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一农村按户籍分发征地补偿引村民对立(图)

谨慎地观察记者的村民们，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们是谁派来的？”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非农业户私自复耕被铲苗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新暴风骤雨：28000元与一个村庄的人心变迁

　　南方周末记者 何海宁 发自辽宁沈阳

    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张福安村曾经顽强地葆有人情冷暖的道德伦理，可是如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艰难生活使得村民们变得冷酷了，而 “征地——补偿”的巨大诱惑又催化了贪婪。村庄的伦理基石已经破碎，村民们分裂成两派，彼此斗争不止。

　　张福安村属沈阳市铁西新区高花镇辖下，它离沈阳市区是如此之远，从最挨边儿的铁西区乘车过来也要一个小时左右。

心理上的距离更远，以致村民们拦住过路的乡村巴士准备进城时，言谈间就好像是要远赴异乡。一个问：“上哪去？”另一个就答：“上沈阳。”好像这个村儿就不是沈阳似的。说起来，即便是在最新版的沈阳市地图上，这个偏远的小村子也还没被容纳到整张大图里呢。

　　本村与沈阳市区之路途迢遥，就仿佛是同一个世界中的两极。沿着从这个村庄通往沈阳市区的公路，你可以同时看到中国经济的炎夏与寒冬。在市区，地方政府的公共建设欲望是炽热的，大量的金钱正在经由政府财政拨出；在村子里，农业则是清冷的，既缺少投资又缺少利润。

　　因此当沈阳市铁西新区政府下令征用本村的土地时，打从清朝顺治年间建村之时起就有的风俗规制，立刻岌岌可危。“天文数字”的征地补偿款，就像酒精之于印第安人，村民们对此并无免疫力。

　　大利“灭”亲

　　邻居不再走这条近道儿，也不再过来唠嗑，甚至会成为探头探脑的敌对势力。

　　“非农业户站到农业户里头，没话唠。”村民张万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今亲不是亲，友不是友了。”张福安村有2664名农业户，238名非农业户，如今各自分裂成了两个冷战阵营——如果不算那些偶尔发生的真正动武的“热战”的话。冷战的起因，正是征地补偿款。

　　春节后不久，从村委会领到首笔征地补偿款之后——农业户28000元，非农业户10080元——刘怀斌家爆发一场争吵。在一次喝酒时，老大和老二觉得老幺分钱太少，想凑钱给他一些补偿。可是，两人的媳妇马上反对：“非农业户就不该分钱。”最后吵到了刘怀斌这里。老头儿说：“你们不要吵了，这钱我来给。”他不得不把老伴领到的10080元拿给了老幺才平息了纷争。

　　刘怀斌是村子里的退休教师，66岁，有3个儿子，老大和老二是农业户，老幺是非农业户。

　　他发觉，户籍差异演变成了生活里的隔阂。刘怀斌夫妇俩是非农业户，身为农业户的邻居以前经常爬过他家院子低矮的围墙，抄近道儿，见面有说有笑。现在，邻居不再走这条近道儿，也不再过来唠嗑，甚至会成为探头探脑的敌对势力。有时，刘怀斌的非农业户朋友来找他聊天，相邻的农业户们竟然都躲在一旁偷听。不久后，谈话内容就演变成流言蜚语，在村里飞快流传。

　　当记者准备去刘怀斌家并邀请路边一名农业户妇女同去时，她一撇嘴：“他是非农业户，不去！”

　　村民们用户籍差别来区分亲疏关系。在非农业户佟祥保的化肥商店里，聚拢了十多名非农业户，他们都跟农业户亲戚断绝了关系。每当讲起这些亲戚，他们大都粗着脖子，义愤填膺，几乎要大义灭亲了。

　　佟祥保的小舅子一家4口都是农业户。以前，小舅子是他家里的常客。“我是他的‘银行’，老来借钱。”佟祥保说。每年春节，小舅子总会拜访他，但今年却没有。在大年初三亲戚们聚在一起吃饭时，打从佟祥保一进门，小舅子就装作没看见，甚至对他姐姐都不理睬。不一会，小舅子起身离开了。

