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娱乐了南海一号？

“南海一号”沉箱底梁露出水面

“南海一号”确实唤醒了中国人心中沉睡的蓝色文明记忆

崔勇：我总觉得大家要冷静

　　谁娱乐了南海一号？

　　古董！古董！

　　宝贝！宝贝！

　　人们忽然发现，我们身边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古董迷。电视台的鉴宝节目受到观众空前追捧，甚至被当作一个文化现象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鉴宝专家成为明星，节目摄制组每到一个城市引起的轰动都不亚于一场“超女”选秀。

　　书店里，原本被大众冷落的鉴宝类、考古探险类图书仿佛一夜间有了“粉丝”，被人们像当年的“红宝书”一样捧在手心，求知若渴。

　　盛世兴收藏，这本是一个好兆头，但不再坐冷板凳的考古专家们却有点高兴不起来。

　　“快，快给看看，我这个鼎值多少钱？”

　　“我这只青花瓷，起码也值个三五十万吧？！”

　　“粉丝”们将古董与财富画上了等号，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文物背后折射的历史与文化信息。信男信女们不厌其烦的询价，让那部分还保持冷静的专家们坐不住了。

　　“浮躁！浮躁！考古界、收藏界，民众表现出了一致的浮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葛剑雄忍受不了人们面对文物的这种物质化的眼光，大声疾呼。他焦虑地发现，人们，甚至包括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开始热衷起考古来，面对一个个新发现的古墓、遗址，人们表现出的是一致的按捺不住的渴望，眼光中射出的是一样的物质发现与猎奇的色彩。

　　媒体也加入进来。人们发现，只要宣传到位，只要噱头到位，一个不知名的古墓居然可以让一个无人知晓的小山村一夜成名。旅游带动起来了，第三产业发展起来了。“原来，对考古探险的热衷，对文物的追捧，驱动力在这里！”专家们恍然大悟。

　　挖掘！挖掘！

　　直播！直播！

　　葛剑雄有点怒，媒体的加入，将一场场考古秀推至登峰造极。

　　从云南抚仙湖史前文明发掘到北京老山汉墓，从南京“疑似秦桧墓”到良渚古城遗址……人们都发现了十足的秀味。

　　“中国第一古城！”“世界首创！”……新闻密集轰炸，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入，专家、学者纷纷预言，充满含混武断，动不动就宣称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动不动就宣称改写了历史，好像不挂上个“第一”就显示不出考古、文物的价值。最近的良渚古城遗址挖掘工作不过刚开了一个头，尽管有迹象显示良渚文化呈现初步的国家组织特征，但离最终的盖棺定论为时尚早，媒体却已经开始欢呼，断言中国的文明史将由此改写，断代史将由现在公认最早的夏、商、周改为良渚，而中国的文明史将由此推前数千年。

　　当媒体的推波助澜过后，人们往往失落地发现要么是一场彻底的闹剧，要么就是一无所获。十三陵定陵的悲剧至今刺激着考古专家们的神经，是严谨的考古教训了我们，还是我们自己耍弄了我们自己？！

　　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原本远离尘嚣的考古正在变得新闻化、娱乐化，政府希望投入很快产出，媒体期望获得眼球效应，但遗憾的是这不是考古所能给予的。几年前，全球直播的胡夫金字塔考古事后被证明就是一场埃及旅游的特色炒作。

　　炒作过分，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会误导公众对考古发掘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将刺激地方政府在相关发掘上进行非理性的宣扬。其实，如果不考虑文物本身的价值，考古发掘是“无用之用”，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但却不能保证提供经济上的收益。

　　话题回到“南海一号”，这艘在南中国海23米水下沉睡了800多年的古船的高调出水，让考古探险迷、古董迷们忽然间发现了一个被很多人忽略了数百年的巨大宝库——南海！

　　南海下，2000艘沉船！中国领海，10万艘沉船！

　　人们的猎宝欲望再次被激起、膨胀。有人宣称，“南海一号”意味着中国水下考古与考古经济的号角已然吹响。“南海下无数宝藏将被捞起？我的天，那将值多少钱啊！”

　　有人期待躺在福建附近海底谜一样的日本“阿波丸”号沉船，最终也能够被中国人捞起，让传说中搭载在这艘船上的北京人头盖骨以及及多达40吨的黄金重见天日，一解国人心头之痛！

　　历次考古中曾出现过的秀的成分在“南海一号”打捞过程中被葛剑雄们发现若隐若现。也许，在商业化大潮滚滚的今天，“南海一号”打捞出现泛娱乐化、泛经济化的局面也确是难以避免。

　　(杨江)-

　　“南海一号”：一场考古大片

　　现在，是到了该让“南海一号”这个已经演变成一个文化大事件、一场新闻娱乐的水下考古活动卸下重负、回归理性、回归本色的时候了。我们确实不必要一看到将考古与旅游开发联系到一起就神经紧张，认为经济行为的渗透必然会干扰到考古的正常进行。但是“南海一号”身上确实发生了不少与考古无关的事情，甚至喧宾夺主，让这个原本严肃、认真的考古活动走上了娱乐的歧途，与考古渐行渐远。

　　撰稿／杨 江(记者)

　　20年的技术储备

　　“我并不否认围绕‘南海一号’，炒作味道浓了一些。我也有感觉，媒体有点过头了，但我并不认同说打捞‘南海一号’是一种浮躁表现的指责。”广东省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崔勇说，“整整20年，我们一直在为打捞这艘船进行技术方面的储备，不敢贸然行动。”

　　20年间，不是没有机会将“南海一号”打捞上来，“单从打捞技术层面，把这艘古沉船捞上来不存在任何问题，当时不到100万元就可以把这艘船捞完。但是我们没有同意，那样做，从考古的角度，损失的信息太大”。

　　“南海一号”直至2003年广东省确定整体打捞方案才曝光公众，此前国家文物局一直没有对外披露，守卫“南海一号”的武警20年来也一直以“这里有炸弹”“隐瞒”周边渔民。

　　不过，消息灵通的媒体自2001年考古队伍重启“南海一号”的搜寻与遗址定位工作开始就紧盯不舍。“天天跟着，给我们带来不小压力，我们要对公众有个交待的。”崔勇说。

　　作为一名职业水下考古人员，他自然很希望能够避开媒体的镜头，安静地推进考古工作。“后来我们就再没通知媒体，悄悄地、低调调查，终于找到了沉船，精确定位。”

