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救助12岁女童反被诉 慈善诉讼折射法律空白

　　关爱引来的官司

　　实习生 肖舒楠 赵岩

　　2008年2月24日，章桦收到法院的传票。她被一个自己帮助的年仅12岁的女孩推上了被告席。此时，章桦——一个感动着无数中国人的纪录片拍摄者，又多了一个标签——被告。

　　三年前，由于纪录片《姐妹》在全国热播，纪录片的主人公章桦一夜成名。此后，章桦也扛起摄像机，成为一名纪录片拍摄者。随着镜头的延伸，章桦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那时起，章桦经常接到慕名者的求助电话，希望能够借助其影响力来帮助他们。章桦无意间感到自己肩负的巨大的社会责任。在她看来，没有社会的关怀，自己也不会成名，所以应该回报社会。她要用摄像机对求助者进行真实记录，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进而帮助他们。

　　三年来，章桦不辞辛劳地扛着摄像机，用她独特的方式奔波着，足迹踏遍了全国19个省（市），帮助了100多名求助者。其中，有50多人通过她的拍摄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捐助。

　　一句“感恩”，让她半年奔波

　　2006年5月，家住武汉市后湖乡新益村的7岁男孩衡川，不慎坠入了一口正在煮泔水的大锅中，造成全身98％以上的皮肤严重烫伤，生命垂危。章桦得悉后对此事进行了拍摄。该片在央视播出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久后，衡川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共计80余万元治疗资金和20多万元药品。

　　同年8月，章桦回浙江衢州老家探亲。其间，同乡朱冬英希望章桦救救她的女儿陈双。

　　12岁的陈双是衢州市衢江区后溪镇赤山口村人，父母以种橘子为生。就在陈双3岁时，她的父母无意中发现她的左腿膝盖以下部分开始肿大，比右腿长出很大一截，而且异常疼痛。陈双的父母急了，开始四处求医，但始终没有得到根治，而且肿大部分还在慢慢向上蔓延。经诊断，陈双得了多发性血管瘤。2006年7月，陈双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得知此事后，章桦马上赶往陈双家。

　　“那孩子很可爱。我问她长大了想做什么，她说等她长大病好后，要做医生，要救助更多的病人。这句话让我很感动，没想到陈双小小年纪却有如此的爱心。而且她有一颗感恩的心。”面对这个和自己一样，怀着感恩之心的孩子，章桦没有半点犹豫，立刻决定对陈双进行帮助。她拿起摄像机，对此事进行记录，希望此事在电视台播出后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接下来的两个月，章桦带着陈双的病历，先后到广州、武汉，寻求医院为陈双提供免费救治的机会，但都没有结果。而陈双的病情又很严重，需要马上住院做手术。

　　章桦随后返回衢州看望陈双。陈双的母亲告诉章桦，北京宣武医院对这种疾病治疗最权威，如果宣武医院治不了，就不抱希望了。章桦赶紧联系上了北京宣武医院，但她被告知，治疗需要一大笔钱。然而，7年的治疗过程让这个本已穷困潦倒的农村家庭一贫如洗，哪来这么多钱？这让此前已帮助过很多人的章桦，自然地想到了募集善款。

　　在一次次为陈双募捐的活动失败后，章桦仍没有放弃。2006年11月，章桦前往深圳，通过努力，找到了一家愿意为陈双捐赠10万元的企业。同年12月，章桦来到北京宣武医院，给陈双办理了住院手续。

　　2007年1月，在章桦的陪同下，陈双住进了医院开始接受治疗。26日下午，该企业通过北京的一家基金会，将10万元现金交到了朱冬英手中。

　　“但是，钱并不在我手里，因为章桦说这笔钱要先放在她那里，由她来保管，医院账户上的钱用完了再给打进去。”朱冬英觉得受到了章桦很大恩惠，并且与章桦是同乡，于是她没有多想，让章桦拿走了钱。

　　一纸诉状，善意陷入尴尬

　　就在陈双刚刚住进医院不久，章桦得到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陈双的病没救了！

　　陈双的主治医生、北京宣武医院血管外科教授谷永泉告诉笔者，陈双得的是“先天性骨血管发育畸形”，病情发展到最后会导致病人心率衰竭而死。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病在世界上都是一个没有攻克的难题。所以，必须对她进行截肢手术。然而陈双的病情已经扩散到了臀部，如果截肢会非常危险。谷永泉认为，只有对陈双进行保守治疗，才有可能保住她的生命，但是病情发展到最后，还是有可能进行截肢手术。

