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陕西省大批公务员，尤其是许多担任了较高职务的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纷纷拿起手中纸笔进行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乐生近日接受采访时介绍说：“在陕西，官员写作非常普遍，从基层到厅局，从乡镇到省委，可以说已成规模了。
”(2月18日《人民日报》)
作为拥有堪称“中国古代社会天然历史博物馆”的西安古都与“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等文化遗产的陕西省，其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为世界所注目，“陕西作家群”也早已被有关学者、专家关注并研究。陕西省官员写作蔚然成风，如果已经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现象”，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陕西深厚的人文底蕴与鲜明的地域文化的折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此仅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关注足矣。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官员写作与其他社会成员中的写作一样——任何公民都有写作的权利。如同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对此现象的评价：“谁都可以写作，我只看作品不看人。”另一位著名作家陈忠实也说：“爱好文学的人不分职业，公务员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拿起笔来写作没啥可奇怪的。”
官员写作仅此而已。但现如今，出书难，早已并仍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学术著作的出版更加困难，而青年学者所撰写的学术著作，其出版就越发是难上加难。在出书、卖书都需要商业化运作的今天，一些教授级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慨叹：写书难，出书难，卖书更难！相比之下，官员出书的风光无限就颇值得关注。因为，官员们在申请书号、缴纳版税、发行销售等环节，会拥有更多的“方便”，他们出书蔚然成风是否与这些“方便”有关？没有人能给我们答案。
这样的想法并非无端臆测。比如，部分官员的“高学历”问题屡遭百姓诟病，就是因为有些官员动辄硕士、博士加身，到头来却被揭露论文抄袭、考试替考，是靠权力慷国家之慨、花数万元买来的“权力文凭”。再如，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临汾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就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委托他人购买虚假版权页资料，套用书号，非法出版个人及亲友编著的16种图书共计8万册，并出售本人及女儿的非法图书1.27万册，从中获利43.32万元。官员写作队伍作为一支独特的“纵队”，给陕西地域文化提“神”是可喜可贺的，只要他们在写书、出书、卖书的环节上，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我们不妨仅以“文化现象”视之。反之，就必须以“腐败现象”来关注。(赵丙臣）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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