　　“现在跟陌生人一样，见面不说话，实在抹不过去了就点点头。”佟祥保说。

　　这一切，都起因于2006年夏天，从那时开始，征地的消息在村里流传。自土地改革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张福安村2902名村民再次面临命运的转折点。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次他们将失去土地，成为中国四五千万失地农民的一部分，卷入农村城市化的大潮。

　　对于何谓“失地农民”，村民们并无概念，更不准备做“钉子户”。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征地的消息表示了欢迎甚至狂喜。

　　“土地对我们很重要，但卖地老百姓捞到实惠了。”村民郭鸿林说，他算了一笔账，村民以种植水稻为主，每亩纯收益每年只有六七百元，不少农民过的是“贷款——种地——卖粮——还贷”的循环生活。这次卖地，村民得到的信息是，最高能得15万至18万元，“我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可是，这是以全村7296亩耕地为基数得出的补偿额，并不准确。铁西新区农业办公室主任张伟向本报记者介绍了此次征地的具体计划，“征地2278.49亩，用于建设一条开发大道和一个建材园。”铁西新区政府到位的总资金8540万元，迄今为止，还没有下一步征地方案。

　　“出于我们工作的实际需要，也是农民的要求。”张伟说，铁西新区政府同意全村停耕，进行整体开发。

　　区政府只征用一部分土地的计划没能让村民们满意。村委会几次开会，48名党员和60多名村民代表共同讨论后，达成了此次机会实属“百年不遇”的共识。他们代表全村，要求区政府征用全部耕地。

　　2006年底，村委会进行了全村公决，村民代表拿着纸，挨家挨户签名。“村民都很痛快就签了。”刘怀斌说。

　　过了元旦，次年初，村委会大喇叭广播了这个“好消息”，并公布了补偿方案：每亩征地补偿安置费为37500元，按全村人口平均分配。不论农业户和非农业户都能获得相同的补偿款。

　　“分配方案由村委会决定，政府来把握。一般是征谁地给谁钱。但农村现在的情况是，补偿一个人，别人也来要钱，不给的话就上访。”张伟的说法是，“为了稳定，为了和谐，就出现了人均分钱。”

　　当时，“人均分钱”没有引起农业户们的反对。从1958年中国户籍制度建立以来，农业户与非农业户就被分成两个享受不同福利标准的阶层，不过在农村，差别并不明显。农业户自己生产口粮，非农业户由国家分配，两者亦无直接利益冲突。就算是在2003年，张福安村开始第二轮土地延包时，村委会决定非农业户跟农业户一样，人均1.7亩地，农业户也没有反对。

　　“村里的土地都在撂荒，谁愿意种就给谁。村委会决定后，乡也懒得管。”刘怀斌回忆说。

　　可是，亦如刘怀斌所说，村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变成了从你手里抢钱的赤裸裸的关系”。

　　张福安村的第一支上访队伍，偷偷摸摸地，很快就出发了。

　　U形大回转

　　“按下葫芦起来瓢，按下瓢起来葫芦。”

　　停耕消息公布后，村民开始忙乎起来。2007年春耕之际，其他村开始育稻苗，张福安村民却开始大张旗鼓变卖车马绳套等农用工具。刘怀斌家有一辆农用拖拉机，还有修大棚用的塑料布、育苗木排，一口气全部卖掉，得了一千多元。“给钱就卖，都是废铁的价钱。”他笑了。

　　电井、电线杆，全部被拆除，运水通道也堵上了。村中所有农田如今荒芜一片，耕地中长满了膝盖高的野草。

　　同时，农民们也机关算尽地装饰这些土地。他们在地里抢盖大棚，栽种果树、药材，迅速翻修自家院子的围墙。这是从已征地的农村传来的经验：地上附着物、农作物能博得额外补偿。“这不荒唐吗？”刘怀斌说。不过他也在自家院子里盖了一个大棚，在后院里栽满了药材。

　　可是恰如村民事后所说，“再精还能精过当官的？”高花镇政府早已领命做了准备，早在宣布征地不久，就派人下来登记各户情况。村会计领着两个人到各家录像——以后出现的物件一概不算。

