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17日电 最新一期美国《侨报周报》刊文评论中国改革试验区，文章指出：中国改革试验区布局成型，随着2007年成渝地区和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改革试验区相继出笼，中国新一轮区域改革试验开始发力。这一轮改革试验区的创建，模式、宗旨和目标与二十多年前建立经济特区有很大不同，它们将起到的作用和发挥的功能也有别于传统经济特区，且现有改革试点内容基本上已涵盖新时期面临的三个全局性改革难点。
以下是该文主要内容：
四大区域新格局初步形成 2004年到重庆打工的魏昭梅不久前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城市户口”。
截至目前，重庆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已达700多万人，当地城乡改革正大大推动这些农民工边缘身份的转变进程。
“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里程碑！”——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如此评价统筹城乡改革的意义。他说，“城乡统筹就是要让农民与市民一样有保障，有就业，有增收，这是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农村经济的有益探索。”
而在不久的将来，拿着一本“通用户口本”，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的居民可自由流动。在武汉打工的城市圈农民，也可像武汉市民那样享受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及福利。
2007年6月，重庆和成都联合获准成立“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2月，位于中部腹地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随着两个新试验区的加盟，2007年，中国的土地上由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内陆初步完成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全面布局。
分析人士指出，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的发展大势。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扩展到中西部是配合全国协调发展的需要。
目前，随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加速推进，中国已初步形成东部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
老特区求富 新特区重平衡 新的四大改革试验区将起到的作用和发挥的功能，有别于与二十多年前建立的传统经济特区。
这种不同是由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决定的。经过三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国已逐渐由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相对成熟的现代工商业国家。如今，困扰中国经济社会的，已不是传统的贫困问题，而是发展失衡问题。
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从财富和发展机会分配来看，乃是四大失衡：其一是城乡发展失衡；二是地区发展失衡；三是纵向的贫富分化；四是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承受力间的失衡。
这四大失衡与以往中国可以提供的内部资源条件有关，也与一定的发展战略选择和发展模式有关。
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按户口关系分别享有不同国民待遇的事实，使农村居民在占有发展资源和发展机会上，远远小于城市居民；改革开放的突破点选择在东部沿海地区，则使东部沿海得风气之先；而以低成本取胜、注重出口的发展模式，则加重了环境可承载力。在一定时期，选择这种发展模式，采用这种发展战略，与造成这种结果，有其历史必然性。
然而，在经过多年努力摆脱贫困后，如何不以牺牲环境和财富与发展机会严重分配不均为代价，推动经济社会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促进发展公平和成本节约，已逐步成为中国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这四大失衡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资源条件的变化，反映的是以往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已暴露出局限性，需要对其升级改造。
中国建立新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是对此做出的重要尝试。目前设立的四大改革试验区，两个在沿海，一个在中部，一个在西部，这首先表明，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地理空间来说已由东向西推进。它对缩小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有着重要意义。
各有主题 示范互补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改革试验区的试点改革主题各不相同：
最早设立的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着重探讨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希望把经济体制改革与其它方面改革结合起来，探索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6年5月设立的天津滨海新区，探讨的是城市发展新模式，其目的是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推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高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设立成渝改革试验区，则是为了探索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希望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使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在各个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的权利、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同质化的生活条件。它将进一步增强西部地区城镇的产业集聚功能和综合承载能力，推进成都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建设，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
最新设立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围绕“两型社会”，希望在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上有所探索，避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探索内生型经济发展道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内生型发展模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四大改革试验区的不同设立宗旨，对应了中国目前面临的不同难解性问题。这种不同的改革分工，不仅有利于发挥中国内部不同地区各自的比较优势，使各地区获得不同发展，又使不同的改革成果，可以分别产生示范效应，彼此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还会增加试验区吗？ 此前，有香港媒体传出，随着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中国第4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未来两三年内，中国原则上不再批准新的国家级试验区。
报道称，不再批新试点的理由是，目前已圈定的试点，基本上契合国家整体发展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此外，现有改革试点内容基本上涵盖新时期面临的三个全局性改革难点。
三个难点： 一、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为此，需要包括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行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推进。这些均在浦东和滨海等改革任务表中有所体现。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存在体制机制上的问题，急需进一步解决。浦东和滨海、成渝、武汉和长株潭等试点提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就是为解决这方面问题。
三、目前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城乡统筹、破解二元社会等方面也面临一系列“难啃的骨头”。
对于未来是否会再批准新改革试验区，国家发改委有关官员在接受香港媒体询问时并未明确表态。
该官员指出，现在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随着改革深入，不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深层次的利益调整，风险大，系统性和配套性要求高。为避免出现大的风险，国家先在局部地区实验，再将成熟经验推广全国，起到示范作用。
但他透露，尽管改革试验区的数量有严格限制，只要是能在一些领域、机制取得突破的试点方案，仍有可能推出新的改革试验区。
专家分析认为，现在世界各国大概有超过1200多个经济特区，美国就设立了数十个，中国设立5个特区显然不多，未来肯定有继续增加的空间；现在中国政府严格限制数量主要考虑还是不希望试验区泛滥，成为地方政府向中央争取特权的途径。
改革试验区 含金量颇高 一、金融政策
试验区将拥有更大的金融制度改革的自主权，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推动形成区域金融中心。
二、土地
地方政府将拥有新的政策空间，特别是在实现区域整体规划、连片开发方面，将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从而实现自己的“大手笔”。
三、财政与税收
拥有一些配套的财政与税收政策，例如设立保税区，有助于吸引更多外资，保持城市竞争力，同时还可得到税收、银行贷款等方面的支持。中央财政在一定时期内对试验区还会予以专项补助。
四、区域发展机遇
是实现“大通关”，突破城市发展的局限，为整个区域发展提供融合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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