　　“南海一号”水下考古人员中，崔勇是从前至后参与时间最长的一个，多次下水与“南海一号”亲密接触，“摸到船，我就放心了，还在，没有被盗。”2002年3月至5月间，水下考古队再度下水，对海底沉船进行了试探性挖掘，打捞出文物6000多件。“很精美，就是那次，我们提出建议是否可以整体打捞。”

　　广东省的方案直至3年后的2006年6月，国家文物局才通过了《“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及保护方案》。2007年4月8日，整体打捞工程正式启动。“可以说，从打捞技术到水下考古技术上，我们都已经完全具备，如果说我们浮躁，20年的等待又算什么？”崔勇反问。

　　不过，基于“史上最昂贵的打捞”，以及后来强加到“南海一号”上的诸多光环和使命，却不可避免地让这艘刚刚从800多年睡梦中苏醒的沉船陷入了舆论的聒噪。

　　这一次，媒体蜂拥而至，将争论一次次推向高潮。

　　保护方案未出台

　　争论首先围绕“南海一号”打捞的必要性，即便国家文物局和广东省文化厅到现在都承认，对于这样一艘已经在海底沉睡数百年的木质古船的保护和挖掘，国内外并没有任何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即便现在整体打捞成功，也不过意味着沉船保护和挖掘的工作“万里长征刚跨出第一步，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说：“这艘船到底怎么样，事实上，我们现在并不知道。”

　　整体打捞方案前后论证了5次，并非所有专家都同意立即打捞，“沉船在海底已经有了一个平衡环境，现在打破平衡，压力改变，船会不会解体？水体改变，文物，比如瓷器会不会损害？太多未知问题需要解决。”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至今还在提醒。

　　刘庆柱参加了其中一次论证，他对阳江市有关领导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担心，“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但杞人忧天是因为有过教训的，谨慎一点没有错。”“南海一号”在2002年出水的瓷器，由于侵入瓷器釉面的盐分结晶撑破原有的光滑釉面，已经出现了裂痕。也就是说挑战早就摆在面前。

　　不过，刘庆柱尴尬的是，“我们面对的都是官员，人家并不爱听”。阳江市有关领导回答他说“不捞就被盗”，刘庆柱提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建议，“既然一定要捞，那就捞吧，损失就损失一点吧，也没有办法了，但是要尽量缩短古船上岸后重新进入模拟海下水环境的时间。”

　　2007年12月28日下午，装载“南海一号”沉船的沉箱在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就位，嘉宾尴尬地发现，博物馆，甚至连“水晶宫”的建造工程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结束，脚手架林立，博物馆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毛坯。

　　这项耗资1.5亿元的工程自2005年12月28日开工，计划一年后完成，却一拖再拖，现在的消息是到2008年年中才能完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直言不讳，此次来阳江，目的之一就是催工，而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景礼虎也委婉批评，如果整项工程100分，目前只完成了30分。

　　童明康表态，这么大的工程，“有政府支持，钱不是问题”。国家文物局与广东省文化厅的领导们都表示，由于工程难度大，对施工方延误工期表示理解。但这并未打消外界的担心。

　　按照设计，古船进入水晶宫后，将注入12米深的海水，沉箱不会马上打开，古船将继续被封存在沉箱里进行考古发掘。而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在2007年5月已经奉命对“南海一号”所处的海水环境进行研究，以期模拟出一个让古船保护尽可能万无一失的水环境方案。

　　但同样尴尬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南海一号”未来的考古与保护还没有一整套系统、科学的方案。课题小组的方案还停留在理论阶段，甚至省一级的论证都没开始。“南海一号”“入宫”仪式上，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在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多学科跨学科的专家一起商讨，制订相对完善的挖掘保护和考古方案。

　　“对后期考古、文保方案制定，关键的困难在于广东省丝绸之路博物馆的建设没有按期完工。目前的施工条件下，考古工作、文物保护工作都是不好进行的。”童明康说。

　　舆论哗然：保护与考古的方案都没出来，如此急迫地把南海一号拉出水面，为的哪般？

　　现在看来，沉箱在“水晶宫”内还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注水，这期间，每过一个小时，“水晶宫”内的喷头将向沉箱喷海水一次。

　　“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把这个时间‘缩’成了这么长。”刘庆柱很为古船担心，“简单浇水就能解决问题了？”他说，自那次论证会后，阳江方面再也没请教他，“我也懒得说，问我了，我还要研究，花了大力气去给人家开方子，人家还不采纳。”

　　崔勇认为在短时间内，古船并不会因为环境改变受到破坏，“压力与空气有关，只要保证古船处于水饱和状态，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当然，从一个考古专家的角度，他自然是希望古船能够尽快进入理想的保护状态，但目前的局面，并非考古专家所能左右的。

　　发布会变成旅游推介会

　　崔勇说，如此“破费”的考古工程，没有政府的支持是根本无法进行的，“南海一号”在南海底下多躺了20年，除了技术问题，最大的因素就是资金。此次打捞成本，官方消息是7000万元，仅临时码头就花去了1400万元，两艘打捞船，每天的租金就是80万元，如此昂贵的打捞成本引来公众另一个质疑：下此血本，值得吗？！

　　“世界水下考古之父”乔治·巴斯简单又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他对“南海一号”的看法：“看来只要有足够的钱，无论是把人送上月球还是整体打捞起古代沉船，都不在话下。”这句话，被刘庆柱、葛剑雄等专家理解为一种委婉的批评。

　　广东方面的解释是，“南海一号”考古价值远大于其经济价值，不能简单用金钱来衡量。这话首先是有道理的，“南海一号”确实是一把钥匙，对于今人研究南宋时期的陶瓷盛世、远洋贸易、海洋文明等等都开了一扇窗。这艘船上所包含的文物信息也确实无法用金钱衡量。

　　不过，商品经济潮流滚动的今天，即便考古这样原本非功利的行为也难免受到经济考量模式的影响。很多人开始审视广东省、阳江市如此大动干戈的“真正动机”。

　　几年前，广东就开始打“南海一号”的旅游品牌，阳江市更是急迫，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阳江市一位领导违规“泄露”“南海一号”的信息，还招致了国家文物局的批评。

　　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阳江市将“南海一号”的新闻发布会变成了旅游推介会，旅游局的有关领导唱起了主戏，积极介绍阳江市的旅游资源，而对古船的保护支支吾吾。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位于阳江市海陵岛十里银滩，这个1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是广东唯一一个4A级滨海旅游区，被当地誉为“东方夏威夷”，而十里银滩宛如一条银龙横卧在海陵岛上，沙白浪柔，水质洁净，被认为是难得一见的海水浴场。

