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只“华南虎”？学者撰文再次质疑“良渚古城”：本刊上一期（三四期合刊）刊发了良渚课题权威林华东的《良渚发现的并非古城》一文，用专家的眼光指出了“良渚古城八大疑点”。该文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反响，“良渚古城”是真是伪的争论掀起新的高潮。
证伪“良渚古城”
■罗以民 文/摄
“我现在甚至能为一个我所钟爱的理论遭到证伪而感到高兴，因为甚至这也是一个科学成就。
—约翰·卡鲁·艾克尔斯
引自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记得北大赵辉先生数年前就说过：“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有城，已经不是新闻了”。自1930年山东历城“城子崖”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墙以来（见傅斯年等《城子崖》，中研院史语所，1934年），70多年来已经发现了史前古城近百座，但从未有如今之杭州发现“良渚古城”这般被刻意“炒作”的。2007年11－12月间，《浙江日报》、《中国文物报》、《钱江晚报》、《都市快报》均以头版头条地位报道了浙江省文物局与杭州市政府联合发布的重大新闻：“经过18个月的努力，我省考古人员在良渚遗址莫角山四周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完整的古城墙基址。考古学家称其为‘中华第一城’，其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考古学家、北大教授严文明、原故宫博物院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都在实地考察后肯定了该结论，并进行了高度评价。此后包括《光明日报》在内的国内外大小媒体数百家都进行了相关并且连续的报道，该项考古负责人刘斌还多次发表电视讲话，可谓声势浩大。笔者认为这个“良渚古城”既非“良渚”时期，也非“城墙”，试证之：
既称“石破天惊”，何不先问如何“石破”？
浙江省文物局局长鲍贤伦说这次“良渚古城”的发现可称是“石破天惊”，但为什么不先问一问良渚人是如何“破石”的呢？各报纷纷刊登了“良渚古城”发掘出来的铺底石块的大幅照片，笔者见报的第一感觉就认为“良渚人”若真能够把石块“破”成这样，那倒是“石破天惊”了，众所周知，良渚文化还处在新石器时代，根本不会使用后来出现的青铜器和铁器。良渚考古60年还没有发现任何同时代的金属器。这就来了问题：那么多石块都是30－40公斤左右（刚好一个人可扛动），是用什么凿开的。
我到发掘现场参观了多次，隔着红色禁戒线只能远望着那些涂着厚厚泥浆的石块，从心里羡慕考古学家。终于盼来了下雨，冲洗出某些石块的几个侧面，让我们发现其中不少还是火成岩（花岗岩就是火成岩的一种，硬度达摩氏5－7级），那是要用今天的合金钢钎，还要花大力气，抡18磅大锤才能顺着岩逢把它们凿开的。石块那种锋利的呈放射状的棱线只有如此才能产生，这里最起码要能使用经过“淬火的铁器”。自然风化和火烧开裂是决不能产生这样锋利的棱线的。
中国古代的“钢铁”和明末的“攻石椎”
今天的钢钎可以长至1米以上，那是因为是合金，他的强度远比中国汉唐的铁器强。但现代钨钴合金的钢钎是19世纪中期以后才从西方传进中国来的。清代早期凿石的“钢”钎，居然长不足10厘米，一定要用钳子钳住“钢”钎才能使用锤子砸，否则会砸在手上。为什么会这么短，就是因为石硬，如钎长了，砸易断。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锤锻第十介绍了“斤斧”、“锄 ”、“ ”（即锉刀）、“锥”、“锯”、“刨”、“凿（罗案：乃木凿）”、“锚”、“针”等的制作方法，甚至当介绍到“攻石椎（通今锤、槌）”时也不见有“凿石钎”或类似物的介绍。可见当时还没有可以凿花岗岩之“钎”。人类的一切生产工具或兵器的制作，必须是先有了制作的原材料后才可能产生制作工具的冲动。当时也许因为还没有可以凿开花岗岩的材料，所以也就没有产生“钎”类的工具。清《武康县志》载明万历《禁石宕文》说当时“各据山头，广招石匠，斤椎斧伐，日夕无休”。只言“斤椎斧伐”，可证当时无“钎”。明清的武康县乃采石大县，“武康石”曾赫赫有名，因此武康采石可代表当时中国较先进的水平。武康今属德清县，与今“良渚古城”不过30公里，明清钱塘县采石也可想而知。