　　“当时我很难过，但是我想让她活着。没有人有权力放弃她。”于是，章桦还是义无返顾地要为陈双治病。

　　就在陈双住院后的一个星期，章桦接到医院的电话，说陈双的母亲朱冬英带着陈双出院了，原因是朱冬英认为保守治疗意义不大，在同丈夫商量后，决定放弃在北京宣武医院的治疗。

　　“陈双的病这么严重，保守治疗可以减轻陈双的痛苦，陈双的母亲为什么要放弃呢？”章桦疑惑不解。

　　就在朱冬英带着陈双消失几天后，章桦接到了朱冬英的电话。那时的朱冬英已经带着孩子回到了衢州老家。据章桦讲述，朱冬英提出希望章桦将剩下的9万元善款交给她，她要带女儿在离家近的上海进行治疗。

　　朱冬英告诉笔者，医生向她表示过陈双的病很难治，不太愿意接收她在该医院进行治疗。

　　“医生说，不是只有他们这家医院才能治疗这个病，其他医院也可以。”朱冬英说，“我当时哭得不成样子，求他们收留我的女儿，章桦还拍下来了的。最后医院还是劝我回去，说把女儿的腿用绷带绑一下，在家疗养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医院既然这样，我不如转院到离家近的医院。”

　　据章桦讲述，朱冬英带着陈双出院后，她曾给了朱冬英一万元，其中五千多元是在京的治疗费，余下的作为陈双在家的护理费用。此外，在朱冬英带陈双来京之前，陈双所在地的六所学校也给陈双捐了1．6万多元。

　　章桦说，她给陈双妈妈钱，是让她把学校的捐款退回去，因为朱冬英说过学校里还有两个得白血病的孩子需要救助，校方要求朱冬英将治疗陈双后剩余的钱退给学校。

　　然而令章桦没有想到的是，回到衢州的朱冬英不断打电话向章桦索要余下的九万元，章桦也不断地强调这笔钱不能给朱冬英个人，只能用于陈双看病。半年后，朱冬英告诉章桦，陈双已住进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并且自己负担了治疗费用，希望章桦给她打钱。

　　“陈双转院没问题，但是要把钱直接给朱冬英个人，没有这个规定。”章桦说，是由于捐款企业对她信任，企业才委托她做善款的监管人，她有责任监督这笔钱的使用，并向企业上缴证明，所以她不能将钱直接给朱冬英。

　　于是，章桦向朱冬英提出，必须向她提供上海医院的治疗方案，如果该医院有能力治疗陈双的病，方案也合理，那么就将善款打过去，但是这个钱只能打进陈双所住医院的账户上，不能直接给朱冬英。

　　“但是，朱冬英不同意。”章桦说，朱冬英始终就是不愿意提供医院的治疗方案，并且一再向她索要那笔钱。

　　那么，朱冬英为什么不愿意提供医院的治疗方案呢？

　　朱冬英解释说，由于陈双的病情特殊，他们求医过的所有上海医院都不愿意提供治疗方案。“在提出希望医院给我治疗方案时，医院却说‘这个病这么难治，给你治就不错了，要方案，没有’。所以我才没有提供治疗方案，因为根本没有医院愿意给我。”

　　自2007年2月，朱冬英接连给章桦打电话，说急着要钱。此事一时间被国内很多媒体进行了报道。事情虽然闹大了，但章桦仍然坚持不同意给钱。

　　“她对很多媒体说我是骗子，想骗这个善款。”章桦告诉笔者，在为陈双四处求医的时候，她的路费、食宿费都是自己掏的腰包，帮助陈双完全出于善意，根本不是为了钱，更别说打善款的主意了。

　　朱冬英认为章桦就是想独吞善款：“今年1月15日，我来北京与章桦面谈，但是谈得不愉快。章桦告诉我捐款企业要将钱用于其他病人了，她也不想管这个事情了。她还说我可以去法院告她。”

　　在朱冬英看来，章桦的承诺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也就在那个时候，她想到了通过法律手段来为女儿争取那笔钱。

　　今年2月24日，章桦收到法院的传票。她被朱冬英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

　　3月10日，笔者在几次拨打捐款企业的媒体策划部刘主任的电话时，对方始终没有接听电话。随后，刘主任通过章桦转告笔者，由于此案已进入司法程序，企业不便接受媒体采访。

　　“谁会是真正的赢家？”

　　被朱冬英告上法庭后，章桦无法正常工作，几乎每天都要服用安眠药入睡，精神濒临崩溃。

　　在章桦看来，这件事很荒唐，她认为自己本是善意而为，却遭来对方的误解，甚至是恶意诋毁，很冤枉。但是，这并不是章桦夜不能寐的根本原因。

　　“我还记得那个3个月大的孩子。”章桦回忆说，2006年，她还帮助过武汉的一个只有3个月大的烫伤婴儿。在她的努力宣传下，好心的人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最终，捐款的一部分直接到了医院的账户，另一部分则交到了孩子父母手上。而当医院账户上的资金告罄时，孩子的父母却不肯拿出自己手上的捐款，带着孩子悄悄跑了。