　　不过，眼下小岛正在经历漫长的旅游淡季，如果不是“南海一号”的打捞，小岛安静得只听得见海的声音。阳江市有关领导直言不讳，要借助“南海一号”这个世界的品牌，将阳江打造成粤西旅游龙头，要将阳江打造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海洋文化和休闲基地。为此，阳江市还将“南海一号”注册了600多个商标，以备后期文化、经济的开发。

　　小岛居民显然很期待政府这样的未雨绸缪，从12月21日至今，每天都有数千人从阳江、广州，甚至湖南等地赶来一睹古船风采，小岛上的宾馆甚至连摩托车司机的生意都忙不过来。

　　海陵岛去年的旅游人次是175万，阳江市旅游局有关人员认为，即便将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没有通过，估计旅游人次也会翻倍至350万人次，将会给当地带来以亿元计的收益。

　　阳江当地有人戏言：以前谁知道阳江？2007年，两件事让阳江闻名全国，一是公安部副部长率队端掉横霸阳江十年之久的黑社会，另一件就是“南海一号”。此前，海滨旅游，南方驰名的就是海南岛，“南海一号”让阳江一夜成名，已有四川旅游社报出阳江旅游条线，价格比海南岛便宜至少500元。

　　阳江当地媒体报道，“南海一号”出水当天，有近万人前来参观，旅游效应初显，现在已有多家五星级酒店准备进驻海陵岛。

　　“考古搭台，经济唱戏。”葛剑雄与刘庆柱都说。“阳江当初回答我打捞的理由是盗宝的压力太大，不过，你已经守卫了那么多年，怎么现在就坚持不下去了呢？你不要拿着这个名号来搞旅游。”刘庆柱说。

　　不妨再等三十年！

　　阳江市已经着手进行“南海一号”的文化打造，歌曲《美丽船沉》已经录制出版，在古船“进宫”当天，博物馆工地边上临时邮局的摊位被抢购“南海一号”邮票集的游客挤得水泄不通。葛剑雄呼吁，不能为了提高“南海一号”的知名度而过分炒作，把“南海一号”当成摇钱树，会害了“南海一号”。

　　“我担心杜撰太多的故事，反倒将文物本身的价值抹杀。”葛剑雄说。专家们看到了太多经济开发的色彩，博物馆尚未完工的墙体上挂满了羽绒衣、温泉甚至化妆品的广告，而水晶宫的两边更是被广告充塞。这让前来参观的游客们很困惑：怎么走进了商场？

　　对于“南海一号”保护的难点，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难的是如何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

　　阳江市计划在“水晶宫”内设置观景台以及两侧走廊，以让游客观看到水下考古的示范表演。“经济开发与考古挖掘并不矛盾，但保护文物的底线一定要恪守。”葛剑雄提醒。

　　考古专家已经表示，后期保护、挖掘工作如果进展顺利，最短也要5年才能打开沉箱，因此现在游客所能看到的还只能是一只生着铁锈的巨大铁箱。这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很失望：“闹了半天，只看到个铁箱子。”

　　珍贵文物不可再生，发掘方法一旦出现偏差，“南海一号”的重大价值就可能大打折扣。譬如，文字类的记载，纸张航线图、工作日志、文字记录等。刘庆柱呼吁后期保护研究，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古手段的不断完善而推进，不能为了商业开发或急着出研究成果而草率行事，不要让在水下完好保存了800多年的古船，毁于我们的草率和浮躁。

　　“我倒希望沉箱能保持20年呢，想快，一年也可以，但一旦损毁，追悔莫及。”崔勇的想法是，希望能给他足够的时间先从沉箱的局部开始挖掘，在积累了经验的基础上优化方案，进行更广范围的挖掘。

　　“但公众能否有这个耐心？我怕他们会审美疲劳。我当然是希望能够等考古结束后再旅游开放，但‘南海一号’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崔勇有点无奈，“我只能尽量照顾公众的期望。”

　　葛剑雄倒是对阳江市的耐心存有担心，地方政府目标直指旅游经济，先期投入巨大，据测算，博物馆运转每年的开销就要2000万元，后续发掘或会持续10年甚至更久。如此漫长的考古期事实上与政府对沉船的开发筹划有冲突。随着考古研究和发掘大面积铺开，其耗费也需丰厚的资金作为后盾。但如果对经济价值的追求受限于考古节奏，财政拨款对“南海一号”的支持动力能否持久？地方政府的迫切愿望会不会迫使考古被迫加快？

　　建水晶宫前，文物部门曾专程到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以及土耳其的沉船点进行考察，也了解了“瓦萨号”的保护方式。瑞典“瓦萨号”是17世纪波罗的海最大的一艘军舰。1628年下水10分钟就沉入海底。300多年后，瑞典科学家将“瓦萨号”整体打捞出水。由于长期浸泡，“瓦萨号”船身木材含有大量水分。为使“瓦萨号”得到最好的保护，瑞典科学家采用聚二乙醇雾剂对整个船身喷洒，动用了500个喷头，每喷射25分钟间歇20分钟，以置换木材中的水分，使船体固化、防腐。这一过程自1962年启动，到1979年才告终，整个过程达17年。直至1991年，早已成形的“瓦萨号”博物馆才正式对外开放，此时距古船出水，已整整30年过去了。

　　但“南海一号”没有采用“瓦萨号”的保护经验，因为技术难度大，耗时长，且耗资巨大。

　　现在有呼吁，希望各界能够对“南海一号”给予充分的耐心：等上30年又如何？

　　“即便沉箱打开，游客们可能也会很失望，就是一艘木船而已，不具有观赏性，不会像‘哥德堡号’那样好看。何况观赏并不是‘南海一号’出水的本意。”葛剑雄提醒。

　　为申遗造势？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耗资1.5亿元，是广东省建国以来在地级市中最大的一项专项资金，广东省文化厅表示，这是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件大事。对于广东而言，“南海一号”的高调出水对广东在国内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争夺战以及申遗极为有利。

　　唐朝开始，东南沿海的几个大港口如扬州、明州�熌�波�牎⑷�州、广州等，就是世界主要贸易港口，丝绸、陶瓷、布匹等货物大量进出口，繁盛程度在当时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和欧洲商人的笔下都有记载。

　　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它与当时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共同构建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两座桥梁，而宋朝时期发达的造船业和对外贸易，也为后来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

