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传奇老农“弟子”70万(图)

本报记者与河四容老人在颂德碑前合影。

　　新村运动传奇老农“弟子”70万

　　文/图 本报特派韩国记者曹苏宁、李龙

　　1月24日下午，在忠清北道清原郡江外面正中里3区的农舍里，韩国新村运动的名人——78岁的河四容老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老人的讲述虽然不时重复甚至有些口罗嗦，但条理仍不失清楚，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除了翻译的时间，几乎都是老人在说，记者在听——还原了一个与很多中国读者印象完全不同的新村运动，广州当前正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或许可以从中找到可借鉴之经验。

　　传奇老农两获总统勋章

　　记者从首尔乘坐高速火车近50分钟，来到近160公里外的大田，再从大田转车，乘了30分钟的普通列车，才到了离老人家中最近的火车站——鸟致院。走进老人烧着火炕的房间，刚从因北风的吹拂而麻痹的状态中缓过劲来，就被墙上一幅微微发黄的大照片吸引了：照片中最突出的是两个人，一个当然是年轻时的老人，另一个，与记者脑海中的资料图片稍作比对，就认出是韩国前总统朴正熙。老人也注意到了记者的目光，满怀自豪地介绍：那是1970年，朴总统为我颁发勋章时照的。

　　席地落座在温暖如春的小屋，宾主互致问候之后，记者还没准备好发问，老人就拿出了一大堆证书、照片和报道他的剪报和书籍，一边翻给记者看，一边介绍，虽然记者听不懂说什么，但从他颇有得色的表情和不时发出的“啧啧”声，可以看出他对过去非凡经历的怀念。这些资料显示，他在1970年和2006年两次获得由朴正熙总统和卢武铉总统颁发的勋章，当地的农协还为他立了一座颂德碑；他不仅接受过新华社等中国媒体的采访，还到山西和吉林作过关于新村运动的报告。

　　跟华侨学会种菜赚到“第一桶金”

　　看完这些资料，刚准备提问，老人却全不理会记者，沉浸在了自己的追忆中，而且是从幼年时没钱读书说起。根据老人的回忆，他出生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1930年，家里和整个村子都非常贫困，只读了几年小学，就因为没钱交学费而被日本老师赶出校门，从此以为日本人打杂、作小买卖等为生，生活极其艰难。就在他对苦难的回忆中，记者听到了一句让人肃然起敬的话：我那时就想，我要摆脱贫困，改变我的命运。要摆脱贫困，不能依赖总统、也不能依赖政府，我要自己找到摆脱贫困的办法。

　　上世纪50年代，他开始了脱贫之路。先是从在韩国种菜的华侨那里学会了种蔬菜的技术，并发现种菜比当时在韩国农村很普遍的种玉米更能赚钱。他和妻子在别人家里做了四年左右的帮工，用攒下的钱买了一块仅800平方米的土地，开始学着像华侨那样种菜。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也挑着自己种的菜到集市上，和华侨种的菜摆在一起出售，赚到了种菜后的第一笔钱。

　　好日子开始了。但他的理想远远不止于此，他在思考，如何让自己的菜能卖到更高的价格？结论有两个：一，菜要比别人的好；二，上市要比别人早。于是，他一方面开始探索更好地使用粪肥，让蔬菜长势更好，更在想办法让菜早点上市。

　　独创“油纸大棚”收入猛增两三倍

　　韩国气候寒冷，当时一般要到四月后才开始播种。而老人却开始着手早播种，以实现早上市。可天气太冷，播种了也长不出苗来。但奇迹出现了。有一天，他无意发现，一片纸落到了田里，纸下面盖着的种子发芽了。他马上意识到，如果在田里盖上纸，就可以保持温度，种子就能早发芽。那下雨怎么办？纸一淋就烂了。这也没有难倒他，他在纸上涂了油。说到这里，老人一改过去的全场独白，面有得色地反问记者，我这也算是技术创新吧？记者笑了，他继续说，当时我三月份就播种，村里人也笑我，可等我的菜比别人早了近一个月上市，连首尔都有商人来买我的菜，比别人多收入了两三倍，他们才羡慕死了。联想到韩国上世纪60年代后才有塑料纸，塑料大棚之类的新技术才成为可能，老人早了10年的“油纸”的利用，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就自己昔日的成功，老人总结出搞好农业有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是农民的健康；第二是土地的健康，这是农产品安全、质量好的基础；第三是实践和努力。

　　总统听了老农演讲感动流泪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韩国，老人的成功无疑是最好的活教材，不仅村里人向他学习，还影响了其他村的农民，就连远在首尔的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也听说了。据老人回忆，当时朴正熙总统正在思考如何发展农村、改善农民生活，就请他到首尔给自己和国会议员讲演。

