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员工的神秘死亡

　　华为员工的神秘死亡

　　■本刊记者/张雄（发自广东深圳）

　　“如果真是自杀，不可能从三楼跳到二楼”

　　张立国从华为食堂的三楼坠下，砸在二楼的餐桌椅子上，死了。

　　他的心脏被折断的肋骨戳穿，“如果没有那把椅子，他肯定死不了。

　　张立国坠楼的时间是2008年3月6日中午12点多，这是10天里华为公司发生的第二起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9天前，张立国所在的华为公司成都员工李栋兵从华为研发中心楼跃下，当场死亡。

　　离奇死亡

　　“警方初步判断张立国为自杀，自杀原因仍待调查。”第二天南方某都市报报道了此事，不过“自杀”的说法让张的家人无法接受。

　　“你见过从三楼跳到二楼自杀的吗？警方都没跟我们说已经判定是自杀，我很生气报纸这样写。我问那个报纸记者：是哪个警官‘初步认定’张立国自杀，他支支吾吾答不出来。”曹先生敲着桌子说，“前一天还给老婆打了电话，问小孩感冒好了没。一切都非常正常，不知怎么回事第二天就这样了??”

　　在张立国坠楼6小时后，华为内部邮件系统发放了通报信，信中说：3月6日中午，中央软件部员工张立国在坂田园区食堂坠楼，经120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具体原因，警方正在调查中。张立国，男，1972年生，2007年11月26日从其他单位招聘入职。公司对张立国的意外表示非常痛惜，同时对其家属和亲人表示深切的慰问。

　　从6日早上到临死前，张立国的精神状态在这半天里一直表现异常。

　　这天上班之前，张立国一个人跑到龙岗派出所，对警官说“感觉被人追杀”，“一会儿说做了什么坏事，一会儿又说做了坏事要自首”。“警察问谁追杀他，他又说不清楚。问他在哪上班，回答说华为，警察就给送回公司来了。”曹先生介绍说，“公司也感觉他不对路，找两个员工跟他聊天。但也没聊出个啥，还是类似的话，说不要伤害他什么的。”

　　有目击者在网上发帖称，事发前，张立国和一同事在三楼就餐。正吃着饭，张突然站起来往栏杆边走，二话没说就翻越栏杆坠下。与其一同吃饭的同事起身救助时已来不及，伸手但未能拉住坠楼者。

　　“突然听到有摔餐盘的声音，很多人都以为是打架。不过几秒钟时间，一大堆人冲过去围了起来，围得水泄不通，我朋友也围了过去，只见一位还比较壮的帅哥，摔在了二楼的餐桌旁边，餐桌椅子的靠背都被砸坏了，看样子是头部着地，头部周围还有一摊血，没多久工作人员用带子围出了警戒线。这个时候除了那位躺在地上的‘伤员’，其他远一点的同事，继续吃饭。 仔细观察，摔餐盘的地方离三楼护栏还有大概5米的距离（目测），完全可以排除由于地面滑而造成的摔倒事件。没多久，120就来了，把‘伤员’拉走了。”

　　120急救中心是在12时半左右接到求救电话的，他们派车到现场将伤者送往坂田医院抢救。但此时已回天乏力。

　　“这是个解不开的谜，我们太难过了。”曹先生介绍说，事发当天到第二天，张立国的家属陆续赶到深圳处理后事，包括张立国的妻子王女士和刚满一周岁的女儿。据了解，张立国共7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四，“张立国是个农村孩子，从读书到工作，都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在华为工作3个月，领导对他也是非常认可的。有媒体乱讲我们实在接受不了，你知道，北方农村对自杀是很忌讳的，自杀的人进不了祖坟。”

　　“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人就这么没了。要是有人谋杀，不可能做到这么巧。”曹先生说，“这个事情太骇人了，不正常。如果真是自杀，不可能之前不流露出一点情绪，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而且也不可能从三楼跳到二楼。”

　　“谁也没给他什么压力。工作不止一年两年，这么多年的压力都过来了，怎么可能？女儿刚满周岁，有什么理由自杀？结婚这么多年，生孩子也是有计划的，在深圳工作十多年，以他高级工程师的待遇，在生活上也不存在什么问题。”

　　家人把张立国生前的情况请教了一些心理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坠楼可能属于“非本意”。曹先生打了个比方，“好比我在这酒店里喝醉了酒，误把窗户当门，从窗户下去摔死，你说这是不是自杀，警方说这肯定不是自杀。自杀一定是出自本意的，这里面有不正常的问题，我们也很难得到答案。”

　　华为公关部告诉《新世纪周刊》，在平时周围员工对张立国的接触中，并未发现其有异常反应。在警方未给出结论前不便对事件做出评价。

　　老东家的悼文

　　“他是个挺有特点的人，做事果断，我们毕业都已经十一年了，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王先生是张立国大学的同学，他对张的评价很高。