不过我们稍微浏览一下《天工开物》，就知道我们了解中国至少在明末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钢。该书说：即使“刀剑绝美者以百炼钢包裹其外，其中仍用无钢铁为骨。若非钢表铁里，则劲力所施即成折断。其次寻常刀斧，止嵌钢于表面。即重价宝刀可斩钉截铁者，经数千遭磨砺，则钢尽而铁现也。倭国刀背阔不及二分许，加于手指之上不复欹倒，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得其传。”这说明，中国至明末连日本“钢”刀也还不会制作。当时所谓“钢刀”即“钢包铁”也！此“钢”不过是经锻打和淬火工艺使熟铁表面和刀口更硬而已。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就记载了中国军队与倭寇交战，战刀被倭刀砍断的情况，可以为宋应星佐证。据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仅11次日本赴明“勘合船”就卖给明政府日本刀20万把。明朝规定当时不许民间买倭刀。如果中国当时能够生产倭刀那何必花重价买呢？正德六年因为明地方官府想压价买刀，日本遣明正使，83岁的高僧了庵桂晤竟然以自杀相拒（至中国的刀价为日本的5倍），终于迫使明政府让步。可见明朝大买倭刀并不是因为人家的刀便宜，而是人家的刀确实好。宋代自欧阳修写了《日本刀歌》，历元明清三朝，《日本刀歌》居然成了一种固定的歌行题材，许多名人都以能获一把倭刀为荣。嘉靖时，亲自指挥过抗倭战争的唐顺之在自己的《日本刀歌》中一边斥日本为“倭夷”，一边却对日本刀大为称赞。其言刀“身上龙纹杂藻行”，是说当时日本刀使用的材料与中国刀浑然不同，刀身因为材质本身显示出一种特殊的花纹，而并非特别刻铸的花纹。中国古称西亚刀材料为“花纹钢”，日本刀的花纹正与此类似。
再翻一下英国查尔斯·辛格等主编的《技术史》就可以知道，西方也是要到19世纪发明了平炉和转炉，有了鼓风机和焦炭，才炼出现代意义上的钢。《天工开物》说：“凡治地生物，用锄、 之属，熟铁锻成，熔化生铁淋口，入水淬健则成刚劲。”可见中国古代的所谓“钢铁”不过“刚铁”耳！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就记载湖南徭族有“黄钢”刀“能断牛腰”，但“其次亦非汉人所能作”（即连次一等“黄钢”刀汉人也不会作，最好的“黄钢”汉人当然更不会作）。徭族的“黄钢”可能得传于傣族，因为西亚刀的花纹钢在宋代就很有名了。中国的一句谚语“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流传至今，反映了我国一直无钢少钢的状况，可是西谚、日谚都无此语。所以中国此谚可称口碑。口碑也是碑，其所以不灭也是一种历史的记载。明朝造军刀尚且无钢，就更不可能用钢造农具。如此论述明代无钢，就是因为我想说明至明代还不可能以“钢钎”开凿火成岩，产生如此锋利的棱线。
所以，我对“良渚人”能如此凿开石块实在无法理解。2007年12月29日，考古负责人刘斌在杭州科技馆作学术报告，会后接受市民提问，我便抖胆将良渚人如何破石的问题贡献给刘斌。但是刘先生却说他现在还不能回答，说“如何开凿岩石的问题只能留待以后慢慢探讨”（根据记者录音核对，原话确实如此）刘先生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用玛瑙划。”但这是火成岩并非良渚玉器制的透闪石、蛇纹石（硬度才2－3级）可比。这可以作科学实验，一个人日以继夜划10年绝对也划不开半块火成岩，也产生不了那种开裂的锋利的棱线。刘斌先生又说可以用火烧，再泼水，使之裂。我说：“我看了，没有一块石头有火烧的痕迹。”刘斌也承认确实未经火烧。
刘先生很诚实，但我依然惊愕：怎么能还没有解决良渚人的“生产方法”之前却首肯了他们的“生产成果”呢？你们发布的重大新闻应该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切“研究成果”应该是“研究成立”之果，应该产生于研究之后，怎么可以先有“果”，之后再研究使之“成”呢？（那岂非是波普尔批判的“营救理论”）如果先肯定你是癌症，开刀割肺，后来发现不过是一场普通感冒，试问这场医案又该如何了结？
从“良渚古城西城墙”白元畈发掘现场的一块石头(上图)看，这块石头多个侧面(下图)的风化效果相差很大，正面被铁器凿开的断裂面显得很新，风化层（俗称土锈）极薄。而其它侧面表现出物理风化的效果远远大于其被埋入土后的化学风化效果，这说明这块石头开采后被人类曾暴露在空气中使用数百年，经日晒雨淋。其风化程度与瓶窑南山造像宋代采石场宋代遗石的风化程度相仿。根据此种类比，笔者认为这块石头开采时间的上限不可能超过宋代，可能开采后在东苕溪被用作护堤石，暴露在河堤上。后来这块石头又被凿开埋入地下当铺底石，这块石头最后一次开凿时间的下限可能在清初。这是我对这块石头的解读。在“良渚石斧和玉斧”上可常见土壤中酸碱腐蚀形成的“树根沁”，可我们在这块石头的“新面”上看不见任何可称在土壤中5000年形成的化学风化效果。在自然界，物理风化效果往往大于入土后的化学风化效果。