　　但是，时代变迁，现代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一直难以寻找到能证明海上丝绸之路确实存在的关键性实物证据。因此，“南海一号”被寄望能够解开海上丝绸之路的诸多疑团。

　　对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争夺，浙、闽、粤三地的争夺自1991年就已开始，不过，由于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只限于史料记载，而没有实物证据，竞争中一直处于弱势。而泉州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展示了刺桐古港、南宋沉船和古代番商伊斯兰墓地等文物和遗址，并于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记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唯一城市。

　　中山大学教授、“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组长黄伟宗说，“要是我们有‘南海一号’，当年就不这么被动了。有了这个博物馆，就能帮广东夺回申遗的话语权。”“南海一号”因此被广东学术界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有力证据。

　　阳江市副市长陈芝岳已经透露，广东省计划于2009年将“南海一号”和省内其他“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和文物，一起捆绑起来打包“申遗”，申遗前期准备工作已启动。

　　国家文物局初定，中国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意大利等“丝绸之路”沿线10个国家，共同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目前初定的48处“丝绸之路”遗址中，并不包括草原、海上部分，“南海一号”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遗迹暂未列入，但稍后将可能以“丝绸之路”拓展项目的形式进行申报。

　　2005年国家文物局曾宣布，争取5年内，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及相关文化遗存“捆绑”申报一项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中国段申遗的时间安排为：2008年9月提交初步申报文本，2009年1月提交正式申报文本，8月接受国际组织的考察。2010年会议表决。

　　所以阳江市政府初步决定，要赶在2010年前提出“南海一号”的申遗。这似乎又给对打捞“南海一号”存有“为何要执意进行如此不计成本的疯狂举动”疑问的人们提供了另一个驱动力的想象空间。

　　对“南海一号”和广东方面的高调，泉州博物馆馆长、海上丝绸之路专家陈健中评价：“南海一号”对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意义重大，但泉州、广州、宁波不应该争，应该联合申报。

　　泉州的反应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也有人质疑，“南海一号”所载瓷器大多出自福建、浙江，广州能否算始发港现在下定论还过于乐观。不过，广东学术界却针锋相对发出了另一个声音，认为广州是一个集散地，各地货物运至广州再集体出海的可能性很大。

　　申遗争夺战再被点燃，有广东学者甚至认为，捆绑申遗不能体现“南海一号”的价值，广东应该单独申遗。阳江本地学术界也不甘寂寞：至少，阳江当时作为一个重要的补给站，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是确定了。

　　这几年与考古热一并兴起的还有申遗热，每一项文物申遗成功的背后，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不但可以受到联合国的资助，而且申遗后地方旅游经济也会有很大的飞跃。黄山在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由每年数百万元增至2亿元。

　　刘庆柱的观点是，申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不是为了别的，不要把申遗当作要名片，利益只能是保护的副产品。“现在很难说各地重视申遗的目的就完全与申遗的文化精神一致。有些地方申遗后，保护反倒削弱了。”

　　“地方政府出于本地经济发展的目的花大代价考古挖掘，建立博物馆，最后却没有带来预期回报，成为地方财政负担，这样的教训是有的！”葛剑雄说。

　　新闻“嘉年华”

　　媒体在此次打捞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被葛剑雄等专家斥为“过头了”。有评论，在媒体的作用下，“南海一号”的打捞成为了一场考古大片，更像是一场新闻盛宴，把大众从严肃的考古科学引向寻宝探险式的娱乐事件中去了。

　　70家媒体记者见证了“南海一号”的出水，原定12月22日的出水，却因为“华天龙”的试吊意外提前出水。这让某媒体的记者急得跺脚，因为他们雇的直升机，飞行员还未到位，眼睁睁看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船上直播。

　　阳江市文化局某领导急忙解释，这只是调试，正式出水还是22日。“沉箱露出水面这么高，不是出水是什么？这么大的考古，居然可以预演？”当天的新闻发布会，阳江市与会领导受到媒体“炮轰”，以致当地宣传部领导不得不出面“灭火”。

　　出租车司机小王说，她这几天往返市区与海陵岛，客人几乎都是记者，海陵岛还从没有这么多扛着“大枪大炮”的记者。以往只有电视台邀请嘉宾到现场点评的现象也在纸质媒体中出现，不过，葛剑雄的质问是：你看到目前为止有几个严肃的考古专家出来说过话，没有！

　　“目前只能说打捞成功了，事实上，在沉箱打开之前，没有看到沉船的受损状况，就说打捞成功或者说整体打捞的方式适合这艘古船，都是值得推敲的。”葛剑雄认为。而刘庆柱认为很多结论性的话应该在考古后，否则容易贻笑大方。

　　此次打捞，果真看作一场考古大片，台词最多的当数地方官员、打捞工程人员甚至包括记者，唯独缺少了考古专家的声音。崔勇说，媒体过于关注，我们确实有压力，“考古专家选择低调是因为未知因素太多，再高调就是在原来活动的高调上推波助澜，专家低调是有回旋余地的。官员说多了，我们还可以纠正过来。”

　　“公众应该冷静看待，当然，社会上可能不需要我这样的观点，可能需要我更激进，但我做不到，我总觉得大家要冷静。”崔勇说。

　　媒体对于古船考古价值的误读则让葛剑雄感到反感。“媒体渲染南海一号所载文物价值3000亿美元，船还没有打开，就怎么得出这个数字的？即便6万至8万件瓷器目前也只能是估算而已。”文物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不可以买卖，因此从货币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一文不值。重要的是，经济并非考古的本意，“搞得中国中了一个大彩票一样，更加引导公众用物质发现的眼光，用财富的概念去理解文物。”

　　“‘南海一号’所载瓷器不过是民间批量生产的，当时的上等瓷器是要进贡的，所以船上的瓷器与故宫博物院的瓷器不可相提并论。”刘庆柱认为媒体断言“南海一号”所载瓷器“件件是国宝，所载国家一级文物数量相当于一个省级博物馆”这些都是不对的。

　　报业竞争，促使媒体更趋寻找公众热点，满足甚至主动迎合公众的趣味、心理，“这样做当然能吸引眼球”，崔勇说，“但我认为，媒体应该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考古观。”

　　“把‘南海一号’比作海上敦煌，水下长城，甚至与世界八大奇迹的兵马俑相提并论，都是要闹笑话的。”葛剑雄批评，“‘南海一号’是什么就是什么，考古从来都来不得半点浮夸与虚假。”