　　刘怀斌也忙于影像记录。他拿着相机，像那些到外白渡桥上照最后一张相的上海人一样，想在这个万物飞逝的国度中记住过去。他和老伴在村里拍照：村委会大楼、寺庙、桥。“村子要没了，我不得留个纪念嘛。”

　　已经迁出了村子的一些非农业户则想方设法迁回村里。有种招数是到派出所“挂失”户口簿，只要花9元就可办个新证，户口簿上身份变成了“居民”，据说这样就能享受农民待遇。按照“人均分钱”的方案，这些“非转农”的回流人口必然会分割村中农民的经济利益。

　　由此，有人偷偷上访。铁西新区政府下派了工作组调查，查出了4户16人不合规定的户口。

　　真正的烽烟四起，还要延至2007年7月。当时村委会瘫痪，农业户“恍然大悟”，才爆发了一场土地利益的争夺。

　　去年6月，新区政府下派由7个部门组成的稳定工作组进驻张福安村，牵头协调工作的几乎都是部门一把手。除了涉及征地补偿工作的工作组之外，还有违法违纪案件调查组、村级财务审计组。

　　由60人组成的工作组进行了两个月调查，对11年来的村级账务、8大土地问题进行调查，审计资金达6369万元。张伟介绍说，目前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共查出48项问题，违规资金189万，已追缴了33万多元，正在处理的违纪干部有10名左右。

　　工作组进驻不久，村支书赵国强和村委会主任徐洪利便辞职了，其他工作人员也纷纷回避。

　　多名村民讲了相同的笑话，赵国强辞职后，雇人在自家地里种果树。“咱也不当官了，也是农民了，不能少得啊。”一名村民笑道。

　　在非农业户眼里，赵国强是“能镇得住场的官儿”。在他离开之后，农业户开始活跃起来，纷纷上访，“非农业户不能分钱”被列入主要申诉要求。一名参与上访的农业户已说不清上访次数了。

　　不过，这种办法奏效了。2007年8月一个星期天，铁西新区农业发展局官员到村小学宣传土地政策，包括其他已开发的乡镇土地补偿办法、张福安村的分配草案。会议持续了4个多小时。最后，政府来了个U形大回转，宣布了另一种分配方案：非农业户不能参与分钱。.

　　上百名农业户和非农业户挤在一起听政策。一讲完，农业户都鼓掌，非农业户则在一旁沉默不语。稍后，一名非农业户站起来质问：“这是哪个法律规定的？拿出来。”不过没有得到答复。

　　不久，村委会贴出了名单，详细罗列了农业户、非农业户、学生和亡者，要求村民“互相监督”。

　　这下子，农业户消停了，可非农业户的上访队伍又出发了。“按下葫芦起来瓢，按下瓢起来葫芦。”张伟说。

　　“运动员”、“造反派”

　　“造反派”分工明确，识字的做“秘书”，不畏拳脚的做“保安”，甚至还专设了负责在村里打探消息的探马。

　　位于沈阳西部的铁西区被誉为“共和国工业的长子”。在振兴东北的国家战略中，铁西区被沈阳市放在首要地位。早在2002年铁西区和西郊的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成立铁西新区之时，区政府就加速了郊区城市化进程。“为老工业区东搬西迁创造空间。”张伟解释。

　　2006年9月，地理位置接近的“沈西的工业走廊核心”细河经济区成立。8个月后，细河经济区和铁西新区合署办公。目前，铁西新区的面积达484平方公里，作为工业区很可能是全国最大。不过，这个工业区中包含了87个村，占了410平方公里。

　　张福安村被划入铁西新区行政区划之中。世代种地的村民转眼被列入装备制造业的区域规划范畴。

　　大规模征地是在为沈阳成为“东北中心城市”做准备。在2005年初，原市长、现市委书记陈政高在沈阳市“两会”上，为中心城市制定了两个标准：一是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二是城市的经济实力。

　　“只有加快郊区的城市化进程，沈阳才会成为与北京、上海、广州一样的中心城市。”当地媒体报道引述了陈政高的话。“深圳成为全国首个没有农村的城市，这也是沈阳发展的方向。”

　　由于这一宏大构想的实际推进，在张福安村，村民们得以憧憬他们的新生活：这里将变成城市，他们将成为城镇人口，住进商品房，不再伺候土地，不再为化肥、农药价格上涨烦恼。

　　可是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始终难有明确答案。在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征地补偿款怎么分？