青铜器当然更不足以凿石。汉唐人以铁錾淬火使錾头变硬后凿石，多找的是摩氏4级以下的石头，用“切割法”，开出来多是条石（然后沿着石缝顺势用铁锲、锸撬），所以凿痕往往一条紧挨着一条很整齐。今唯一可以肯定的徐州汉代采石场石壁（石灰石）就是如此。附近彭城汉陵现存的“黄肠石”也是条石可证。我们浙江龙游石窟就是软质的红砂岩，那上面留下了整齐的凿痕也可证（林华东先生论证为唐至清代的采石场，至今“勾践屯兵洞”之类无稽之谈已经烟消云散）。余杭寡山石窟凿痕也是如此整齐，我下洞探查亲见。离“良渚古城”一溪之隔的瓶窑南山元代造像处，曾是宋代的采石场，至今佛像旁边还留有整齐的凿痕。从凿痕我们可以推知工具和取石的形状。中国唐代发明的黑色火药，对打孔崩石来说威力实在太小，根本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中国古代采石的传统习惯一般都不会采用。从今天“良渚古城”铺底石块的形制上就可彻底否定它是良渚时代的，因为良渚人用石块不可能制作出这样铺底的石块。既然下面铺的石块不属“良渚”，上面堆的土就更不属“良渚”了。从古董鉴定到田野考古本来都应该遵循这样的一票否决制的。
我国北方确有史前“石城”，但它根本不能支持“良渚古城”的存在。比如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但那墙都是用戈壁滩上自然风化的石块堆积，不过用黄泥在石间粘补，碎石塞逢而已。许多墙仅底宽不足1米，顶宽才0.6米，残高最高也不过1米多，根本不存在什么人工开采的石头，更不要谈什么底宽60米的夯筑土层了（《考古》1984年第2期，内蒙社科院蒙古史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报告》）。总之，不存在任何可比性。佟伟华《我国史前至商代前期筑城技术之发展》与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两篇洋洋大论，几乎将中国史前古城囊括一空，作了类型的排比分析，比如赵、魏之文就将史前古城归纳为三类，他们说：“就建筑技术而言，北方城墙以石砌就，中原者采取夯筑，长江流域的城墙堆筑，三者也有很大区别。长江流域城墙堆筑的方法延续了很久，至少在商周时期还用此法，如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苏江阴的畲城等。”史前古城一般没有文字记载，考古断代主要靠类型比较。但“良渚古城”显然跟哪一类都不靠谱，是“怪物”，可是却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当否？
“良渚古城”顶上为什么没有黄砂？
杭州“良渚古城”中有一座赫赫有名的莫角山，虽然海拔高度才12米，却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浙江考古所牟永抗研究员在《我的考古经历片断忆》中认真的记录了1992年莫角山遗址被一层厚厚的黄沙覆盖的情况，并且特别记载了“沙粒较粗并夹杂边角圆钝的小砾石，显然是经过长距离水流搬运冲刷的结果，但未见陶片等文化遗物。”。浙江考古所蒋卫东研究员2003年也在《东苕溪考古记》中谈到这层黄沙时说，牟永抗“不断问自己和我们：‘为什么这么高的土墩上面会有这么大量的沙？它是派什么用场的？”1993年10月10日《中国文物报》发表浙江考古所杨楠、赵晔《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一文记录了这层黄沙夹泥“总厚度在50厘米左右，层数在9－13层之间。各层厚度并不一致，其变化似有一定的规律性……沙层中泥土成分极少，沙粒较粗，沙面上没有发现夯筑迹象。”为什么没有夯筑？就是因为这层9－13层的黄沙杂泥并非是良渚人5000年前搬运去的，而是南北朝以后苕溪改道后形成东苕溪，多次洪水淹没莫角山才形成的。这种水淹还形成过多次的相对静止时期，也就是说曾经多次形成过湿地（湖泊）。
南北朝苕溪是经今余杭、古荡、临平湖一线向东直入钱塘江的，这一点《水经注》卷四十说得很清楚:“浙江迳县（馀杭），左合馀干大溪”。《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说：“ 溪水，一名大溪水，一名苕溪水”。今苕溪上游仍称 溪，泠溪，可见此“大溪”即苕溪。《水经注》又引《钱塘记》说临平湖湖水上通浦阳江，下注浙江，名曰东江，以出浙江也。”这里的浙江即今钱塘江。这也说明当时的临平湖极大，范围可从今西溪、古荡直至临平，浩瀚如海。此湖不但有一条“东江”通钱塘江，西边还通浦阳江。苕溪出馀杭，在今杭州古荡处汇入临平湖再入“浙江”。陈桥驿先生认为，古代馀杭的“馀”不但是个发语词，同时还有“盐”的意思，不应该与今一律简化为“余”。我认为很对，这样还可以保持古馀杭“乃江海故地”的记忆。