　　“南海一号”先期出水的铜钱、铜镜、戒指甚至还有那两具眼镜蛇头骨，都为媒体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提供了舞台，有人大胆猜想，认为船主可能是南宋末代皇帝赵昺，为躲避元兵围剿，可能从杭州出发，经宁波，由舟山登船入海，乘的就是“南海一号”。还有媒体甚至煞有其事编绎了“南海一号”沉没“实况”，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在这场新闻盛宴中，公众眼中的“南海一号”披上金灿灿的财富外衣，渐渐驶离科学考古的码头。

　　葛剑雄说，“南海一号”折射出中国的海洋文明，但不能因此就断言我们就是一个海洋大国，“在海洋文明方面，我们当然是底气不足的。”崔勇说：“确实如此，但这样说恐怕会触及那些朴素的民族情绪的人们敏感的神经。”

　　广东省已经在酝酿打捞“南海二号”，这是一艘明朝古船，去年5月曾经被盗，守卫的武警经常给崔勇打电话希望早点打捞，“他们说快盯不住了”。

　　中国南海海域与地中海、加勒比海并称世界“三大沉船坟墓”。媒体对于文物价值货币化的报道在崔勇看来更催化了人们对南海“猎宝”的心态，南海领域盗宝的压力确实与日俱增。“华光礁二号、碗礁一号都被盗得满目疮痍，看了很心疼。”

　　“有人欢呼‘南海一号’意味着我国水下考古和沉船经济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这怎么可能？！”崔勇说，“我甚至可以说南海下2000艘沉船都不止，但哪些船有考古价值需要甄别。经济角度，不可能每艘船都像‘南海一号’这样整体打捞；考古角度，一艘古船就要花去考古人员数年时间，而且我们只有这么一点人手！”

　　2007年12月28日“南海一号”“进宫”，当天，沙滩上彩旗飘扬，欢声笑语，持枪武警、民警里外几道防线，甚至布置了安检门，进入内场的人都必须像乘飞机那样接受严格的安检。

　　两天后，记者杀了一个回马枪，再回博物馆所在沙滩，游人如织，做照相生意的小贩摆起了地摊，有村民将马牵到了博物馆前开始吆喝，还有村民在停车场收费，一次10元，“上面没同意，但博物馆在我们村的地盘，我们就要收”。

　　安检设备已经撤走，竹篱笆将博物馆与外界隔开，两名武警持枪看着人群。

　　微风带来了沉箱上水生动植物死后的腥臭，上方脚手架上的工人依然忙碌。

　　没有了记者，没有了彩旗，没有了喧嚣。此时的“南海一号”沉睡于铁箱。-

　　它意味着一种开始

　　“南海一号”指引并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也承载了中国水下考古人员的宿愿。

　　撰稿／杨 江(记者) 李泽旭(记者)

　　审视与质疑不代表否定“南海一号”的价值以及此次打捞的意义，这艘距今800多年的南宋古沉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为打捞它，广东省、阳江市已经斥资2亿多元，仅为它设计建造的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就花去了1.5亿元，这还不包括土地等费用，至于打捞，原本估算的7000万元，阳江市有关领导在接受采访时已经明确表示，“现在看来，当然不止这个数”。

　　它引领了水下考古事业

　　“南海一号”打捞工程因此被称为“史上最昂贵的水下打捞”，打捞“南海一号”也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水下考古。

　　“‘南海一号’确实承载了太多的谜团，它的出水，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对于研究我国南宋时期的航海史、造船史、贸易史、陶瓷史都有积极的标本意义。”复旦大学历史与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如此评价，“此前，还从未有过这样系统化、计划性地挖掘海底文物。”

　　在“南海一号”前，国内虽然也有过古沉船打捞出水，比较知名的是泉州挖掘出的一艘南宋沉船，依此建立了泉州海洋交通博物馆，“但那些都不过是在海边甚至陆地。”葛剑雄将“南海一号”称为“它意味着一种开始！”

　　承担“南海一号”打捞任务的广州打捞局在海底能见度几乎为零、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的情况下，首创了世界上整体打捞海底沉船的先例，仅为“南海一号”度身定制的“华天龙”就耗资6亿元，最大起重力达4000吨，是目前亚洲最大的起重工程船。

　　历史以及技术与资金方面的这些纪录注定了“南海一号”的出水将引来世界的关注，当然，还有媒体的追逐。

　　“它意味着一种开始！”葛剑雄的这句话，已故的前国家博物馆馆长俞伟超也说过，正是这位中国考古界的标志性人物给“南海一号”命名，“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

　　考古的收获往往都是在意外中发现，从1987年的夏天，“南海一号”被发现，“20年来，它引领着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广东省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崔勇说。

　　迈克·哈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刺激了中国水下考古队伍的建设，这个富有“海盗式传奇色彩”的红脸英国人，自1983年开始以一个职业化的“猎宝者”的方式在海洋中捞取中国古沉船。

　　1986年4月，哈彻委托嘉士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他打捞上来的中国文物，23.9万件！一次拍卖会上出现如此之多的中国文物，这样的盛况在欧洲收藏史上前所未有。

　　国际著名古陶瓷学家三上次男曾说，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是写在中国陶瓷上的，当时的中国茶叶喝了、丝绸烂了，抹去尘埃，昔日的中国陶瓷依然熠熠生辉。

　　这次拍卖惊动了中方，由于当时没有任何一条能够制止此事的法律依据，国家文物局只好派两位陶瓷专家携带3万美元，想买一部分文物回来。尽管拍卖方给了中方一个号牌，但整整3天，中国人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每件瓷器的起拍价都在估价的10倍以上，3万美元形同废纸，眼睁睁看着20多万件文物被人拍走。

　　这次拍卖，哈彻赚了3000多万美元。崔勇说，这个耻辱刺痛了中国的考古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水下考古，回国后，专家们就写了一份内参要求组建自己的水下考古队伍。”

　　哈彻，只是当时狂热的国际“猎宝者”中的一个代表，1987年，英国海洋探测公司与当时的广州救捞局合作在阳江海域打捞一艘东印度公司沉船。东印度公司的沉船没有找到，却意外发现了另一艘古沉船，这就是后来的“南海一号”。

　　它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海洋捞宝与海洋考古完全就是两个本质不同的行为，为节约成本，英国人放下一个1吨多重的大抓斗，这一抓下去，抓上来的就是247件瓷器、铜器、锡器、镀金器、铁器等文物，遗憾的是，在抓斗巨大的抓力下，瓷器粉身碎骨。

