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东西部争“人口红利”

　　《瞭望》文章：东西部争“人口红利”

　　农民工日益强烈的回省就近“打工”愿望，表明“人口红利”已成共同看重的“紧俏”资源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健 田刚

　　东西部农民工工资差异日益缩小，农民工回省或就近打工的意愿日益强烈：目前，中西部地区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农民工回流趋势；在农民工工资、福利待遇及社会地位方面，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已呈“较量”态势。

　　打工者算账：去沿海已“不划算”

　　在四川省资中县鱼嘴村，回家过春节的农民工凑在一块算账，发现到沿海打工者在收入上竟没有什么明显优势。

　　22岁的田伟在江苏一家复合材料厂打工，月工资1500元，不管吃住。每月吃住花费700元，租房花费100元，还能存下700元左右，除去来回的路费1000元，春节能带回家七八千元。同村21岁的田增良在成都一家汽车修理店打工，每月收入也有1500元，干得好可达1900元，吃住用的花费每月700元左右，最后能带回家近万元。两人的收入有一定代表性，其他农民工的情况差不多。

　　在四川省隆昌县、重庆市铜梁县，本刊记者分别采访了在中西部和沿海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普遍认为，各地打工收入的水平相差不是太多，即使沿海地区稍高一点，也被长途外出的通讯、交通成本抵消了，所以回家过年时，包包里带回来的钱相差无几。

　　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劳动力经纪人的印证。

　　重庆市合川区农民孙辉菊是全市最大的民间劳务输出经纪人，曾先后介绍输出3.3万名劳动力到沿海，对二十多年来劳动力价格变化十分清楚。孙辉菊总结说：上世纪80年代时，重庆与沿海的工人工资存在巨大的“落差”，打工有淘金挣钱的感觉；但此后20年，沿海打工工资几乎没有明显上涨，直到2004年以后出现“民工荒”才开始上涨，但同期内地工资上涨也开始启动，而且涨得更快，东西劳动力价格“落差”逐步缩小。

　　她举例说，目前重庆、成都等地的普通建筑工人每月可以挣2000元左右，有一技之长的工人可达3000元，而广东仍然不到2000元；又如电子业，重庆的月工资水平为1200元至1600元，而广东只有1000元出头；制鞋业中的技术工种，重庆及周边地区月工资可达3000元，而在广东2000元就算高的了。

　　新趋势：“回省打工”愿望强烈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川渝地区的农民工普遍存在强烈的回流愿望，希望在家乡或者省内寻找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不再到东部地区打工。

　　四川省资中县的巫小燕在江苏吴江的纺织厂做挡车工，已经打工5年，包吃住月工资1400元。她认为，在江苏打工有几点不满意：一是工作实在太累了，每天要做8小时，一年到头三班倒，从来没有过过周末和节假日；二是生活枯燥，虽然人在沿海地区，但每天呆在厂区里上班和睡觉；三是独自离家太远，春节回家火车票太难买。她盼望有同等条件的打工机会，或者待遇稍低一些，回到成都或者老家打工挣钱。

　　四川隆昌县金鹅镇罗星村支部书记蔡迎春说，这个村有1080人外出打工，省内和广东各占一半。这两年，省内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例如建筑工地上的泥瓦工，2005年一天工钱只有30至40元，2006年涨到50元，2007年涨至70元。沿海地区也就是这个水平了。村里打工者今年回家过年，纷纷打听省内就业机会，只要有机会就留下来。

　　四川资中县就业局局长张兴民认为，农民工回流现象已经出现。

　　据粗略估算，过去资中县的外出打工者有80%在沿海，现在沿海地区只占40%左右，还有30%分布在四川省以外的中西部地区，主要在建筑行业，10%在四川省。

　　作为全国劳务输出示范基地，132万人口的四川资中县，外出务工人员就有34万。然而从事了二十多年对粤劳务输出的张兴民告诉记者，最近两年这个工作已经停了下来，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价格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向广东输送一个劳动力，厂家给20元组织费，最高时给过50元；90年代，广东的劳动力饱和，我们每输送一个劳动力还要倒贴给厂里的人事干部几十元钱；2000年以后形势又变，即便广东的企业出钱我们也招不齐他们需要的人，而且送去了也稳不住”，因此自2005年以后，资中县就业局就没再向广东组织过劳动力输出。

　　四川省隆昌县与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是友好县镇关系。隆昌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程伟说：“我们考察发现，东坑镇的电子厂、玩具厂中，打工多年并有一定技能的员工，月工资只有1600元左右，而且总是加班，每天实际工作10小时以上，加上加班费收入不过1800元。刚刚招聘的工人只有800元至1000元。东坑镇希望隆昌县能输出劳动力，越多越好。我们回来宣传发动，发现招工很难。在隆昌县本地，建筑行业工人每月挣1600元左右。在工地上打点零工，每天能挣30至40元。广东工资没有吸引力”。