　　“我跟他家里人联系过，他们让我不要对媒体乱说。因为现在各方的看法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没有最后落实，我们外围人不太方便讲得太细。我只能告诉你，他是个苦孩子，能走到华为特别不容易。”王先生对《新世纪周刊》说，“不过他很好强，不是平平静静过日子的那种人，他本身家庭环境决定了他必须奋斗才能去华为。”

　　3月7日，华为在深圳的对手公司——中兴通讯给员工们发了一封题为“悼念张立国君”的内部邮件。中兴是张立国的老东家，从2005年3月到2006年9月，张立国在该公司研发体系有线研究院网管平台中心传输网管开发部工作。

　　这篇号称“解大家之惑”的悼文出自张立国在中兴时期的部门领导黄先生之手，他称张立国是一个“古道热肠，富有生活情趣之人”。文中写道：

　　由于其有一段在小公司的人事纠葛经历，为人较为敏感，偶尔有些情绪化，也曾要求过更换科室和项目组，但经部门和科室多次细心沟通和思想政治工作，加之各位同事们的包容理解关怀， 其情绪长期基本稳定。

　　??2006年9月因个人原因（提出回老家工作，计划生育小孩）执意离职。去职一年有余，在2007年9月其Email来信一封给我，还有其老科长马润宏，谈及其已经生育了一个小宝宝，怀念公司与部门的“精神和企业文化，人文气息”。可当时部门已然超编，且公司下半年已经冻结人事编制，故而答复其等待机会，静候佳音。

　　不曾想到，昨日噩耗传来，张立国君在H公司竟撒手西归，令人痛心悲愤。其于2007年11月26日入职了H公司中央软件部，竟才三个月多一些，就了此轻生，情何以堪！张立国君初为人父， 有了“生活的磨练”，“也是让我在性格上成熟了起来，不会再非常幼稚地处理事情”，可如今还是“幼稚”了，竟不顾上有老下有小， 愤而撒手，其在H公司的精神折磨可想而知。君在信中对工作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有个和谐尊重的工作氛围”，不曾想，君连这样的工作氛围在H公司竟没有圆梦。

　　黄先生呼吁“愿各位兄弟同事以此为教训”，文末附上了张立国与其两次通信的内容，并“请大家拜阅”（原文如此）。

　　这篇悼文很快被贴到网上，有网友批评中兴“乘机对华为落井下石”。

　　创业失败

　　在未能如愿回归中兴后，张立国曾试图创业。他于去年开设的名为“长风随意”的博客记录了这段时间的心情。

　　10月7日，他从黑龙江老家回到深圳时写道：“含泪离开了我的妻子和七个月大的女儿，心情复杂，生活需要我继续打拼，需要我开创自己的事业，需要我每个月都要挣钱养家，不得已，又回到了深圳，还有我已经习惯了她的生活方式，我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她的血液，变成了她的一个分子，虽然还是租房子住，每天去挤公交车，甚至为了省钱去做免费的bus，受司机的白眼和冷嘲，但我还是回来了??”

　　对于创业之路他曾表示过乐观和坚定：“我这个人有些闷的， 典型的技术人员的性格，做事稳健而有条理， 理智多于激情， 这样的性格不知是否适合创业，但我还是不得已选择了这条路，不管风雨如何，都要走下去的。”他甚至有些诗意地写道：“在路上，只为了尊严地活着，在路上，只为了相亲相爱的人，在路上，只为了亲亲的宝贝。”

　　用中兴悼信中公布的张立国的邮箱地址搜索显示，在去年10月前后，张立国曾经和例如“手机维修技术人才培训项目”、“有意投资300-500万在互联网或互联网＋手机应用，寻找有志青年合作”以及教人炒股的发帖者联系过。

　　但创业的进展似乎并不顺利，10月11日，他的博客的标题是：“累，心很累”。同日的博客中他提到了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

　　我开始节约，这一段时间来，都是泡面、咸菜， 有时吃顿米饭和青菜算是改善生活了，不过我还是很乐观，这又让我回忆起上学时那段艰苦的时光，一整天只6两米饭，两份的半个菜，一共4毛钱，有时早餐是不吃的，为了省钱，同学聚会和老乡聚会是从来不参加的，那段艰苦的日子，不也是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10月20日，他发在天涯论坛上的《路向何方？迷茫》，显示他对创业一下子变得悲观起来：“这条路没有强大的人脉关系，没有很好的市场开拓能力，没有足够养活自己和公司运作的资金，没有团结合作的创业团队，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目前有的就是自己多年大型项目软件系统开发的经验和少量能维持运作的资金，团队目前还没有筹建，一人在进行着软件系统的设计开发，在探索互联网上的趋势和商机，在编写着刚刚有个框架的程序和进行业务实现的设计。”“多年的公司内工作已经把自己磨得没有了激情，没有了独立的主心骨，其实我本性是个很有主见的人，目前发现自己已经变得面貌全非。”

　　一个月后，张立国入职华为。

　　为什么又是华为

　　■本刊记者/张雄（发自广东深圳）

　　企业文化受到质疑的华为并没有因此减少对员工和求职者的吸引力

　　10天内接连发生两起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加上此前有员工“过劳死”，华为的企业文化一度遭到舆论的严重质疑。