　　“那个时候，我不能理解这样的父母！”章桦说，就在她带着疑惑和愤怒找到孩子的父母时，她看到了他们家的贫穷和无奈，“他们真的连饭都要吃不起了。所以我同情和理解了他们。”

　　有了这个经历，章桦自然地将朱冬英的行为与之联系起来：“陈双家也很困难，7年来一直给陈双治病，家都快支持不下去了。也许他们就是想要这几万元改善生活，我完全理解。”

　　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且身患重病，将自己告上法庭，使章桦不知该如何应对这场官司。她说，这场官司不论输赢都是对孩子和自已的一种伤害。“我不知道将来该如何面对这个孩子和我的乡亲们。”章桦说，“如果我赢得这场官司，那么陈双家里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如果输了，不又证明自己真的是骗子了吗？但是，我赢了又能怎样？如果孩子得不到救治，谁会是真正的赢家？”

　　然而，朱冬英认为章桦对她存在很大的误解。她解释说，“要将钱用于个人”只是章桦的猜测，她并没有想将剩下的钱用在其他地方。

　　“我也是母亲啊，我怎么可能不拿钱给女儿治病呢？章桦还说，我曾经向她提出要六七万，其他的她留着。说实话，我那个时候真的没钱了，女儿又要治病，我是没办法才这么说的。因为在我看来，是章桦要独吞那笔钱。”朱冬英说。

　　目前，陈双还在家中静养，但病情更加严重，腿部已经开始溃烂，疼痛难忍，不能正常生活。朱冬英正在想办法把自家种的橘子全部处理掉，为女儿治病。

　　采访最后，朱冬英表示，还是非常希望与章桦和解，让女儿早日好起来。

　　“如果章桦现在可以提供给我一家愿意治疗我女儿病的医院，并且把钱打到医院账户上，我觉得可以和解。”

　　但是，章桦对对方的说法表示不解：“我多次要求她将孩子送到医院治疗，也给她介绍过医院，然而，我发现，对方在意的似乎是钱本身。这也是对方告我的主要原因。”

　　慈善诉讼不断折射法律空白

　　目前，对此案仍然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落在了这笔善款是否可以由陈双的父母支配的问题上。

　　为章桦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周泽认为，捐赠方和受赠人之间已经达成协议，只能将这笔善款用于陈双的治疗，所以不能由其父母自由支配。

　　北京盛峰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学志则认为，如果捐助人将捐款已经交付给了受助个人，那么受助个人就有权自由支配捐助款。

　　乐善好施者成了被告，中间人因监管善款不力被起诉，受助者由于未履行受助条件被迫对簿公堂。近些年，类似的慈善纠纷屡见不鲜。

　　2003年9月，江苏如皋受助小学生黄昊的父母将善款监管方——如皋师范附属小学起诉，理由是黄昊虽不治身亡，用去了17万元社会捐赠，却仍有7万元未用完，要求学校返还。随后，双方在法庭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只好对簿公堂。最终，由于该捐款的所有权不明确等等原因，黄昊的父母撤诉。

　　2007年7月，北大贫困研究生段霖夏将资助者的善款用于经商，被资助者告上法庭。资助者认为，自己捐助段霖夏是希望其努力学习，完成学业，可是段霖夏却将钱用于经商，这违背了当初的捐赠条件。

　　此外，山西女孩郭小娟被指携善款“潜逃”，与组织募捐的网友发生纠纷；湖北省五名大学生被指缺乏感恩意识，被排除出受助人名单；山东青岛“大善人”王明殿因行善出名，却屡遭勒索捐款，等等。

　　有专家就此指出，中国慈善事业遭遇的这些尴尬，正反映出中国缺乏系统的《慈善法》。

　　钱学志认为，我国有一些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如《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这些法律法规中不乏好的条款规定，但因为种种原因，它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为我国没有专门的《慈善法》，实践中一旦发生纠纷，往往以‘赠与’的法律关系来界定双方的行为。”钱学志说。

　　民政部慈善协调办公室、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07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显示：据初步估计，2007年，我国公众和企业的慈善捐赠（款物）总额，达到了223.16亿元，约占我国去年GDP的0.09％，与2006年相比，增长 123％。

　　其实，我国涉及民间捐助的数额可以更高。有相关专家指出，制度化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慈善事业的热情。事实上，我们的企业不是没有能力提供捐助，而是制度的缺失让许多企业不放心，不知道捐出去的钱如何用，缺少法律保障。

　　据了解，目前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都有规范慈善活动的法律。对于慈善组织的注册登记、行为规范、基金的使用、监督管理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

　　钱学志认为，我国应该借鉴慈善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经验，进一步规范慈善组织，给予慈善事业和社会捐赠活动以法律上的保障和监督。“对于慈善事业的发展初期，政府给予必要的、严格的监督和管理还是符合现实国情的，不应过早完全民间化。”钱学志说。

　　据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日前透露，《慈善法》已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民政部正积极进行调研，推动该法的立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