杭州汉代以前为海，西湖不过一古代海弯。到了唐代，海水虽逐渐退去，但还时常侵袭杭州。所以苏轼也称杭州“本江海故地”。杭州地下皆为咸水，所以李泌要通六井，实为从西湖中引水的蓄水池。六井均沿西湖东侧一字排开，以相国井最远，距西湖也不过0.7公里。从人群饮水的问题来看，可见杭州当时之小。今中河之东即海水，今鼓楼即唐“望海楼”（《太平寰宇记》望海楼作望潮楼，高十丈）。白居易《杭州春望》原注就云“城东楼名望海楼。”，宋苏轼几首关于望海楼的诗也皆写此楼。
唐代临平湖因为太大还常被视为“海”，当时还没有泛洋湖的名字。万历《杭州府志》卷九十九就记载：景德灵隐禅寺，“寺后北高峰”上有“望海”阁。我并不想附会什么骆宾王，但唐代在北高峰上“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是完全可能的（明代胡宗宪在杭州城北艮山门上筑“望海楼”，从“地名学”上来说就是对唐代“海”的一种追忆）。后来杭州地面继续抬高，临平湖萎缩，宋代即为杭州城北的泛洋湖（这个名字既是“洋”又是“湖”，反映了从海到湖的演变），也仍然很大。杭州的庆春路一线宋代名前洋街、后洋街，城北还有一条“涨砂弄”（后讹为“涨纱弄”）。明代杭州人郎瑛的《七修类稿》说今“羊坝头”本为“洋坝头”，今官巷口为“官涧口”曾经都是通海的码头，甚至明代中河里居然还有海里的飞鱼，可以一直飞到西湖（我曾在东海捕鱼，亲见海中飞鱼可飞200米左右，但能飞到西湖是夸张了），这说明今杭州的下城区和中河以东在唐代以前都曾经海涛出没。宋人姚宽的《西溪丛语》说，直至南宋，杭州六和塔下还有“杨村场”在晒盐，那里钱塘江的水还大半是海水，咸度为“六分”即标准海水的60%，汤村（今乔司）为“七分”，“盐官场”为八分。
苕溪唐代以后是经东苕溪入太湖，不入钱塘江了。这说明5000年前，“良渚古城”附近根本还没有什么东苕溪，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洪水。但一部分良渚研究者都不愿意承认这个“古今苕溪不同”的事实，比如刘斌2007年12月5日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的《良渚遗址发现5000年古城》一文还持“良渚古城”防洪说。笔者认为，这也许是今天阻碍他们观察“良渚古城”叠压层究竟是何时形成的症结所在。
牟永抗的“沙粒较粗并夹杂边角圆钝的小砾石，显然是经过长距离水流搬运冲刷的结果”，明显不是海相沉积，而是苕溪洪水自天目山冲击来的溪沙。笔者仔细观察了“良渚古城”的四个考古发掘点，发现四处“遗址”顶部均无任何黄沙痕迹，这首先就说明这个“良渚古城”工程肯定与莫角山遗址不是同一个时代的。其次，这四个考古发掘点呈现的工程质量也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夯筑的黄土的确很纯净，有的地方夯土内就夹有许多石杂物，包括许多良渚夹砂陶片和黑陶。西侧“白元畈”发掘的铺石中间还留有一条路，而其它3个点铺石中就没有留什么路。所以仅凭4个点还很难确定是否就构成了一个“方城”？这4个点也可能组成的是4个方城或者其他的什么几何图形则都有可能？说是“方城”实在证据不足！
“叠压层”里的良渚古陶片为什么即使做了“碳14”还是会没有任何证据力？
刘斌说：“根据城墙外侧叠压的堆积中出土的陶片判断，良渚古城墙使用的下限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这是他最有力的证据。但这是一个没有证据力的证据，因此断案“法官”当然不予采信。何也？请看：
今日“良渚古城”紧靠杭州抗洪有名的“西险大塘”之南，位于北苕溪、中苕溪、南苕溪三条苕溪的汇聚处。三溪合一后称“东苕溪”紧绕“良渚古城”而过，此处宋代就称“安溪”。何为“安”？就是说“安溪”前面之溪皆“不安”（清丁学谦说）。宋宣和四年陈无玷的馀杭《开湖碑》曰：“苕水发源天目经两郡六邑以入于具区。六邑者二当天目之麓，山隘地高。水经三邑处其下流，水势奔放不可为力，馀杭界其间，襟带山川，地势平彻，当苕水之冲。洪流岁常一再至，久雨或数至。倏然弥漫，高处二丈许，然不三日辄平。其为患虽 除而难卒以御也。故堤防之设比他邑为重。馀杭之人视水如寇盗、堤防如城郭。旁郡视馀杭为捍蔽，如精兵所聚控扼之地也。”其中，“视水如寇盗、堤防如城郭”这两句话一直到晚清还被许多志书和水利书所引用。
光绪十二年，苕溪人丁学谦所绘《杭属笤溪险塘图说》是一份极其可贵的水利资料，其以小字为图加注曰：“险塘者居笤溪之左，即水利所谓西险大塘也，外有万壑千岩之冲决，内为三州六邑之堤防，一经水发则浩浩荡荡，势盛莫遏。加之北湖淤浅，溪底沙多，塘即渐随淤沙而增高。而水滞流横，势尤岌岌，所幸安于此事者逐段皆有认修之□，小有塌锉则畚锸群施，立还巩固。塘属馀、钱、仁三县地界，而钱邑之塘较险于馀、仁。钱邑塘外乃会合之总口，上承三苕之灌，中当群壑之冲，下段又有安溪广济大桥峙立溪内，致使上流阻滞，下泻奔腾，而且溪形屈曲，塘脚松虚，稍不经心则塘堤崩溃。”此处之“险塘”即今之“西险大塘”。今之“良渚古城”所谓“西城墙”距苕溪仅100米，自南北朝至1949年，发生洪涝灾害较大的就有100多次。