　　“这属于突发事件，我并不认为跟公司给员工的压力有必然关系。”华为公关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新世纪周刊》，她嘱咐记者在报道中不要提及她的姓名。

　　张立国坠楼事件的报道最先出现在网络论坛里，这是现场目击者即华为员工发出来的。“我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报道者，明哲保身嘛，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我会为那个发帖的人担心，有可能他会有一些麻烦。”吴哲（化名）是华为的在职员工，用他的话说，他是“比最底层高一点点的那种员工”。

　　“实际上大家对这个事情谈论得很少，一天就过去了。偶尔我们同事间开开玩笑，说以后我们要招什么样的人——不跳楼的就行啦。”吴哲笑笑。

　　在网上相关的讨论中，有目击者称员工们对同事坠楼“过于冷漠”，在警察拉警戒线时，旁边的人“竟仍在若无其事地吃着饭”。

　　“如果我坐在那旁边，我也不会看那个坠楼的人，除非他跟我有过接触。这么大一公司，你不会觉得他跟你有什么太大关系。这公司太大了，两个不同部门之间，完全没有打过什么交道的人，你会感觉他是别的公司的人一样。”吴哲说，“这就是一份工作，我不会对它产生一些特别的恩怨情仇。我会很冷静地来看待这些东西。”

　　位于深圳郊区的华为坂田基地占地1.3平方公里。与城区的喧嚣相比，这里要安静很多。在上下班或者中午休息时间，数万名年轻的员工穿梭于这片建筑群中，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戴着工牌。这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看起来情绪总是很稳定，即便在中午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里，也很少见到有人大声谈笑。他们中的多数显得有点疲惫。

　　“是的，那里就像个大学校。”晓波（化名）说。他在大学毕业后进入华为工作，四年后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当时进到华为的感觉，就像当初考到名牌大学一样，心里充满自豪。”

　　“这里底层员工的关系处得很好，因为很多人都是毕业就进到华为工作，他们身上学生的气质得以保留。”吴哲说，“基本不会欺生，也没有很明显的公司政治。”另外，相对优厚的待遇一度是华为吸引众多求职者的主要原因。不过吴哲表示近年来与同行业其他公司相比，华为在薪资上的优势已不如过去明显，而压力却“一直很大”。

　　“一直有加班的风气。”吴哲说，“一般加到晚上9点钟，赶得比较紧的时候到11、12点钟也很正常。主要跟项目的紧急程度相关。如果任务比较急，必须在短期内完成，可能就得在公司打地铺，哪一个部门在某一个时期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人。”

　　2006年5月28日晚,深圳华为公司员工、25岁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死亡。之前胡新宇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胡去世后，时任华为公司新闻发言人的傅军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公司再一次重申了有关加班的规定：第一是加班至晚上10点以后，要领导批准；第二是严禁在公司过夜。”傅军同时承认，IT行业竞争激烈甚至残酷，在华为面向全球的拓展中，有一些客户的要求需快速满足。因此一些团队和小组短期内加班来快速响应，这不仅仅在华为，在IT业界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在吴哲看来，华为员工的几次意外事件并不见得都是因为纯粹的高强度工作。他认为从华为出去的人多数属于被动离开，“都是入职时间不是很长的人，可能想象跟现实有一些差距。累不是最主要的，没有人会因为累而退缩，但精神上的压力可能会很严重。领导给你的指标很高，你觉得自己用尽全力还是达不到目标，那种感觉非常可怕。虽然有时，那种感觉可能是错觉。很难说张立国的死亡跟这点无关。”

　　参照很多跨国企业的做法，华为总裁任正非曾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指示：“每年华为要保持5%的自然淘汰率”。这在华为内部被称为“末位淘汰制”。但华为员工称，其实“末位淘汰”并没有严格地执行过，一般的幅度也只在1～2%。

　　“末位淘汰不是说你做得不好，而是说大家做得都很好，但你是最后一名，就得走人，或者降级、换岗，很残酷的。”吴哲说，“我第一年的时候非常恐惧，生怕落到那5%里面去，眼睁睁看着旁边一个人被炒了，就主动要求加大工作量。”

　　吴哲不愿意把同事的非正常死亡与公司直接挂钩。“我觉得公司现状就是这样，你来了就得接受。要么离开，不能说公司怎样所以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公司没有突然变得你接受不了。大环境就是这样。”吴哲说他不太会同情那些自杀的人，“可能我说得有点麻木，但实际上深圳就是个很现实的城市，我也就是个很现实的人。有些事情你可能会用感情的方式去做，但是你得理性地去想这个事情。”

　　早在去年，任正非就曾写信给公司党委：“华为不断地有员工自杀与自残，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令人十分担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员工积极、开放地面对人生？我不得其解。”他提出自己的想法，认为“应该引导员工有更为健康和阳光的休闲娱乐活动。”

　　但是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个竞争激烈的城市，又在一个不得不跑得很快以保证行业领先地位的公司，让员工与焦虑绝缘大概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