　　在这个失去了规则的村庄，在北边一户有大房子的村民家里，非农业户经常聚集“开会”，研究法律法规，策划上访方案。这种事先张扬的会议同时又被赋予了心理战的功能。“我们公开开会，鄙视他们。”一名非农业户说。

　　“他们”是指后来担任村委会主任的赵群、妇女主任石白玉这些农业户的“头儿”。非农业户称他们是“运动员”、“造反派”。村民们介绍说，“造反派”比非农业户有组织得多，分工也明确，识字的做“秘书”，不畏拳脚的做“保安”，甚至还专设了负责在村里打探消息的探马。

　　某种程度上，村民们像华尔街的交易员一样聪明，他们根据自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阵营。一些村民自己是农业户，但有孩子是非农业户，他的利益就跟后者绑在一起。陈连荣和他二姐同为农业户，而他的儿子家里3口人都是非农业户，姐弟俩见面也是吵架，几乎决裂。

　　二姐是“造反派”里的活跃分子，陈连荣看不下去：“你老蹦干啥啊？”在当地方言中，“蹦”，就是“活跃”和“起事”。“哪能呢？咱侄儿哪能不给钱呢?”二姐搪塞说，隐藏了自己的居心。

　　同时，身为农业户的陈连荣又不得不担心自己的“蝙蝠”身份。他害怕被非农业户阵营抛弃，冲着佟祥保喊：“你们有些事不告诉我。”“哪能呢？”佟祥保回答，尽管确实有些事不告诉他。

　　非农业户们感到了社会阶层的蜕变。“矮人半截啊，没要到钱，上街都灰溜溜的。”非农业户李宝菊说。

　　“以前说话还顶用，现在说话成反动标语了。”佟祥保坐在女婿的小轿车上，有些心酸地说，好像置身于过去几十年中经常在村里露天上演的讲述农民与地主斗争的国产电影之中：“变天了！”

　　村中的非农业户中，除了少数致富者之外，大部分仍是农民。他们由于政策照顾转为非农业户，但依然生活在农村，靠种地营生。李宝菊54岁，丈夫原在供销社上班，供销社解体后便回家种地。随后他们遇到了一项国家政策：如工龄在20年以上的，家属可以转为非农业户。“不花钱就能变啊。”李宝菊说，“当时听说，非农业户还能给个低保，孩子考试、入伍可以少一两分。”她心动了。然而8年过去了，她户口簿上的“性质”一栏仍是农民，没有享受到城镇人口的各种社会保障，非农业户口成了鸡肋。

　　去年4月孙子出生，她想入农村户口却不行。派出所告诉她，孙子必须随儿子的户口性质。

　　非农业户们激动地举出各种农村义务：农业税费、修路、立电线杆，在计划经济时代每户供应沈阳市区一头猪，保证城镇人口有肉吃。他们觉得自己所尽义务与农业户无异，这次征地补偿理应有份。

　　每当两个阵营的村民们到省里和北京上访，区、镇干部就得急忙赶过去，接回来，平息事端。

　　非农业户一开始没有经验，一群人闹哄哄上京，去到国家信访局门口，马上有辽宁省信访局工作人员过来招呼：“来来来，跟我走。”就被送回了村里。

　　长经验之后，他们印制了多份申诉材料，一行12人分成两批，各自乘车，每两人为一组，每组都拿上材料。只要有一组闯进国家信访局，就算是成功。在沈阳火车站，他们中的第一批被镇干部截住。在交涉过程中，他们偷偷把车票、钱雇司机递给了后到的第二批。后者赶紧退票，转搭大巴车赶到了北京。这一计划成功了，终于有一组人马把材料递进了国家信访局。

　　后来，非农业户们还准备去国土资源部，镇干部赶来了。像央视春晚小品中的赵本山一样，佟祥保提出了一个“来前儿的车票谁给报了”的问题，要求报销上访费用。镇干部不同意，双方吵了起来，最后只能答应了。一个月后，一名非农业户到区信访局报销了4天7500多元。

　　农业户知道后，很不满意：“我们都没有报销啊！”