“良渚古城”在明、清钱塘县地图上的位置正在“孝女南乡五图”（以东苕溪为界，溪北为“孝女北乡”）。据文献记载，今“良渚古城”上游仅2公里的化湾闸在洪武、永乐、万历、康熙年间发生多次垮堤闸溃，洪水冲毁宋代夯筑起来堤坝，还把上游包含着良渚古陶片和文物的土壤冲叠到“良渚古城”外侧的墙上。这种叠压层根本不是5000年前形成的叠压，而是在东苕溪形成后1500年来才能逐次发生的叠压。具体还要看这个所谓“良渚古城”工程建造的年代，建造的时间越晚，那么叠压也越迟。
万历三十七年钱塘人黄汝亨《化湾闸碑》记载：“万历戊申夏四月，天乃降割淫雨为灾，浃四旬不休，五月塘崩，闸复圮，苕水县（案通‘悬’）注如倾，三峡大浸稽天，桑田为海，下民其鱼，屋庐荡析，莳种亡具，呼号流散，遍于四野。”这说明这种洪水淹没会形成“包抄”，对“良渚古城”形成一种周围整体性的覆盖。而且安溪因为一直是杭州陆路通湖州的必经之路，所以安溪广济桥的几个大桥墩为了承重就一直很大，虎踞溪中，洪水来时，常常严重影响泄洪，造成安溪方向垮坝（见前述丁学谦《杭属笤溪险塘图说》）。康熙《钱塘县志》卷三就明确记载康熙五十五年“安溪闸”也被冲毁的事实。这样就会直接对“良渚古城”的东城墙形成叠压层，而不必“包抄”形成叠压了。有人辨称说洪水不可能从东边冲来，因此“东城墙”叠压层里有良渚古陶片可作证据，如此看来这条最后的防线也是守不住的。
最近报载浙江考古所要将叠压层里的古陶片和什么“良渚人扔的垃圾”请了国内顶级专家去做“碳14”试验，其实徒费国帑。明明肉眼就可以辨别的良渚古陶片，何必多此一举。如果说鉴定文物“眼学”有误差，那“碳14”也同样会有误差，有时候误差会有几百年。其实笔者在“良渚古城”东城墙发掘现场，看见不仅叠压层里，连城墙夯筑土内就杂有许多良渚夹沙陶片，用行话说，这是“开门见山”的东西，但是都不足以证明这座“古城”乃良渚人所建。因为“碳14”鉴定的只是陶片的制作年代，而陶片不能代表整个叠压层的年代。这个道理就和今天谁口袋里装了一块良渚陶片就要说自己是良渚时代人一样可笑。良渚陶片是5000年的，可你是昨天才放进口袋的，关键是要看究竟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今杭州孩儿巷98号所谓“陆游故居”现在已经明确是一座晚清建筑，那高耸的封火墙就是证据，因为前代没有这样的封火墙。可是数年前却有一位上海教授根据该院落土墙里杂有宋朝瓷片就确定此民居乃宋代建筑，实在贻笑大方。其实真把土墙全部推倒砸碎过筛，还能找到汉朝陶片，那此民居就又成了汉朝的了吗？真要找肯定还能找出更多的明清瓷片来，那么该民居又成了明清的了吗？
如果真要确定叠压层为良渚文化层，那就应该对叠压层逐层作土壤磁化率、孢粉分析或者其他科学手段的分析，而首先应该建立一个“良渚文化”时期的磁化率和孢粉分析可称标准的数据库。这个“标准”必须是真正可以判定为5000年前的，未经干扰的，大家公认的。可惜现在许多良渚文化层都是受到了后来的干扰，至少磁化率就可能不准确。
由此可知，今天这个“良渚古城”肯定不是“良渚”时期的。
“良渚古城”决非“城墙”
1、浙江考古所宣布的“良渚古城”周长约6.5公里，可是历时2年用洛阳铲把这个“古城”遗址都挖遍，居然至今没有发现城门。据佟伟华《我国史前至商代前期筑城技术之发展》与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两篇史前城墙考古的抗鼎之作介绍，史前古城皆有城门，有的还有数座城门，因为是人就需要进出。没有城门为什么还不怀疑自己发现的是城墙呢？
2、“良渚古城”居然外墙缓，内墙陡，这完全违背筑城原则。以西外墙为例，底宽60米，夯筑的坡度居然缓到仅有30度，那是今天任何一个老太婆都可以走上去的角度，如何可以阻挡“良渚”时代可以追杀野牛的古人？相对来说内墙反而还陡一些，约45度，但也不象城墙的墙，到很象水坝的角度。以内外墙这两个角度延线的交叉点估算，这“城墙”的高度最多不过才3米。为什么底那么宽，却那么矮？但新石器时代人类筑城已经完全知道外墙应该尽量陡峭，以御敌进攻（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相比之下，“良渚古城”外墙坡度过缓，可以肯定不是城墙。
四大反证：“良渚古城”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也不能保存至今