　　中国的水下考古由此开始，“中方立即制止了英国人的进一步行动，从此，我一直跟随英国人的打捞船，直至合同结束。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他们放抓斗，1987年的那一抓，对‘南海一号’破坏其实已经很严重了。”崔勇记忆犹新。

　　“南海一号”得以幸存，尴尬的是，由于没有自己的水下考古队伍，“南海一号”在水下23米处，上面还有1米到1.5米的淤泥覆盖，在当时的条件下，中方完全没有力量发掘。

　　1987年，中国文物局成立了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和国家博物馆的水下考古研究室，并派员到美国和荷兰学习水下考古技术。

　　还是这个哈彻，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又给中国人上了一课，他捞起了一艘有中国“泰坦尼克号”之称的“泰兴号”沉船。“泰兴号”从厦门开往爪哇岛，当时船上有2000多名乘客，还有100万件的德化窑青花瓷器。在行驶至中沙群岛时触礁沉没，幸存者不到200人。

　　哈彻在发现这条船时描述，在下面可以看见很多人的残骸，瓷器堆积如山。他从“泰兴号”中捞起来100多万件德化青花瓷，为谋求更高价值，命令手下将其中60多万件品色较差的砸碎，剩下30多万件精品拿到德国拍卖，拍卖9天，4000万美元哈彻尽收囊中。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崔勇至今谈起此事，话语依旧充满无奈与悲愤。

　　从1987年发现“南海一号”到2007年“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整整20年，中国培养了60多名水下考古人员。这期间，中国的水下考古队做了大量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次是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福建碗礁一号以及华光礁沉船。

　　“南海一号”指引并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也承载了中国水下考古人员的宿愿。当2007年12月21日，装载“南海一号”的沉箱出水，当12月28日，第一缕阳光投射在停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前的沉箱上时，打捞人员与考古人员都在兴奋地合影留念。

　　这个意义上说，“南海一号”出水意味着一种宣示，20年后，它又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中国的水下考古与水下打捞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崔勇说。-

　　葛剑雄：莫把考古当作秀

　　在地方利益面前，保护文物的这道底线一定要守住！

　　整理／杨 江(记者)

　　这几年，地方政府比考古专家还热衷于考古，驱动力就是“文物搭台、经济唱戏”。我们一次次看到这种对文物掠夺性的开发，把考古当作秀，这带坏了学术风气，甚至强奸了学者的意志，今天，没有几个真正的学者敢参加这种活动，都怕了。

　　考古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很多信息是没有办法当场判断的，如果心态急躁，会招致怎样的后果？有些地方到头来发现得不偿失，花了钱，很懊悔。

　　媒体对于考古的报道也应该严谨，起码要对问题有一点研究，或者等考古报告出来再说，不要信口开河。但现在，比如“南海一号”的报道就成了一场盛大的嘉年华，一场狂欢。

　　媒体的不冷静会将一个严肃的考古话题引向娱乐的歧途。很多次考古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光环之下，考古是很难以冷静进行的。

　　但现在考古专家的声音是不受媒体重视的，媒体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都是说些过高期望值的话。当然，本来搞严谨学术的也只是小部分人，媒体、公众可能并不感兴趣，所以严谨的声音会被淹没。

　　考古与地方经济发展的愿望并不矛盾，问题是官员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现在很多官员凭借手上权力，不许专家反对，最后又怎样了呢？你对考古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是不是高估了，旅游品牌不是靠一个“南海一号”就可以的，它只是一个契机、一个符号，关键还是看当地怎样建设。我倒是要看看阳江是否真的就成为了旅游胜地？现在这样炒作，我看你将来能收回多少投资！我们最后来算一下经济账如何？我不讲文化，我就讲“文物搭台”的这个搭台，很多地方最后发现就是地方政府在支撑着，成为地方财政的负担。

　　对于缺少资源的省市，搞旅游经济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要理性，旅游的目的是精神和物质的享受，不是单靠一两件文物就能做到的。文化和旅游是两个概念，文化发达不是仅仅取决于历史，也不是有文化的地方，旅游经济就一定会好。

　　现在，片面认为拥有多少古迹才是拥有文化，这是一个误区。为了带动当地旅游，陕西一直有人嚷着要开武则天的墓地，也有人提议挖掘始皇陵。十三陵中定陵的教训已经够惨痛了，在地方利益面前，保护文物的这道底线一定要守住！

　　我们国家的古墓都是被动性挖掘的，原则上没有特殊情况或者重大课题，是不允许主动挖掘的，理论上，让文物安静地呆在底下是最安全的。

　　但地方上有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一般他们都会举行考古听证会，问题是，现在听证会很多时候不过是一个过场，有些专家饭一吃、红包一拿，立场就变了，甚至主动迎合地方。

　　考古就是用实物恢复历史，但现在民众将文物和财富画上等号，考古对大多数人而言就是挖宝，就拿“南海一号”来说，很多人是来看热闹的，你说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懂文物的，很多人就是看个卖点，关心的就是船上有多少宝贝，有没有人骨。

　　民众热衷考古的这个误区，原因在于，第一，媒体引导，高估了某些考古发掘的价值；第二，商品经济推动下，很多人把考古与发财致富联系一起。经常有人问我，这个古董值多少钱，这些都与媒体片面宣传有关，媒体总是习惯片面夸大文物的价值或者以金钱衡量文物。

　　从地方政府到媒体，再到民众，这种浮躁和浅薄，最终会影响到考古人员，以致稍有发现就想改写历史，动不动就想有惊人发现，宣称价值连城。切记，科学精神在考古中始终是第一位的，看客的心态或者培养看客的心态都应该收敛或节制，毕竟这是考古而非表演。

　　现在又有人提出中国水下考古“大跃进”，我看，“南海一号”积累经验了，再动别的也不迟。别指望“黄海一号”、“东海一号”一个个横空出世。考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想来一个大跃进，结果就会像当初“大跃进”一样惨。

　　(据录音整理)-

　　刘庆柱：考古不是“挖宝”

　　考古会带来巨大的旅游商机，但若以此为目的，就本末倒置了。

　　撰稿／李泽旭(记者)

　　“考古是由浅入深、以物见人、恢复历史的工作。考古是寂寞的科学活动，需要耐心，不是淘金。”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针对近几年在考古发掘上出现的“挖宝”热发出感慨。

