即能干活的人才。

　　简而言之，这就是学校和社会对人才的双重标准。

　　看不见的“教学成果”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十几年前社会舆论对于大学教育的那场讨伐：中国高等教育太保守、发展太慢，以保证质量为借口，对人民群众热盼上大学的心情视而不见，拒广大热血青年于大学门外。

　　于是，在这场争论之后，教育部门终于狠下决心、落下槌子，于1999年首次大敞学门，当年的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人变为153.7万人。

　　而如今经过十年的发展，全国高校在校人数已达到2000多万，规模居世界第一。这些，似乎终于让我们心里有了一丝安慰，因为我们大学改变了自现代大学诞生以来近百年的精英教育性质，昂然步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每年为数以百万计的城乡青少年学子，提供了可能改变个人乃至家庭命运的梦圆大学的机会。

　　然而，就像温家宝总理的“温氏乘除法”所表述的一样，“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十三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十三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大学扩招当然也不是单纯的数字叠加，大学教育的格局就因此而改变。

　　在复旦大学读大一的小王描述了一下学校里上课时的情景：“很多课都是上大课，阶梯教室里挤着200多个学生。这么多人在一起，什么旷课、讲话、早退、睡觉那都是常有的事情，而我们和老师之间却颇有默契，他不说，我们照做不误；他一瞪眼，我们就收敛一些。”

　　而前不久发生的“扬帆门”事件则把大学里的师生关系矛盾推到了一个顶峰。2008年1月4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在上“生态经济与中国人口环境”选修课的最后一节课时，因为逃课学生人数太多而与一名欲离开教室的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

　　也许，大学里的师生矛盾真的已经升华到了一个顶点，学生们的普遍体会就是上了四年大学，老师倒是换了一拨又一拨，可谁也不认识谁，更别说接受老师的单独辅导、和老师谈谈心这样的美事了，原本该建立最紧密关系的老师和学生形同陌路，大学教育的全部过程也简化成了“听一些乏味的说教加上最后考记忆力的测验”。

　　可是老师们似乎也有苦衷，一位在高校里教材料化学的老师说：“别看人家觉得做高校老师体面风光，其实我们的压力很大啊！”据他介绍，高校里老师的任务是教学和科研，然而现实的矛盾是：论文等科研成果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摆到桌面上量化的，而且只要花时间就有“成果”，名利双收。但教学则是“看不见的”，可能花费了很多工夫，“成果”却不能马上看到。

　　2005年，一位老师的死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叫晏才宏，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普通教师，死于肺癌，终年57岁。在他去世后的三天内，上海交大校园的BBS上，竟发表了学生千余篇悼念文章，学生还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他的教学水平和师风师德广受赞扬，然而就因为没有论文，在去世时，晏才宏还仅仅是个讲师。

　　这显然是让人心酸的，一个对教学呕心沥血，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却到死还是一名讲师，可想而知他的付出和回报是极其不成正比的。一名教授愤愤地告诉记者：“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当然是我们的本职，可是中国大学教育的行政化管理色彩太浓厚，让不懂教育的人管教育，权力至上而下，甚少听从广泛的教师和学生的意见，为了前途，我们当然只能遵从制度，把时间放在科研上，教学变成了副业，这样的模式，怎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是的，这样轻视教学的模式，显然也培养不出一个拥有动手能力的大学生，因为考试分数和科研成果一样，看得见、摸得着，在这个需要进行短期批量大生产的“工厂”里，动手能力，这么一个见效路漫漫，费时费力的东西何谈培养！

　　创造，而不是“熟练工”

　　热辣的太阳照得大地明晃晃的，2007年的暑假又如约而至，大学生们又成为了一个忙碌的群体，纷纷开始找单位实习。

　　湖北大学体育学院的大二学生小李告诉记者，她前段时间去进行过一段短暂的实习，当时她对实习还很陌生，只要能找一个单位，不管是什么部门，能做事情就好。于是，她便在老师的介绍下去了体育文化局实习，刚实习几天，感觉却很难熬。因为自己在里面好像一个隐形人一样，大家各做各的工作，一天到晚几乎无话可说，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就偶尔帮人家倒倒水，送点文件什么的，纯粹只是“打杂”而已。

　　相对于小李的盲目，新闻专业的小梅则目的性很强，她通过家人的介绍去了一家报社做实习记者，但她一去，却被吓了一跳，不大的报社里挤满了实习生，简直比记者还多！一个记者起码带两个实习生，好脾气的记者还会教教你，只管自己忙的当然就不理你了，有时小梅和好几个实习生都没事干，就坐在报社看一整天报纸。

　　由于就业压力，实习已经成了大学生从大一就开始的“必修课”，大学生们也都很聪明，知道要早点为自己积累点资本。然而，由于实习和社会实践制度的不健全，大学生们能真正从中学到的东西寥寥无几。

　　为此，浙江万里学院就建立了一套颇亮眼的新闻系“3＋1”培养模式，即在四年本科学制中，前3年接受专业理论学习，最后1年在相关单位实习。而这些单位是由学校慎重特聘后的合作单位，保证每位实习学生都有1名以上固定指导老师。

　　相比较而言，一些职业学校“半工半读”的人才培养模式则可能更胜一筹。2006年，教育部发下一纸批文，批准了107所职业院校正式实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要求学校在校学生工学结合，也就是说，让学生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学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对知识进行运用。

　　看着这些实践动手能力强的学生渐渐变成了就业市场的“香饽饽”，我们当然应该充分肯定它的效果。然而，培养出一批符合各项标准的“熟练工”就达到我们的要求了吗？

　　早在2005年10月7日，《金融时报》就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最脆弱的环节：为了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大学需要很大的改进(China'sWeakestLink:FortheSakeofBusiness,Uni versitiesNeedBigImprovements)》的社论。其核心为，中国的大学质量太差，特别是受儒家文化中死记硬背的教育传统的影响，不鼓励学生的创造性，过分强调对老师不加置疑的尊重。

　　这篇文章的观点十分到位，从小到大，我们的教育观念就是死记硬背，而造成这种观念的原因必然来自文化。我国著名的勘探石油专家许宝文曾举例说“古时王勃写了一篇《滕王阁序》可以流芳百世，直到今天大家还在教科书中进行解读。但天坛的回音壁，这个如此奇妙而伟大的建筑，究竟是那些匠人的贡献，却在历史上找不到记载。这说明历来中国封建社会中鄙薄技术的思想是多么严重。”

　　庆幸的是，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教育工作座谈会时提到，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里所说的杰出人才，也就是真正的大师级人才。因此，国内精英教育的失败，已经不是国内几所大学的面子问题，而是危及整个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

　　什么是人才？教育家匡亚明曾直截了当地说:“凡是人才总是有突出的创造力，敢于不断创新；人云亦云的，不是人才。”

　　敢于创新，学会创新，是判断一个人才的标准，那么，敢于动手，勤于实践则是成为一个人才的重要途径。因为，只有亲自动手实验、制作和全身心探索自然，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而这，显然也不是仅靠大学教育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