　　1970年10月，河四容老人在首尔当着朴正熙总统和3000多名国会议员、农民代表讲述了自己种菜改善生活的经历。老人回忆，演讲结束后，很多议员和代表都哭着鼓掌，总统也走下来抱住他哭了，说“你是从无到有啊。”本来随后还有一个总统致辞的议程，但朴正熙总统说：“听到河四容的演讲，我受到了感动，也不需要致辞了。我现在才知道，农村要发展下去，就要像河先生那样。”

　　就是这次首尔之行中，老人获得了总统颁发的勋章。而在当时，他的年收入已经达到了100万韩元。（记者注：按现在的人民币兑韩币汇率，约8000元人民币，1970年的汇率不详。）

　　1971年，新村运动正式开始了，朴正熙对新村精神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勤勉、自助、协同。而对河四容老人而言，这正是他一直所奉行的。他成了新村运动中最出名的指导员，37年中先后讲了2935次课，听过他讲课的人多达60万~70万人。2004年起，又开始给外国来的求学者上课。而他最成功的教授方法，就是让半信半疑的学员参观自己种植的田地，用事实触动他们。

　　老人认为，韩国的新村运动能成功，有三个因素，最重要的是农民本身的意志，农民没有意志，政府提供帮助、资助也没用。而且村里要有像他这样的先驱者，其他农民就会向他学习。另外两个因素才是行政机构的支持帮助和政府为农民当后盾。

　　临别时，老人表示希望能和广东、广州的农民面对面地交流，他不无遗憾地说，过去到中国讲课，听众大多是官员、学者，不记得有农民，而他们才是农村发展的关键。

　　资料

　　新村运动

　　韩国的新村运动正式启动于1971年，刚开始时，中央政府计划把预算的1%投入新村运动，后来慢慢增加，最多时达到了30%。目前韩国政府每一年安排于新村运动的资金，大致是总预算的13%到15%。

　　新村运动特别注重农村发展的领头人的培养和农民素质的改变，建立于1972年的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先后培养的研修生约为68万名，其中，2007年培养了近2万名。

　　在韩国有关部门和专家看来，新村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不只是通过村庄建设改变了农村面貌，而是确立了“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精神。新村运动的推动者、韩国前总统朴正熙还专门为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题写了“新村精神”的匾额。

　　新村运动至今37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到1980年是政府主导，1980年后是民间主导，2000年后转化为社会运动、市民运动。

　　专家观点

　　转变人的态度最关键

　　开始于37年前的韩国新村运动究竟能为当下中国的农村发展特别是广州当前的解放思想、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提供哪些成功经验？1月23日和29日，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常务副院长丁甲镇和韩国农村社会学会会长、农村经济研究院先任委员、第12届世界农村社会学大会组织委员长郑起焕。

　　丁甲镇告诉记者，研修院的主要教育内容不是知识和技术方面的，而是要改变人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他举例说，学员在这里受训的过程中，他们强调要随手关灯，以培养节约精神，起床后要打扫卫生，以培养生活上良好的细节和习惯。受了这样的教育后，学员以前的一些消极的、否定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善，变成肯定的、积极的生活态度。

　　在记者问及韩国传统精神的弘扬和新村运动关系时，丁甲镇表示，新村运动中非常重视的新村精神——“勤勉、自助、协同”，就是韩国历史传统中已有的。在韩国传统观念中，共同体意识和挑战意识这两点通过新村运动升华到了现在韩国的国民精神中。共同体意识就是不要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要考虑村里的共同利益。挑战精神就是对每个事情都要挑战，用积极的精神来面对，要有“做了就可以做成”的精神。

　　郑起焕博士更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新村运动作出了学理上的阐释：“对于韩国的新村运动要用方法论的角度来解读，也就是从地域社会组织原理来理解，而不能只将其简单地等同于村庄开发。”

　　他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1971年，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下令向全国3.5万多个村庄发放了350袋水泥和一部分钢筋，政府并不限制用到何处，各村庄可自行利用。收到物品后，各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修建桥梁，有的铺设道路，但也有的一起瓜分了物资，或把这些物资锁在仓库里，什么也没有做。随后，政府对各村庄的利用效果进行了评价，对那些利用好的村庄再提供更多的支援，而利用不好或没有利用的村庄少给支援。在政府支援的刺激下，有些村庄很快就发展起来，并逐步拉开与其他村庄的差距；而其他村庄也通过比较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并积极赶了上来。

　　郑起焕表示，新村运动的核心是其自助、协同、勤勉的精神，然后在这一基本精神的指引下，结合当代面临的问题，来帮助农民实现自我，实现价值。总的来说，就是农民自己发现问题，自觉自助协同地改变生活，政府只是给予一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