　　选举总动员

　　她发疯似的在村委会门口蹲下撒了泡尿，骂咧咧径直走了，身后留下目瞪口呆的村民。

　　村委会瘫痪后，区政府下派了两名干部暂时担任村支书和副书记。征地补偿工作由8名农民代表（农业户）和3名党员代表（非农业户）执行，包括佟祥保。这是村里的临时决策机构，在村委会议事。

　　村委会变成了以辱骂和恐吓为武器的“战场”。每次开会，都有一群村民围在大楼前，农业户自然占大多数。

　　有一次，只有佟祥保一名非农业户去上班，他被一堆农业户夹在了中间。一名妇女骂他“绝门气”，意指他没有儿子衍宗续嗣。佟祥保火了，打了她一巴掌，场面顿时混乱起来。最后佟被拉到派出所，赔了2000元医药费。

　　一名非农业户妇女也出来骂农业户，与一名农业户妇女撕打了起来。有人高喊：“打倒非农业户！”最后，前者被送到了医院，后者则躺在大楼走廊里，走出来时外面围着一群看热闹的村民，她发疯似的在村委会门口蹲下撒了泡尿，骂咧咧径直走了，身后留下目瞪口呆的村民。

　　当时的辱骂花样翻新，甚至让村上的老支书张万金难以启齿。他有着那种农村的上了岁数又曾有点儿身份的人常有的“有点儿左”的态度，沉浸在过去的生活中，对如今世道愤愤不平。“我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就谩骂，什么大粗……我都说不出口。”他粗声说，又试图保持矜持。

　　一旁的妇女接口，流利地说完了农业户骂出的整句粗口。她不觉得有什么为难：“有啥不好说的？”

　　斗争越来越有火药味，区、镇党委决定选择一个党员干部出来维持秩序。张福安村进行了党员民意测验。这是非农业户“翻身”的机会——党员中他们阵营占大多数。赵国强被再次起用，担任副书记。

　　赵国强解散了那个谈判不成却漫骂不休的“议会”——联合议事机构。“赵书记来了后，把那些人（农民代表）撵走了。他们问，明天还来不来？赵书记说，还来个啥！”一名非农业户回忆说。

　　2008年1月，村委会进行补选。两个阵营开始各自“串联”、拉票。“这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场选举。”刘怀斌感慨。

　　许多村民大院都被塞进几张农业户的宣传“小字报”，上面写着匿名的顺口溜，足以证明东北人所言之“赵本山那套不算什么”并非虚言。一条顺口溜讥讽了佟祥保：“祥保卖假药，农药化肥来钱道，变本加厉狠狠要，我们不成全你这一套。”另一条则深入揭批了一个绰号“一只眼睛”的非农业户：“一只眼睛你还占，大树卖了几百万，研究你厂院土地跟你算，吃喝嫖赌村上算，坚决送你去法院”。

　　农业户还得到了承诺：“选出两个好干部，头年能分两三千”。

　　非农业户人数少，在这场宣传战中明显处于下风，几乎无所作为。正式选举时，刘怀斌准备到村委会领选票，负责发放的是农业户的头儿，不理会刘怀斌。他空手回到家里，立即宣布：“家里12口人全部弃权。”

　　那些准备竞选的非农业户也都陆续弃权，“这些‘运动员’就是想发动群众，夺取政权。”佟祥保说。

　　投票那天，竞争白热化。据一名农业户回忆，有人在村路口堵路，不许他们去村委会。农业户则派车去镇、区里拉人回来投票。有一名老太太走不动了，也被农业户抬到了投票现场。

　　最后，农业户的头儿赵群、石白玉以绝对优势票数当选村委会主任、妇女主任。

　　赵群开始工作，但他与大娘陈振娇家决裂了——后者一家有6口非农业户。春节前，陈振娇到村委会要钱，见到赵群，两人一句话都不说。陈振娇很愤懑：“现在，我们得去给侄儿拜年。人家是村长，得送礼啊，送礼都没钱买。”