再退一步说，假设这个“良渚古城”确实真有，笔者认为也决不可能保存至今。余杭苕溪至湖州在北宋时就被治理，修建了石堤，这可以苏轼《赠莘老七绝》之第二首（《苏轼诗集》卷八）为证：“天目山前渌浸裾，碧澜堂下看衔舻。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虽然仅28个字，但却有巨大的历史信息量。熙宁五年十一月，时苏轼任杭州通判，奉转运使檄与湖州知州孙觉（孙觉字莘老）研究苕溪修堤（据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四，东坡七）。碧澜堂是湖州苕溪码头的接官亭（见宋范成大《骖鸾录》），这前二句写了苏轼自馀杭出发乘船至湖州，苕溪上船很多，首尾相接。住在苕溪岸边的胡仔题《苕溪渔隐图》就有“溪边短短长长柳，波上来来去去船”之句，足见宋代苕溪上船确实不少。苏轼第三句表面上说“作堤”不是自己应该干的事，但内心实是反对修堤，认为劳民伤财。苏轼还反对在汤村镇（今乔司）修盐河，写了《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大发牢骚，但他毕竟不能违抗朝廷的命令，还得冒雨督役。《宋史·孙觉传》孙觉在湖州任上，“松江堤没，水为民患。觉易以石，高丈余，长百里，堤下化为良田。”笔者以为，苕溪山洪“势若奔马”远过松江，因此修石堤、“长百里”是更应该的事。至南宋，苕溪已经成为一条官船来往的大河，远不象今之淤塞。南宋乾道八年，静江（苏州）知府范成大去赴广西安抚使任，经湖州至馀杭，也是经苕溪乘船（范成大《骖鸾录》）。这条官船不但装着范氏的全家、细软，而且还带着他的“乳母”、仆人和仆人的孩子。其实自江苏一上船，“乳母”徐氏就已经生病，“病喘甚，气息绵 。范成大怕她病死，只好把她在馀杭送到熟人家治疗。这样的长途旅行，病人至少是可以“躺着”了。可以肯定苕溪平均水深若不足2米，断不能承载相当于今天省级高官的大船。观范成大这次旅行笔记，每隔10－20公里沿岸都有驿馆，他在安溪宿了一夜后，第二天宿在“馀杭县苕溪馆”（估计在今瓶窑），第三天泊馀杭。这说明苕溪馀杭至湖州段的治理规模巨大。这种治理既要对苕溪挖深加宽，也要加高堤坝防洪，需要大量的土石方，怎么会让近在咫尺的“良渚古城”（估计当时应该残高8米以上，巍然如南宋京城临安城墙）无动于衷？须知古人并无保护“良渚文化”之意识。
再举明清的3次苕溪大洪水为例。
1、前述万历三十七年那次笤溪大洪水“县注如倾，三峡大浸稽天，桑田为海”那就不仅将东苕溪化湾闸完全冲毁，而且还会冲毁下游的东苕溪堤坝。从堤坝的构建上来说，闸远比堤要牢固。闸既毁，堤一般都会被冲得七零八落。化湾闸在今化湾港与笤溪交会处，是宋代以来杭州有名的水闸，《咸淳临安志》就有了记载，而今“良渚古城”在此闸下游不足2公里的更低洼处，离东苕溪仅100米。可是完全砖石修砌的明代水闸和水坝（塘）都被笤溪洪水冲垮了，试问5000年前泥土夯筑的“良渚古城”有什么理由不被冲垮？
2、康熙五十五年笤溪洪水，康熙《钱塘县志》卷三说在孝女乡女南五图堤坝被“泛决数十丈”，灾后在此筑“龙冈塘”。此志还载有章藻功撰《筑龙冈塘记》，说明由“里人”（当地人）骆元祚勒石。今“良渚古城”所在位置正与（参阅万历《钱塘县志》地图）“龙冈塘”重合。明清人修筑的水坝都被洪水冲毁“数十丈”， “良渚古城”怎么不被夷为平地？以白元畈发掘点为例，“良渚古城”地基铺石距今地表不足1米。在苕溪冲击下，今河床底部已经高于河岸地表，可以推知，300年前那个“良渚古城”铺石就是可能是地表。
另：在这2次洪水冲击后还有2次恢复家园的建坝修闸，那需要大量的土石方。万历三十七年和康熙五十五年这2次灾后修坝都是由当时的钱塘知县亲自督导并捐俸的大规模行为，他们怎么会守着近在咫尺60米宽而又数米高“古城”不动，而跑到几里路外去挖土方呢？如果当时存在过什么“良渚古城”，那么也早被挖掉，移土修坝了。
3、光绪十二年（1886年）笤溪人丁学谦的《杭属笤溪险塘图说》记载：该年夏天笤溪再次“险塘大溃”，浙抚卫荣光调动全省力量（包括军队）治水，大筑堤坝。此后4年，每隔2年一次洪水，但险塘未溃。说明光绪十二年的堤坝修筑的很牢固。但此后依然有溃堤，直至1963年还发生过溃堤事件，地点就在 窦湾（今讹为六头村），即今“良渚古城”的正北1公里多的地方。如此多次的洪水冲击，如何“良渚古城”还能保持残高4米？
为什么至今还残高达4米的“良渚古城”在嘉靖时根本不存在？
明代杭州地方史学家田艺蘅有《□□诸山记》（载康熙《钱塘县志》卷二，前两字辨认不清，疑为“城北”）记载今良渚遗址管理区内地形古迹甚详，为了不至于让人说我断章取义，笔者将有关章节照录如下：
“稍东游东莲寺，复泛湖□，径蒿山上，有小庵，其北石丘培 为畔。□□乌山逶迤。而北为禅智寺，乃唐冯孝女宅。冯幼孤，养母不复嫁。母病思肉，女剐股以进之。母死，庐墓茹蔬，舍宅为寺。长庆中诏赉粟帛，赐额‘报恩’，仍名其地曰‘孝女乡’。宋治平间改曰‘禅智’。《通志》又载，后唐孝女名丑娘，年十二，母病剖腹取肝，和粥以进。母愈而丑娘死，其墓在南。故分为孝女南、北两乡，杭旧志失载。寺东为‘古城头’，上（罗案：当为‘土’字）山曼延，宛类营垒，疑古人屯兵处。盖此路实当独松关要路，乱离时之所必备也。再此过全山，至无诤寺，又北为东岳庙。度安溪桥，溪流上接笤溪，至此百里，则势缓而渊深，无复崩溃之虑矣！下通嘉湖税课司在焉。是夜还宿西长明别业，越日由东长明取道游荀山，有荀山寺。古塔为兵祸所毁，询之老僧云是荀子读书处，碑石粉碎，莫可踪迹，其地称灵芝乡清息里荀侯崇善社。稍东为良渚，亦一大镇也，洪水之余，尚成泽国。”
