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党合作＋穷人经济学

　　15张图片一字排开，有的画着牛，有的画着井……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项目。每一张图片的下面都有一个碗。参与“投票”的农民，每人发6颗玉米豆，喜欢哪个项目就往哪个碗里面放上一粒。最终选出来的6个项目将会付诸实施。

　　许多农民都把玉米豆投给了水井。这里是贵州毕节试验区纳雍县一个贫困的村落，属喀斯特地区，年降水量1600多毫米，但是每年春节至6月份，降水很少，导致人畜饮水困难，生产用水更不要提了。

　　当年那些“投票”的农民不会想到，这6颗玉米豆播下的是改变命运的种子。

　　多年后，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兼中央社会服务部部长何丕洁给这种农民投票选项的方式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参与式扶贫”。

　　民革中央只是参与毕节扶贫的8家民主党派中的一家。自从1988年国务院批准在贵州省经济发展最为贫困落后的毕节地区，创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以来，这8家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一道，在这片实验田里探索出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

　　20年后，他们的尝试被称为毕节模式。

　　参与式扶贫由农民做主

　　“所谓参与式扶贫，就是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如何脱贫，做什么项目，怎么来做，不是由专家、官员来定，而是发动群众，发动村民，让他们来作选择。虽然有的农民没有文化，但是他知道他这个村子适合发展什么，急需要做什么事情。”何丕洁委员说。

　　当年民革中央按着村民的选择做的第一个项目是水窖工程，他们给每一户村民1000元钱，解决水泥和钢筋问题，在帮助做了13个示范井以后，让农民自己打水井，做水窖。如今这个村已经有近400口井。村民们春天不是等水、背水，而是耕地种菜。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原荣誉副主席厉以宁委员说，“过去的扶贫，我们是高高在上的，现在不是这样，我们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以平等参与者的身份参加毕节的扶贫。跟他们共同商量、共同讨论、研究，怎么把毕节地区的工作做得更好，让毕节的发展更快。”

　　而在农工民主党贵州省会副主委、贵州毕节地区行署副专员张光奇委员看来，参与式扶贫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农民间的互帮互助。农工民主党在贵州省大方县有个1＋1养牛项目。参与项目的农户必须签合同，第一批农户养的牛生的第一只小牛要送给其他农户。这实际上是一种滚动式发展，不仅融洽了农户间的关系，而且有利于相互监督。

　　20年间，无数这样的故事改变了毕节的面貌。这个生态脆弱、极端贫困的地区，将生态建设与开发扶贫结合起来，走上了脱贫新路。其GDP、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10倍以上。而森林覆盖率从14.94％提高到34.92％；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1.29‰下降到8.45‰；贫困人口由312.2万人减少到52.9万人；

　　脱贫先解决知识贫困

　　张光奇委员体会最深的的是教育的发展。毕节的威宁县是110万人口的大县，2004年参加高考的只有400人左右。但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000多人，还有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

　　“扶贫首先要扶愚，脱贫先解决知识贫困。”在毕节脱贫的实验中，各民主党派始终把培养人才与加强教育工作放在第一位。民主党派的一个优势是专家多、企业家多。他们在毕节扶贫中很好地发挥了这两方面的优势。

　　民革中央在纳雍县的核桃寨村开展了“村校一体化”工程。农村学校的校长到村党支部任副书记或者是村长，村里的副书记到学校任副校长，或者是校党支部副书记，让学校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多的知识、人才，甚至是文化、体育、卫生方面的作用。一些学校的校长还引进了新技术新品种，在村子里面开辟野地，进行示范，取得成果后在全村推广。2001年核桃寨村人均收入不到600元，2007年他们的人均收入达到了2700多元。

　　小额贷款与穷人经济学

　　农民要想发展，制约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资金问题。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办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1976年，尤努斯碰到了一名制作竹凳的赤贫妇女，因为受到放贷人的盘剥，她一天连两美分都挣不到。尤努斯于是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有同样境遇的女人。他希望这些人能借助贷款摆脱廉价出卖劳动力的命运。当年，以此为目的的“格莱珉银行”成立。1983年，当局允许其正式注册。这被普遍认为是全球第一家小额贷款组织。

　　今天，格莱珉银行以保持了9年的盈利记录成为兼顾公益与效率的标杆。而依靠无抵押的小额贷款，该银行639万个借款人中有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经成功脱离了贫穷线。

　　这个穷人经济学的精典案例，能否在中国上演？当小额贷款一直在中国举步维艰之际，毕节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何丕洁委员说，当时核桃寨村农民用电是1．4元／度。而要完成电网改造，一家先要交180元的启动资金，他们交不起钱。我们就从社会上筹集了3万多元资金，改造电网以后先按1．4元／度收费，再把收上来的钱作为发展基金。从这3万元钱启动，农民得到了2000元、3000元的发展贷款，他们成立了一个管理组织，把这个钱很好地用起来、管起来。现在这个资金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支持，已经滚动到将近30万元。

　　“我们最近去调查，他们把钱管得非常好，都是农民自己审查项目，自己来管理，自己来收回。这是解决农民、农村发展中资金瓶颈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可以进一步推广。”

　　本报北京3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