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不是富人特需品

　　“民生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代表委员热议“两高”报告

　　(本报特派记者 陆一波 栾吟之 谈燕 王海燕)民事案件“能调则调”、刑事案件“宽严相济”、化解矛盾“案结事了”……翻开“两高”报告，这些关键词被代表委员们频频点击。

“我国司法机关在‘依法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道路上迈出了‘民生司法’的坚实步伐。”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要进一步运用诸如调解、和解、协调等促进和谐的司法手段，大力化解矛盾纠纷，努力实现案结事了。

　　不让法律成为富人的特需品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法院的案件受理量逐年上升。来自法院的陶凯元委员坦言，一些基层法院的法官每年要办300多起案子，几乎每天都要审结1起案子。

　　应勇代表分析指出，从正面看，法院案子多说明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期待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与此同时，案子多也带来三大“不适应”的现状，即：司法能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不适应，司法资源、司法功能的有限性与社会矛盾的多样多元多发性不适应，司法公信力、司法权威与社会对司法的预期不适应。应勇代表表示，司法机关应坚持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努力使每一个当事人都能感受到司法公正，“不让法律成为富人的特需品，不让法庭成为展示诉讼技巧的竞技场”。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目前，民事案件调解和撤诉率已超过50%。代表委员们指出，对于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要进一步加大调解力度。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原则，把诉讼调解贯穿于案件审理全过程。一位代表举例谈到，德国民诉法规定，不论诉讼进行到什么程度，法院应注意使诉讼或各个争点得到和好解决。法官既可以决定案件，也可以成为调解人或和解主持人。“要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完善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从而保证矛盾纠纷得到‘全程’调解。”

　　代表委员们认为，在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司法途径不能成为矛盾纠纷解决的唯一途径。戴松灵、陈继延等代表建议，要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扩大调解的适用范围。把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诉前调解和诉中调解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矛盾纠纷“不外推、不上交”。

　　【进程】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被确立为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重点改革项目。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的“促进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项目已于2007年启动。

　　罪刑相当本身就是公正

　　翻开今年的“两高”报告，“宽严相济”不约而同地出现：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坚持“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区别对待、注重效果”。

　　应勇代表形象比喻：宽严相济，主要体现在法院的审判工作上。一个“判”字，一半是象征平等对等、公平公正的“半”字；一半则是象征着严厉法律的“刀”字。代表委员们表示，刑事政策只有做到宽严相济，才能获得最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对于社会群体相互理解，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5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对涉嫌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决定不批准逮捕14.9万人；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决定不起诉7.3万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同时显示，5年来，法院依法宣告1.4万名刑事被告人无罪。此外，去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以来，因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等原因不核准的案件占复核终结死刑案件的15%左右，也就是说，有一成半的死刑犯在最后关头被“刀下留人”。“让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让犯罪的人罪刑相当，这本身就是一种公正的体现。”许多代表委员这样表示。

　　甄贞委员指出，“宽严相济不是一味从宽。一方面‘雷霆万钧’，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做到该严则严；另一方面‘春风化雨’，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依法宽缓处理，做到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这样才能体现司法‘以人为本’的精神。”

　　陈旭代表还建议，对于那些主观恶性小的未成年人犯，应积极运用社区矫正的方式，运用社会力量改造他们。在一些国家，超过50%的轻微刑事犯罪分子在社区进行改造。目前，我们还应进一步健全社区矫正体系，包括社区矫正项目、矫正官队伍的健全完善等。

　　【进程】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具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依法予以裁量；最高人民检察院注重从机制上保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从执法办案实际出发，建立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工作机制，依法扩大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理程序的适用，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方式，探索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刑事案件办理机制，改善执法效果。

　　有了判决还要执行到位

　　“不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有了判决之后，就必须尽快执行到位。否则，公正判决就等于落了空。”孙南申委员表示，之所以出现目前的执行难，除了当事人不诚信的因素外，还与一些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有关。对此，他直言指出，地方保护主义保护了本地当事人的利益，却损害了这个地区的司法环境，影响长远利益，得不偿失。于洪志代表建议，破解“执行难”需要建立长效机制，要靠制度解决问题，而不是靠集中清理积案解决问题。

　　除了一般性案件执行难外，一些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向罪犯诉讨赔偿款也遭遇执行难。一些从事法律工作的代表分析指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因伤残等原因无法继续工作，生活困难。而许多罪犯自身经济条件也很差，根本无力做出赔偿。法院对此也束手无策。据了解，上海、吉林、山东等省市的一些司法部门已开始试点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但代表委员们指出，这些基金或设在法院、或设在检察院，较为分散。一个地区应统一设立一个机构，专门负责审核申请、发放救助基金。资金来源应主要依靠财政投入，也可以接受社会捐赠等，从而让当事人尽早感受到公正的“阳光”。

　　【进程】国家执行联动机制应运而生。全国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去年1月1日起正式运行，有关被执行人的基本信息，与人民银行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以及工商行政管理、出入境管理、车辆管理等部门信息管理形成联动机制，通过限制被执行人融资、出境、日常消费等手段，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提出要“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本报北京3月10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