这里的“古城头”，即今“塘山遗址”（即刘斌先生最近所提出为“良渚古城”紫禁城的外郭，但笔者认为仅是唐代钱塘县的一条路基)，其形状绵延的一字形正合“土山曼延”。田艺蘅认为古人为保卫杭州扼此阻击安吉独松关方向的来敌。康熙《钱塘县志》卷二载：“全山，郡志在县治北七十里，高六丈，周二里，北环苕水，有‘古城头’。” 该志首先说明这个“全山”的记载是根据前朝的“郡志”即《万历杭州府志》来的，其二，“北环苕水”说全山在笤溪之北作环抱状。笔者以为此“全山”即今吴家埠北之“前头山”，背靠瓶窑镇，今天通往独松关之104国道正穿越此山而过，而在宋明时正是安徽通往杭州的大路。德礻右元年(1275)，元军自建康出兵经广德，破独松关，就是经瓶窑直取临安的。独松关宋军曾血战，文天祥来救已经失守。“全”音讹为“前”，“前山”后又增加一字为“前头山”。那么这个“古城头”肯定也在苕溪之北，就不可能是溪南呈“方国”状的“良渚古城”（如果是指“良渚古城”那么田氏一定会指出它的“方国“形状）。田毅蘅对“古城头”的功能判断虽然错误，但他在明代能判断此为一古代工程仍为“好眼力”。
田毅蘅对不过1公里外的平地上，400多年前还应该残高至少8米的巍然290万平方米的巨城“良渚古城”毫无记载，会不会是田氏只在溪北，未到溪南？非也！田氏所径之“蒿山”、“乌山”从《万历杭州府志》所附“钱塘县图”可见都在笤溪南岸，距“良渚古城”位置不过1公里多，他岂能视而不见？田氏曾提到他们曾在东苕溪乘舟，两岸地形皆见，文末提到的“余修《通志》”即嘉靖《浙江通志》，笔者认为田毅蘅可能正是因为参加了此志的撰写才附带写了这篇《□□诸山记》的，因为这次与他一起进行考察古迹的蒋子久，即与田艺蘅共同参加嘉靖《浙江通志》当“校录”的杭州府学生员，馀杭人蒋灼。《□□诸山记》是以考察古迹为目的的，并非一般游记。他对杭州城北诸山中消失的寺庙都一一踏勘，记曰：“凡前所过庵、寺皆日（罗案：当为‘早’）就崩圮，曾无足观者。”所以决不可能疏忽“良渚古城”。田艺蘅是《西湖游览志》作者田汝成之子，出身史学世家，曾任徽州训导，不久即归。其家就住在今余杭仓前镇，至今寡山石壁和山洞中还留有摩崖石刻大字“品 ”、“香宇”、“妙品香宇”(我曾亲睹)，皆其字、号和斋名，可证其确实居此。《□□诸山记》说调查的当晚就住在“西长明别业”(罗案：在今长命村西有别墅)，他说自己在“良渚五郎山”还有别业。五郎山北距“良渚古城”不过2公里，这位杭州史学家在此别墅中，真是推窗日日可观“良渚古城”，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他看不见？田艺蘅虽然一生没有什么大的功名，但观其《田子艺集》、《留青日札》诸集，却发现他是一个真正的史学家，考察古物也极有见地。读其自撰的《品 子小传》，知其在嘉靖抗倭战争中曾被官府授命统领钱塘、临安、馀杭“三邑兵四千，出入行阵者五年”，有很强的军事知识，对杭州城北地形肯定极为熟悉。写《□□诸山记》时至少已经四十岁，并非乳臭未干。田艺蘅未见什么“良渚古城”，这就说明至少这座“良渚古城”出现肯定是在明嘉靖以后的事。此乃昭昭铁证。
《□□诸山记》说，考察的次日他“登大雄寺”，看着大雄山与大遮山之间的东苕溪冲击平原（即今“良渚古城”所在位置），作如此记载：“自西徂东，周回皆山，而小溪回绕，山中之阡陌纵广，村舍稠密，其外如垣堞濠堑，故曰城湟山。”这些“阡陌”与“村舍”为什么“其外如垣堞濠堑，故曰城湟山”？原来明代的“圩子”就是“如垣堞濠堑”一般的，以至于被称作“城湟山”。今天良渚镇还保留了这么一个地名，但已经被讹为“城皇山”了。这个“城皇山”村从来没有城皇庙，而这一带的城皇庙从清代地图记载一直在安溪（据说最近安溪已经恢复此庙）。康熙《钱塘县志》卷三记载仅孝女南乡就有30余个圩子，而其第五图（“良渚古城”所在位置）就有“山前后圩、 头圩，洋上圩、洋山后圩”共4个圩子。“圩子”自晋就有，又称“围田”“湖田”是江南为对抗洪涝灾害和平时灌溉修建的农田集体化的水利工程。北宋庆历三年（1043）九月，参知政事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其六“厚农桑”曰：“江南应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 ，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有修固则无摧坏。”不读小范不知吾杭圩如大城乃常事也！南宋《咸淳临安志》“良渚”本作“梁渚”。“梁”乃河梁圩坝，都是水坝，其实今天进入了“良渚”就应该想到进入了水坝区了！苕溪沿岸多小圩， 不过有田数百亩，夹有村舍。安徽芜湖的万春圩，周40公里，内有田127000亩。有清一代钱塘县仍然保持了“圩田制度”，计有五百余圩。这些圩子许多保持到民国以后。关于这些圩坝的高度，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记载了（除某些地方因河水太深，圩坝可高至一丈外）“昆山、常熟、吴江三县，堤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以今之“良渚古城西城墙”从铺底石到残高正好1米多，还原后的高度与宋代昆山诸处正好相合。