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介入致和田玉市场规则改变

国内最大的和田玉将在东莞拍卖

　　近几年来，上海成为中国的和田玉交易中心，最高档的雕刻作品和原料都集中在这个城市里。“主要原因是十几个能批量出活的玉雕大师全集中在上海。”而原料的提供者和购买者都围绕着这些大师转。

　　洪新华的工作室在上海漕宝路附近的工厂区中，周围十分破落，门上也就是普通的锁，可是摊在桌上的一块准备雕刻“卧虎藏龙罗汉”的大块和田白玉的价格就是100多万元，还不算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别的石料。

　　果然，雕刻大师颜桂明的工作室也在城隍庙附近的破败工厂里，走进窄而简陋的楼道，推门进去，就能看见各处散放着各种翡翠雕刻和和田玉雕刻。一个小小的纯绿翡翠挂件，原料买回来就是60万元，加工后的价格更要到100多万元。柜子里展示的各种和田玉雕刻，也并不采用严密的保安手段，只用一把简单的铜锁。这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工作室，就是全国最高档的和田玉买卖中心，各种收藏者陆续前来，“买货一律携带现金”。

　　现金加上玉石，都是引人注目的目标，为什么保安如此松散？“这还是传统行业的规则特征决定的，一是外人根本没机会走进这里，都是朋友带朋友才能进来；二是我雕刻的东西流通渠道就那么多，就算是被小偷偷去，他也根本没机会把东西出手。上海还从没发生过工作室被偷窃的状况。”狭窄、顶层的流通渠道使这些大师根本不用费尽心机来添置保安措施。

　　这种渠道的形成，基本上要归功于港台地区玉商，甚至整个和田玉市场的早期运作，也完全是港台地区玉商制造的。1992年，港台地区玉商来到大陆，当时的和田玉原料价格是现在的1‰。在田力的印象中，当时和田玉在整个玉料市场的价格并不突出，与昆仑玉、俄罗斯玉石的价格相当，“市场还非常粗糙”。

　　颜桂明、洪新华他们从前都是在上海玉雕厂工作的，因为国营单位不景气，颜桂明当时去了深圳做翡翠加工。90年代中期后，港台地区商人来大陆收集和田玉的新雕刻之作，这批有技术、有想法的师傅逐渐转向雕刻和田玉。“尽管中国有悠久的琢玉传统，可是解放后基本断绝了，刚接触玉雕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弄。”90年代还流行过给白玉抛光，和翡翠的制作工艺一样。

　　是台湾商人提出的种种要求改变了玉石的加工状态。“白玉要温润，不要那么刺目，要含蓄的光。”于是上海的工匠们推出了新工艺。他们又提出对质地的要求，和田玉因为质地细腻，适合作为有大量需求的把玩件出售，结果很快就胜过了青海玉料和俄罗斯玉料，成为玉市场上最昂贵的材料。

　　鼎盛时代，港台地区商人用他们的方式，又刺激了雕刻工艺。上海的玉雕大师易绍勇应台湾地区玉商林子权的要求，给他雕刻108块玉牌，每块都有独到风格，大大刺激了当时的玉雕界。“上海的玉雕大师就是这么斗出来的，你出色的话，我要做得更出色，才能吸引到生意。”而价格也在这种争斗中攀升。当时易绍勇每块的雕工是几千元，几年后迅速转变为上万元，而现在，“出10万元的价格，他也不一定给你雕刻”。

　　当时台北街头，大大小小有几百家和田玉铺位，因为需求量大而推动了上海和田玉市场对原料和工艺的要求，但是这种主宰地位随着大陆的经济实力强大而迅速丧失。2002年开始，大批大陆的商人开始进入和田玉市场，无数的涨价神话开始诞生，这些故事到现在还在市场上广泛流传。

　　最初也是最著名的故事，是关于一个浙商旅游团的故事：他们去新疆旅游，花500万元买了一卡车料，结果回来粗粗一分，就发现了价值1500万元的玉料。“大批的浙江商人于是开始进入原料收购市场，囤货的传统也是那时候留下的。”几乎每个与和田玉有关的人都经历了这种震撼。2002年春节前，崔磊买下一块5万元的料，所有朋友都说他傻，可是过了春节，就那么几天，无数的人称赞他，那块料有很多人出价15万元。和田玉正式成为财富流通市场上的工具。

　　“原来的港台地区买家和后起的大陆买家根本不能竞争。”从前，港台地区买家来大陆可以细细挑选，可是北京的买家很快用一种崭新的风格改变了这种规则，“北京买家来上海，说法都是‘有多少，我全要了’”。和田玉作为高端礼品，在北京供不应求，总结性的话是:“在北京，买得好，卖得更好。”

　　而江浙的房地产商、金融界人士成为购买的另一种力量，他们的购买方式更为豪放，买成品，也酷爱买原料，“买回去要是找不到好的雕刻大师，就把它放在保险箱里，反正每天都在涨价”。他们的现金交易模式，也使一般人退避三舍，“出来都是拿着几箱现金”。这时候，港台地区商人完全没有竞争力了，无论是购买方式还是购买力，都让位于大陆买家，“一个玉雕大师要是听见一个北京买家要上门，肯定会放弃开始和港台地区商人定好的约会”。

　　近年来，更有大量的港台地区商人从事“回流”生意，就是把以前买走的东西再拿回大陆售卖，“这边的买价远远高于他们当时在大陆的购买价格”。这充分证明了大陆的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