　　硝烟未了

　　农业户回来，非农业户又去，村民们亢奋地奔波在路上，却似乎只有少数人在担忧未来。

　　农业户的安置补偿款是在2007年底发放的，28000元。非农业户的上访效果差强人意，2008年春节后不久，他们领到了农业户数额的1/3——10080元。与农业户领存折时人山人海的场面不同，刘怀斌到村委会时，那里只有几个人。村委会没有通知，非农业户是靠口耳相传才得知领存折的。大楼前站着一些农业户，刘怀斌听到有人低声说：“就不应该给他们（非农业户）钱。”

　　拿了存折后，到镇农村信用社领现金。佟祥保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农业户拿着钱，双手颤抖。

　　佟祥保是村里的种地大户。谈到农业户时，他脸上总挂着历史优越感。说到上访时，他也会慢条斯理地说：“他们（农业户）是刁民、泼妇，上访是胡闹、堵路，不像我们这样说话。”

　　“当年，必须是优秀人才才能转为非农业户口。”1977年退伍回村后，他分配到乡政府，后到供销社工作，每月能发4两油，过年过节还能分一两斤花生。“不用种地啊，衣服干干净净的。”

　　1983年，农村生产队解体；再过两年，国家取消了粮票、布票等，非农业户待遇逐渐消逝；1992年，供销社也不复存在，佟祥保下岗了。

　　尽管早已是明日黄花，1985年以前的历史痕迹却依然留存在那些曾经低了一个等级的农业户心里。“你（非农业户）以前分油分粮的，享受完事了，还想跟我们分钱？”农业户张德安说。

　　争吵还在延续。钱成了一些农业户家吵架的导火索。张金冤去世6年，按补偿标准可以获得10080元，儿子张德安和他的大姐都想要，两人在村委会吵了起来。父亲去世前一直由张德安赡养，最后张德安领走了这笔钱。他大姐在街上大喊：“我要到法院告你去！”不过，他至今没有收到法院传票。但村民说，有另一户已闹上了法庭。

　　村民们意想不到的是，事情变化很快。去年底，国家开始新一轮宏观调控，控制土地使用，区政府在1月15日又下达了复耕令。赵国强开始在丈量土地，准备重新分地。这在张伟看来，政府的征地步骤并没有改变。但农民认为政府出尔反尔，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进一步获得补偿款。

　　再也没有农民愿意回到田地里了。“生产工具都卖了，运水通道都堵了，草都长这么高了。”一名农民比了比膝盖。

　　目前，开发大道已修了约两公里，农民说这是村里最好的田地了，复耕的话，他们只能分到沙地，收成很难保证。

　　农业户上访的队伍又出发了。2月28日上午，有村民看到一批农业户坐着区政府的大巴车回到村委会，村里传来消息：区委书记发话了，张福安村不复耕。当晚，村广场大放烟花庆祝。

　　次日，张伟在接受采访时，仍对记者说：“我们要做到两个‘确保’，确保土地不浪费，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害。镇、村委会正在跟老百姓做工作。”言语意思，仍是政府希望农民能复耕。当他听到确切停耕的消息时，张大嘴巴：“这连我都不知道啊。”

　　停耕了，硝烟亦未了。3月3日，上访村民又到了区委，这一次是非农业户们。他们要求获得同等的补偿。然而，区农办一名官员告诉刘怀斌：“市里开会决定了，非农业户一概不给，谁给处理谁。”

　　非农业户们决定再到北京上访。刘怀斌很担心未来：“现在没有安排就业，也没有社会保障，到手的钱不就打打牌，不少人拿去还债了。”

　　他也很心疼撂荒的土地。往年这个时候，村民已经在育稻苗，打听种子、化肥的价格。他比划了约5厘米的长度，“别村的茄子苗都这么高了。”

　　即便是打牌，农业户和非农业户也不在一起打。农业户们突然“有钱”了，打牌时比非农业户们豪气得多。

　　刘怀斌的忧虑，恰合一个他并不曾考虑到的问题：当一只试管中装着“近似疯狂的投资”和“奔腾式的膨胀”的沸水，另一只试管中则装着贫瘠清冷的冷水，当它们强制连通之后，会发生什么？

　　有的晚上，他急得睡不着觉，意识到自己毫无用处，没法跟村民们说心里话：“我是非农业户啊，没法去宣传，农业户会认为我是来挑拨离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