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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起重庆拯救六千名战时难童(组图)

赵君陶和孩子们在一起(老照片)

风华正茂的保育生(老照片)

保育院妈妈和嗷嗷待哺的孩子(老照片)

  儿童保育会的张玉金(原歌剧院特型演员)在给老师李辉耀(右)讲述最近的生活。
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老师(左一)和同学一起联欢。

当时好心人捐给儿童保育会的支票

  1938年起

  重庆拯救六千名战时难童

  3月10日,重庆动物园,270多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欢聚一堂,簇拥着他们久别的“妈妈”——抗战时重庆保育院老师的手,眼中闪动着激动的泪光。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重庆保育生联谊会理事长崔遇宪说,这些老人当年来自全国各地,但在重庆找到了家,找到了“妈妈”,找到了人生最初的温暖。

  据调查,自1938年起,输送来重庆的战时难童有六千多人,他们在这里获得新生。
本期“重庆珍档”为您讲述那段平凡而难忘的岁月。

  有了名字

  崔遇宪,按身份证上的记载,今年69岁,个子不高但很壮实。一提到保育院,他便感慨万千,甚至潸然泪下,“我爸爸是抗战军官,父母都在抗战中被日军杀害了。”崔老只隐约知道自己是广东人,父母遇害后,一男一女将他骗走,“听说是两个宪兵救了我!”1944年,作为阵亡抗战军人后代,“我被宪兵送到重庆唐家沱保育院。由于没人知道我的名字,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保育老师就给我取名"遇宪",并根据我的身高、长相,在出生时间一栏填上"1939年"。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多大,只知道到重庆后,我才又有了家,有了"妈妈"和许多兄弟姐妹。”

  像崔遇宪这样的孩子,当时还有很多。据调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许多人在炮火中丧生,许多孩子成了孤儿。据1938年9月上海出版的《大公报》记载:中国7000万儿童在一年多内,遭到杀害的至少有10万以上;因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至少40万以上;在内迁的1500万难民中有难童400万,等待救济的至少十万。

  严峻关头,宋美龄、邓颖超联合各界妇女,发出“欲救中国,必先救儿童”的呼喊,展开了历时八年的营救难童行动,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它是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成立的,同年10月迁到重庆。”据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重庆保育生联谊会秘书长裴钟介绍,总会推举了宋美龄为理事长,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郭沫若等都曾为此出谋划策,不少共产党人加入保育院的工作。

  “当时,保育会又被称作"烽火摇篮"和"小黄埔"”。裴钟还告诉记者,8年抗战中,保育会共抢救、保育了3万余名战争遗孤,仅重庆地区保育会就收养难童两千多名,加上从外地转移来的,多达六千余名。

  艰难生活

  “1938年,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一座又一座城市失守,湖北、湖南等地的保育院接到通知,向重庆等大西南腹地转移。”裴钟介绍,“1938年10月,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迁至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并指挥各地将61所保育院的3万余名儿童向大后方的保育院转移,重庆被作为重点安置区。”

  重庆最早的一所保育院建在歌乐山,也就是今天的胸科医院所在地,“听老保育生们说,当时的歌乐山保育院是示范性的,教室、食堂、儿童活动室都是全新的。”裴钟说,宿舍分八幢,分别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名,院里还有纵横的道路、整齐的花圃,“还有一座礼堂,是宋蔼龄捐资修建,又称蔼龄堂。”据了解,当时来该院参观的国际国内知名人士很多,包括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如今歌乐山镇的“保育路”也因此得名。

  由于经费紧张,这种条件的保育院只是极少数。据调查,当时的保育院大多选址靠近工矿企业的祠堂或庙宇,今年80岁的保育生裴金全告诉记者,“我们住的是座庙子,很大,大庙堂是我们的教室,小庙堂是寝室,塑神像的殿堂当食堂,庙外的空地就是操场……那时保育院的生活很不错,觉得保育院里的人都很幸福,但后来才知道,其实"妈妈"们任务很重,要做饭,要保障我们的安全,还要四处找人募捐,解决我们的吃穿。当时我们太小,不懂事,给"妈妈"们添了不少麻烦。”

  当然,“妈妈”们的烦重任务并非只是“照顾孩子”,更多的是经济的拮据。除了重庆的21所保育院外,全国其他保育院也都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国内各界及国际社会的捐助,“保育会刚成立时,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等就带头捐款,并承担起了特定儿童常年的生活费。”据裴钟介绍,在她们慷慨义举的带动之下,各界人士也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宗旨,支持赞助保育院。此外,美英等国政府及民间援华组织、南洋爱国侨胞组织和香港爱国人士,也不断给予援助,成为保育院经费主要支柱。即便如此,有的保育院还得开办一些小型生产经营项目,引导孩子们“手脑并用”的同时,维持生计。

  珍贵记忆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今年82岁的李远荣老人,是12岁那年跟保育院的“妈妈”们,唱着这首由田汉妻子安娥作词的保育院院歌,从河南开封来到重庆。“在保育院,我第一次穿上了毛衣,它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谈及保育院的生活,李远荣感到很幸福,很满足,他还曾想把妹妹接到保育院来,但因家乡沦陷,愿望未能实现。

  11岁进入保育院的裴金全,提到保育院,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保育院是个同甘共苦的大家庭,那些与老师、同学一起躲轰炸的画面,我记忆犹新。”据裴回忆,1940年的一天夜里,他们被老师急促的喊声叫醒,听说又要轰炸了,便跟着老师们跑出屋子,往田坝躲。“当时完全是迷糊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知道跟着老师跑没错。”他说,直到第二天听老师们说起,又看到了墙上的炸弹痕迹,才缓过神来。

  70岁的市歌剧院特型演员张玉金,被送进保育院时年龄更小,“父母在我9岁时就去世了,是伯妈把我送进的保育院。”她说,由于当时年龄太小,很多记忆都已模糊,除了像妈妈一样的老师,记得最清晰的要数下山劳动了。“一群孩子你一袋我一包地把米从磁器口搬上歌乐山,没有口袋,我们就把裤口打上结来作口袋……”

  国家栋梁

  “假如收容来的儿童只有保养没有教育,或者教育而不针对抗战建国的目标,那就失去了创办保育会的意义,这是当时所有保育院老师的共识。”如今已87岁高龄的保育院老师李辉耀告诉记者,当时,保育院学生都要上文化课,并接受适当的军事操练和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保育院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农场,更是亲密和睦的家庭。”李辉耀说,在那里孩子们对年长的老师称“妈妈”,对年轻的称姐姐、哥哥,同学之间互称兄弟姐妹。“患难之中结成的慈爱亲情,为孩子们的成长、成材提供了太多在当时环境中难以具备的有利条件。”

  “当时,任职合川直属第三保育院院长的赵君陶(李鹏母亲),还曾提议对难童进行心理教育。”裴钟说,之后,保育总会便在枇杷山筹建问题儿童表征院,接收有心理疾病的保育生,上海一批著名儿科心理专家成为该院的首批医生,“后来有专家评价,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创先河的一件大事。”

  “保育院造就了一大批抗战建国人才。”裴钟介绍,李鹏、李铁映、中国电影剪辑“第一把剪刀”傅正义、中央乐团副团长首席小提琴杨秉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版画家伍必端、冶金高级工程师张楚骥、地貌专家龚国元、著名大学教授王金陵、刘亚呈、雷汝南(雷翼)、妇女工作者刘萍及散文家魏福茂等,都曾有过一段难得的保育生经历。

  记者陈筱莹/文钱波/摄
(责任编辑:廖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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