　　抚仙湖的教训

　　在诸多被媒体热炒的考古活动中，刘庆柱选取了云南抚仙湖水下考古这个典型。早在1992年。一个叫耿卫的潜水爱好者在云南澄江抚仙湖潜水的时候发现水下有大量人工建筑遗迹。他的发现使得抚仙湖水下谜团开始逐渐为世人所知。2000年11月26日，专家根据耿卫拍的录像，确认水底建筑有十分明显的人工制造痕迹，肯定不会是自然形成的。

　　于是，一场由媒体参与的水下考古大张旗鼓地开始了。2001年6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馆等各方专家组成水下考古队，中国首次湖泊水下考古在抚仙湖展开，央视对此次水下考古行动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现场直播。2006年6月17日�煹诙�次抚仙湖水下探秘活动拉开帷幕。中央电视台再次重拳出击，推出7个多小时的现场直播。

　　对于5年时间的这两次考古直播，曾被邀请作为节目嘉宾的刘庆柱有褒有贬。“第一次央视的‘抚仙湖探秘’向人们介绍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有抚仙湖的形成、人类文化遗迹的沧海桑田之变化、历史文化的追寻、古代文明的探索、人们探索未知世界历史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等等。科普宣传让大家认识考古，对考古是有积极意义的。”刘庆柱话锋一转，“但是，第二次再这样鼓动就有‘作秀’味道了。”

　　“作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从当时玉溪市领导的话语中不难看出端倪。玉溪市委一位领导在抚仙湖第二次水下探秘新闻发布会上说，抚仙湖第二次水下探秘会对促进玉溪生态建设和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考古是对当地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的生动介绍，到时候不仅可以大大促进澄江县的旅游业发展，还可以带动澄江经济、扩大澄江知名度。也就是说，抚仙湖水下考古能够实现文化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政府发展经济无可厚非，但刘庆柱认为，“考古会带来巨大的旅游商机，但若以此为目的，就本末倒置了。文物是国家、民族的历史载体，是不可再生的人类历史文化资源，所以保护总是第一位的，要合理利用。”

　　抚仙湖后来的开发逐渐证明了刘庆柱的担心并非多余，2006年″五一″黄金周，在抚仙湖考古媒体轰动效应的刺激下，玉溪旅游呈现火爆状态，抚仙湖省级旅游度假区7天共接待游客27.8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4857.33万元，占玉溪市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的一半以上，占云南省纳入统计的主要景区景点总接待量��67.99万人次�牭�40.87%，创历次黄金周接待人数新高。

　　火爆的背后却是被誉为“南国明珠”的我国第二深淡水湖泊——抚仙湖因旅游产业扩张带来的大量生活污水、垃圾、废物等污染，使其水质透明度从1991年的6.75米下降到4.5米，局部区域水质甚至恶化到Ⅱ～Ⅲ类。

　　从媒体宣传角度看，是否又完全反映了抚仙湖水下考古全貌呢？刘庆柱给出的答案是——没有。他认为，考古周期较长，就像剥洋葱，要一层一层来，不可能短时间甚至几小时就可以完成，媒体直播不可能反映考古的全貌和成果。

　　“过度宣传有利于缩短考古资金投入到经济产出的时间，有利于获得公众的眼球效应，但对考古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甚至产生的是负效应。”他忠告，“南海一号”的考古应当吸取抚仙湖的经验和教训。

　　考古三大误区

　　“各界越来越重视文物挖掘与保护，这是多年来很难见到的好现象。但是在‘好事’的后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问题看来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不可掉以轻心。如当前刮起的‘挖宝’之风，就是其中的问题之一。”刘庆柱说，“挖宝”的现象有多种表现形式。

　　首先，在考古发现中，重视古代墓葬，轻视遗址；在古代墓葬考古发现中，又是重视大型墓葬、达官显贵墓葬乃至帝王陵墓，轻视一般墓葬。在墓葬考古发掘中，重视随葬品的遗物，轻视墓葬遗迹。如关于帝王陵墓的发掘问题，社会上不时传出发掘秦始皇陵、打开武则天乾陵的呼声。

　　倡议发掘者的主要理由，一是，现在科学技术已发展到能够“完好无损”发掘这些帝陵；二，认为这些帝陵发掘后比埋藏在地下更有利于文物保护；三，利用文物，进一步开发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事业发展。

　　刘庆柱认为上述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完全甚至是基本解决出土文物的完整性、永久性、原真性保护问题的水平，已有的教训是定陵出土的丝绸已大多被损，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女尸已变硬、变色等等。

　　他说，比如出土金属器文物的锈蚀问题目前还没法从根本上解决，出土文物微环境变化的影响及微环境数据的取得与微环境的再造都处于探索与拟“研究”阶段。至于说墓葬中的文物出土后放在博物馆比埋藏于地下更好的说法，已被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事实所否定。

　　“挖掘类似秦始皇陵、武则天乾陵等这类中国乃至世界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以期带来巨大的旅游商机，无疑是舍本逐末。”他认为。

　　其次，是非法“挖宝”，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盗墓”。他解释，看起来把“挖宝”与“盗墓”联系在一起，似乎太严重了！其实“盗墓”就是“挖宝”，也就是“盗宝”。

　　目前社会上盗墓、盗宝之风不见消退，有的人为“宝”不惜以身试法，他们把“宝”作为金钱的化身。也有人对国宝级文物，不惜重金收买。“当然，不少人是为了收藏，但确实有的就是把收藏这些‘宝’作为财富投资、固定资产升值的渠道。”刘庆柱分析，越刮越烈的挖宝之风，是社会上拜金思想膨胀的产物。

　　“最后一个问题是，对于文物鉴赏，重艺术、轻科学，重观赏、轻知识。”刘庆柱认为，“考古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而挖宝的实质是为了谋取最大经济利益。所以，挖宝不是考古！挖宝与科学不相容！”-

　　唤起沉睡的蓝色文明

　　“南海一号”唤醒了中国人对海洋文明的记忆。通过这艘船，有可能填补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空白。

　　撰稿／李泽旭(记者)

　　被淡忘的文明

　　自人类开始驾舟驶向海洋，就伴随着沉船事故，海底堆积着异常丰富的人类文化遗存，因而有专家称：世界最大的博物馆在海底。随着我们对这个“博物馆”越来越深的挖掘，一块块蓝色文明的历史碎片浮出水面。

　　很多人有这样的错觉：中国只有黄色的大陆文明，没有蓝色的海洋文明。实际情况是，有着长达1.8万公里海岸线，并拥有4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的现实，决定了以大陆文明为主，海洋文明为辅的中国文明格局。