但笔者观其黄泥与青膏泥掺和夯筑，而且筛选纯净，连草根也无一根的精细做法，只能判为清代建造。而“东城墙”的作法则粗陋的多，夯筑层里面有许多杂物，包括良渚陶片，明显早于清代。当然这是需要另一篇论文来回答的问题。但是认为在同一位置上，300年前（康熙）有明确记载的4个圩子都不能保存，倒是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能够保存下来，岂不荒唐？难道明人筑圩时也先学习过了务必要保护“良渚文化”不成？
在今“良渚古城”的位置上是否可能真有良渚古城？
笔者回答：有可能，但应该在距今天地表至少2米以下。除去汉代以前长期的海侵不算，仅北、中、南三条苕溪1500年来的冲击，使东苕溪的河床底部就抬高了不只2米，这个道理与今天开封下面叠压着6个各个时代的开封城遗址是一样的。今天黄河的底部比开封城的地面要高，我们今天东苕溪的底部比“良渚古城”的地面也要高。最近杭州国际花园工地发现的清代海塘，已经在今天地表30厘米以下，而宋代遗址多在杭州地表1.5米以下，我们怎么可能在距地表0.5米就找到“良渚古城”而且地面残高还有4米呢？当然，有人会拿海拔12米的莫角山良渚文化遗址为什么在地表来驳斥我。但我要说，这只是5000年前良渚人在当时山顶上的遗存，君不见莫角山、反山、瑶山、汇观山……上海的福田山等等良渚文化遗址都是在高地上发现的。这些山都不高，即使矮到10米也称山，今人可能觉得很滑稽，但是古代可能这些山还要高一些，而苕溪冲击平原的形成逐渐把山谷给填平了，因此这些山就越来越矮了。人们至今呼之为山，也是一种历史的记忆，地名学有时可能就是解决历史悬案的钥匙。5000年前山谷和盆地里的良渚文化遗址许多都被埋在数米厚的土下，我们目前仅仅发现的是当时山顶或山坡上的一些未被埋没的遗址而已。如果象290万平方米的方城遗址，在东苕溪岸边只可能在低洼处，而不可能在什么山顶高地上，因为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一处可达290万平方米的高地。但如果“良渚人”在这里根本没有造过城，那就只能没有！
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发现“良渚古城”完全不能成立，因为它不是“良渚文化”遗存，甚至不是其他时期的城墙。那这个所谓“良渚古城”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是宋代以后的水坝，某一部分可能是圩田的水坝，某一部分也可能是苕溪“备塘”或“格堤”的水坝。衷心希望各位学者对笔者的“证伪”进行证伪，因为科学不经反驳就无以进步。从波普尔的“可错性”原理（Falsifiability）出发，笔者个人更是对此要三鞠躬的！
最近陕西省林业厅已经就“华南虎照片”事件向公众道歉，但我们不要忘记这张被公众称为“周老虎”的照片，也是当初经过了会议“审定”的，但是出席会议的10名专家居然无一是研究华南虎的，更无一是研究摄影的。那么从鉴定照片的角度首先就是一个笑话。是不是那么多专家上了一个农民的当？还是在某种操作下一起“举了手”？恐怕问题还并不那么简单。现在这次“审定会”明确被否定了，不“否定”何以要道歉？前几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发现“彭公大墓”，也惊动数百家媒体，(有的媒体甚至还搞起了“有奖竞猜”)，但最后发现只不过是水坝，对公众和媒体至今没有任何道歉，竟不了了之。这种喊“狼来了”不道歉的做法只能导致以后更多的“孩子”随便喊“狼来了”，作为公众和媒体都有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中国媒体应该引入“道歉”机制。
我们还应该看到现在一些 “学术会议”实为“演戏”，已经给我们的国家、民族、给外地一些“文化大省”带来了负面影响，有的简直就是坑害学术，让“专家”当“道具”，有时连“演员”都不是。专家必须有学术操守，无操守何言专家。2007年12月7日《钱江晚报》D/1版报道：“明年3月，将举办专家研讨会，对良渚古城的发现和下一步工作进行研讨。”该会议的主办方是否能拿出一点学术勇气，表示一点学术气量，邀请一些不同门派的考古学专家、还有历史学（特别是明清史的）、历史地理（特别是治杭州地方史的）、中国水利史（尤其是研究江南水利的）、中国科技史（特别是研究冶铁的）等方面的专家来畅所欲言，因为“良渚古城”问题的本身已经远远超过了“良渚文化”的范畴。愿我浙江文化大省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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