　　农民工普遍认为江浙打工收入水平高于广东，但江浙地区的实际劳动力价格水平与中西部“落差”也不明显。芦山县是四川偏远落后的农业小县，近年来浙江人在芦山投资兴办了不少纺织企业。芦山通达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生贤说，外人认为我们把厂设在这么偏远的地方是因为劳动力便宜，其实浙江工厂月工资水平为1200元，每天工作时间在11个小时以上；芦山县月工资800多元，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这样算来两地劳动力价格水平基本相当，投资主要吸引力是当地水电站的丰水期电价。

　　工资以外的原因

　　农民工渴望“回流”，除工资“动力”不足外，还有深刻的体制和社会原因。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首先是对社会待遇不满意。由于体制等原因，经过了二十多年整整一代人的艰辛打工，外来工仍然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并且形成了大量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造成长期骨肉分离。

　　其次是企业福利待遇不尽如人意。随着新一代工人维权意识的提高，打工者在养老、医疗、工伤、劳动时间、食宿、业余生活等方面与厂方的矛盾不断显现出来。

　　资中县就业局长张兴民说，打工者普遍对广东的工厂越来越不满意，而且年轻一代农民工的忍耐性越来越小。2005年，广东惠东一家陶瓷厂拿到许多美国订单，紧急找资中县就业局要200名劳动力，劳动局花了很大功夫，才组织了170人过去。过去以后，因为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待遇低、生活条件差，他们就选派代表找厂方谈判，厂方虽然不断让步，但一周内仍走掉150人，还带走了一批老工人。

　　重庆市合川区劳务输出经纪人孙辉菊说，现在一些广东企业，工人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工资仍停留在七八百元包吃住。虽然我反复向他们抗议，但没有太多改观。现在，我手上来自广东沿海地区的普通工人需求订单在5万人以上，但招不到人，预计春节后最多只能输出2000人。

　　孙辉菊认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一些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不如重庆规范。根据重庆市合川区的规定，劳务经纪人每输出一个劳动力，可凭劳动合同到合川市就业局领取100元奖励性补贴。广东、浙江的用人企业宁愿多掏100元给经纪人，也不愿签订合同，结果使80%的输出劳动力签不了合同。有的企业为了防止工人跑掉，要押一个月工资，或者押工人身份证，到年底才能发还，许多工人春节回来就不准备再去了。仅在合川区，我就知道有300多人是这种情况。

　　孙辉菊说，通过考察，她认为目前重庆在打工者收入、食堂、住宿、社保、治安等方面均不低于广东的水平，所欠缺的只是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数量。如果这边新建一个电子厂，她可以将广东一家同类电子企业的数千名川渝籍的工人一下子全部拉过来。

　　“人口红利”的争夺

　　近年来我国中西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部分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在中西部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以前，农业劳动者被称为“3899部队”，即老人和妇女，现在只剩下了老人，连妇女都出去打工了。

　　随着重庆、成都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启动，西部地区对农民工的优惠政策不断出台，东西部“人口红利”的资源争夺已经展开。在西部地区，政府更多地把农民工视为城市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东部仅把农民工视为一种经济发展要素。这个反差对于农民工的流向影响越来越明显。

　　重庆市南岸区的城市建设和工业、服务业发展，每年需要新增劳动力2万多人，但本地农村每年仅能提供2000名劳动力，需要大量从外地吸纳。该区计划5年内新建100万平方米的城市保障性住房，其中70%用于农民工定居，一期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南岸区委书记张季说，长期以来，农民工工作在城里，过节回农村；年轻在工厂，养老在农村；贡献在城市，保障在农村。不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农民工就要对我们用脚投票。南岸区之所以要把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就是因为农民工买了房子就可以落户口，全部家庭成员就可以在教育、就业培训、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享受市民待遇，否则将永远是“城市边缘人”。

　　重庆劳务输出第一大县开县有40余万人常年外出务工。县委书记蒋又一介绍说，近年来，我们明确提出“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把大批先富起来、有一定产业的打工者吸引回家乡，通过划拨土地供企业给农民工修建住房等优惠政策，先后建起了数百家企业，带动大批农民返乡创业。

　　与此同时，受限于中西部发展中的一些原因，每年还是会有上千万人去沿海打工，一些劳务输出经纪人和劳动就业部门人士分析认为原因有四：

　　一是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就业机会还是太少，找工作难度比较大；二是中西部本地劳务市场不发达，就业点分散，就业信息不畅，而且缺乏大规模产业集群，在同行业中跳槽或再就业难度较大；三是农民工打工主要依靠同乡、亲属关系网络，二十多年来的“惯性”使他们首选沿海，一些年轻人到东部不仅为了挣钱，还想见世面、学技术；四是部分行业内仍存在二三百元的月工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