　　海洋文明包含的内容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而扩大，历史学家考证，在人类社会早期，中国人就有一部分生活在海边，并曾以图腾崇拜的方式来认识海洋，舜的部落中就有“龙”的一族。《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东夷蚩尤一族在海边生活，黄帝也曾率领部落沿黄河到达海边。《尚书·皋陶谟》中也有记载“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说明当时已经在滨海地区建立了行政区域。

　　奴隶社会早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有了初步的发展。人类沿海活动区域不断扩大。随着货物交换发展，交易量越来越大，沿海一带的人利用海洋中的龟甲和贝壳作为货币。中原统治者把山东、河北、江苏沿海诸侯国进贡的干鱼、干贝类赐赏给西部的诸侯国国君，甘肃地区发现的一些周代以前的遗址，其中有海产贝壳，就证明沿海居民很早就用海产品与内地交换商品。这一时期，借鉴河运经验，海船制造业开始出现，海运业随即出现。

　　进入封建社会，中国的海洋文明进一步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一度处于领先地位。海洋文明所包含的内容：渔业、煮盐业、航海业、造船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增加了海洋贸易、海洋军事、海洋文化交流、海洋气象等。

　　渔业范围由近海岸扩展到近海，盐业从山东扩展到河北、江苏、浙江，海盐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航海业由最初的近海岸航线发展到近海，航程也逐步增加，造船业也从最初的舟发展到能制造三千余吨的远洋巨舰。

　　随着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以及海洋气象知识的掌握，开辟了远洋航线，三国时就有船队到达台湾省以及菲律宾。隋朝开始统辖台湾，唐朝鉴真东渡日本，到后来的郑和下西洋，中国人最远达到非洲东海岸，海洋文化的交流在这一阶段出现并伴随远洋航运的发展得到较大发展，海上贸易到明朝中期达到封建社会巅峰。

　　但是，后来由于明末清初的“禁海”政策，除海洋渔业、海盐业有所发展外，远洋航运业几乎停滞，海上贸易、海洋文化交流几近停止。这一“停滞”成为了“中国没有海洋文明”这一论断的主要根据。

　　而后，西方列强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优势，依靠野蛮的掠夺殖民地手段，迅速建立其强大的殖民海洋文明。这一时期，渔业、盐业、海关税收沦为帝国主义列强榨取中国赔款的工具，沿海较大的港口沦为租界，特别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海洋经济的某些行业完全为列强掌握，使中国的海洋文明遭受重创。

　　在近代史上，海洋对中国人而言更多代表着入侵与耻辱，蓝色文明在中国人脑中逐渐“休眠”，直至逐渐被遗忘。

　　“‘南海一号’唤醒了中国人对海洋文明的记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认为，通过这艘船，有可能了解到当时对外商贸活动、文化活动、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航海路线、航海管理等内容，填补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空白。

　　寻找文明的实证

　　“中国水下考古第一人”张威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的20年，这20年也可以说是唤醒中国蓝色文明、为中国的蓝色文明寻找实证的20年。

　　张威，国家博物馆馆长助理、中国国家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1987年，在“哈彻事件”产生的震动之后，国家开始着手筹建中国水下考古队伍。此时，张威已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4年。考古经验丰富、体格健壮、水性好，他的这些优点很快被时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看中，并被派往荷兰学习潜水技术。

　　张威只在游泳池里学了两周的基本技术，就直接跟欧洲队员下海训练。1987年，国家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成立时，张威被任命为中心主任。他还来不及招兵买马，“南海一号”就突然现身了。

　　1987年，张威接待了广东省救捞局的一位海上工作人员，他向张威讲述了“南海一号″现身的经过。当这名工作人员把从沉船上捞出的瓷器碎片拿给张威看时，张威立即意识到了这艘沉船的分量，他相信这艘沉船极有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然而，当时的水下考古中心还没有能力进行水下考古作业。1988年，张威开办了第一期水下考古培训班，组建了国家水下考古队。第二年，他被派到美国，师从“水下考古之父”乔治·巴斯。

　　1989年11月，“中日联合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对南海的这条沉船进行勘察。这时，张威才首次在水下触摸到“南海一号”。他们先用声呐仪器进行扫测，在可疑区域投下浮标。张威沿着水面浮标绳拖坠下来的定点标志，潜入海下。在黑暗的海水中，他只能依靠被海水放大的呼吸声和吐出的气泡位置，感知方向和同伴之间的距离……“突然，我感觉手碰到了一个凸起物，表面很粗糙，但不是礁石。我用自己的手臂量了量，大约高出海床30厘米。接着，我又摸到了一块硬物，感觉像是一片船板，这时我断定那块凸起的东西应该就是沉船的凝结物。”张威描述。

　　这次勘察后，日方没有继续和中国合作，张威也缺乏相应的资金和人手，无法独立下水作业，因而他在《南海沉船的发现与预备调查》报告中写下：“一块瓷片，一片船板，面积约1平方米、高约30厘米的凝结物。”

　　有专家估计，仅在南海就有2000多艘古沉船。然而，面对这座水下考古宝库，中国国家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却因为资金窘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望洋兴叹。张威说，水下考古耗资巨大，同等规模的一项发掘，水、陆考古的投入比例会是12比1。国家重视水下考古这一新兴学科，每年拨有专项资金，但对整个南海来说，要想探寻那么多的水下遗存，发掘那么多的古沉船，所拨经费不过杯水车薪。

　　2001年，中心获得香港水下考古协会赞助的120万港元时，张威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南海一号”。香港赞助方还找到了1987年发现“南海一号”的英国船员，从他手中买下当年的定位海图交给张威。就在赞助费快用完时，水下考古队队员崔勇在水下意外摸到了一块凝结物，又在凝结物上找到了一枚青白瓷片。“找到了�牎闭磐�振奋地宣布。

　　2002年，水下考古队得到了国家财政部4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张威终于能组织对“南海一号”的大规模考察和局部打捞。2002年3月，当张威和其他队员凿开一个窗口进入船内时，他们惊呆了：在一个面积仅几平方米的小舱内，就捞起了4000多件精美绝伦的文物，绝大多数瓷器完好无损、灿然如新！

　　20年间，中国的水下考古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闪光的成绩。“通过对南海诸岛考古，我们发现了五代、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水下文物遗址13处，发掘了一批宋元瓷器、石锚等文物，有力地证明中国是最早到达并开发利用南海诸岛的国家。”张威介绍，“中国海上文明史是我们共同的财富，我们一直在，并将继续为它寻找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