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聋哑人犯罪群体调查 中韩跨境协同抢劫作案

　　深圳聋哑人犯罪群体调查：不同国籍者协同作案

　　南方都市报 这是一个平静的世界，因为只有手语；这是一个嚣闹的世界，因为其中暗潮奔涌。

　　不久前，韩国籍聋哑人申大浩伙同三名贵州籍聋哑人在深圳振兴路抢劫从银行出来的一名出纳员，案值1万元，被深圳中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处罚金2000元，并被驱逐出境。

不同国籍的聋哑人聚集在一起实施犯罪，在此前较为少见，那么深圳的聋哑人犯罪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相关团伙内部有着怎样的组织结构？带着种种疑问，记者对这一特殊群体展开了调查。

　　聋哑人犯罪之变异

　　中韩聋哑人协同抢劫

　　“申大浩案是聋哑人犯罪的一种新动向，‘跨境合作’”，关注聋哑人犯罪十多年的深圳东门派出所民警陈伟权说。陈伟权是深圳公安部门最先学会手语的警察，曾经办过或担任过手语翻译的聋哑人案件有数百宗之多。但在他的印象中，此前聋哑人犯罪的个案里还未有境外聋哑人共同参与的现象。

　　去年年初，机动中队破获一起10余名聋哑人尾随从银行出来的市民进行抢夺的案件，陈伟权在担任手语翻译时，一名涉案疑犯用手语告诉他，同案一聋哑女子的男友是韩国人，他们的作案方式是韩国聋哑人传授的经验。那时，他只当这是聋哑疑犯骗人的一种借口。

　　尽管他知道，有一些日本、韩国的聋哑人过境来深圳，跟深圳的聋哑人一起聚餐、串门，也有内地较漂亮的聋哑女孩跟他们相恋的故事传出，但此前他经手的案件里还没有这样的情况。

　　聋哑人犯罪之历史

　　在深有十多年时间

　　聋哑人犯罪在深圳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大约是在1992年之后，一些聋哑人随老乡来深圳闯世界，由于找不到工作，他们便在街头卖十二生肖公仔或运程纸。由于生意不太好做，他们又上写字楼推销毛毯。但终因语言沟通不畅，生计仍然难以维持。陈伟权称，部分聋哑人在推销的时候慢慢开始学会“顺手”拎走办公室里的包。

　　如今，在街头做公仔、木匙生意的聋哑人越来越少，在歧路上越走越远的聋哑人则越来越多。以至于今天，在聋哑团伙家族里，常会以“卖十二生肖”代表头目，尊显其地位之高，通常是一二级头目才能配得上的称呼。而如果小的哑巴喽啰自称是卖生肖的，轻则遭同行白眼，重则遭同伙殴打。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尽管已开始出现聋哑人作案的情况，但他们多是单打独斗，远未发展成今天这种团伙犯罪的态势。

　　聋哑人犯罪之结构

　　团伙组织呈宝塔形

　　曾公诉过十多宗聋哑人案件的福田检察院检察官郭曼青分析，流落在社会上的聋哑人由于生计难以维持，他们特殊的身体状况成为聚居的一个因素。随着来深聋哑人越来越多，结为一个个团伙，组织变得越来越严密，团伙成员少则数人，多则上百人。

　　陈伟权介绍，这些团伙通常呈现出一种宝塔形结构。大头目通常是在家坐享其成不用出门，只是策划和收钱。其手下还会设有三四个头目，二、三头目相当于监工，同时也是按内部规矩惩罚团伙成员的打手。四头目负责买菜，五头目做饭。自愿或被诱骗至深圳来作案的聋哑人，在作案得手后，需上交全部或绝大部分财物，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头目的敛财工具。

　　此前，深圳警方破获了一个聋哑人犯罪集团，从头目身上缴获的存折账目显示，该团伙每日收入少则千元，多则万元，日均三千元。

　　聋哑人犯罪之手段

　　逐年演变配合默契

　　让陈伟权明显感觉聋哑人犯罪增加是在2000年。此前为了办案方便而利用业余时间学过近两年半手语的他，有时一周要外出当手语翻译达五六次之多，活动在不同的区。而自己经办的案件，多的时候一天可碰到两三宗聋哑人扒包或盗窃的现象。

　　作案的聋哑人越来越多，其作案的手段也在逐年演化。从办公室拎包到敲车窗拎包，从个体作案到团伙作案。拎包团伙的鼎盛时期是在1998年前后。陈伟权记得，福田抓获过一个在当时最大的拎包团伙，前后干了20余单，团伙行动开始成为聋哑人作案的一个新特征。

　　聋哑人拎包团伙在实施犯罪时有一定“技术含量”：他们采用一人佯装摔倒或挡在车前的方式，转移车主的注意力，一人敲车主的门窗引车主下车，一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副驾位上拿走车主的包，待车主再上车时他们已逃之夭夭。陈伟权说，他亲眼见过的一起案子，整个过程不到2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