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们的中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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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们的中年危机

　　面对“21 世纪的宿命论”，我们还有机会不是靠猫在房间里孤芳自赏或者赖在酒席上互相吹捧来摆脱中年危机的心态吗？

　　文/ 菲戈

　　大概自从李安说自己有“中年危机”，中年危机就成了个时髦的词儿。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里，越来越多人在宣称自己有中年危机。

　　有个朋友问我：你就没有中年危机吗？我老实回答：基本上没这感觉。

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我说这很简单，所谓中年危机，无非是到了一个年纪，一个人得到了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是在偏离从前的目标的过程中得到的；如今得到的已经得到，在那样一个位置上，就有些高不成低不就，原先的目标已经不相信了，也没有新的目标为自己树起来，于是人生的前景变得一片茫然，于是就“危机”了。我呢，没有朋友们那么“成功”，我的一贯的目标也一直在暗地里坚持着，或者说顽固不化，自然就没太明显的危机可言。最近在读的三本书，《恐惧的政治》、《重申启蒙》和《政治与命运》，在这方面深得我心。我仍然信奉启蒙的基本信条，拒斥后现代小资狂热分子对（被他们偏颇化和笼统化的）启蒙理性的恐惧和攻击。

　　其实所谓“中年危机”并不完全是个人问题，某种意义上，它是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好像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也正在步入自己的“中年”，有了某种特殊的“危机”。《恐惧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是我近年来读得最畅快淋漓的政治学、社会学著作。可能因为我也可以算是个“激进民主派”，与该书作者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有着近似的立场吧。富里迪对当今世界性的政治冷漠症的诊断，归因于缺乏目标。正如陷入中年危机的人们一样，目标的丧失使得未来一片迷茫，而“因为与未来的疏离，就从根本上摧毁了创生关于‘需要做些什么’之想法的能力。没有这样的想法，就不会有对前方道路的展望，也无法作出真正意义上的选择。而政治需要的是一种未来导向的洞察与选择。最起码，政治要在让事物保持原样或者提供一个改善现状的替代性方案之间提供一个选择。”把这里的“政治”换成“人生”，显然也是一样适用的。

　　所谓“恐惧的政治”，是指：“……一种对未来的深深的混乱感。社会对自身感到不安，遭遇改变时总认为那是一种毁灭性的过程。同时，社会感到同它的过去疏离，对于该发扬什么、保留什么也再不确定。这些情绪在一种支持怀疑论、相对主义、犬儒主义—这些都是一种为自身的冷漠与缺乏责任感而骄傲的态度之最高的德行—的文化中得以传达。这种文化在政治上的表达是一套可以被命名为‘恐惧保守主义’的不连贯的教条。”

　　这是一种标榜清醒的后现代“现实主义”，其基本信条说到底实际上是“人是这个宇宙间最大的祸害”，而且人越是努力超越自身、试图去改善事物，为害就可能越大。这种“恐惧保守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它的想象力被局限在当下，对它而言，过去与未来同样叫人不舒服。将保存传统的任务改变为维持现状，一种明显是因循顺从的气质推动了这一置换。它对于过去的轻蔑同它对于未来恐惧是结合在一起的”。用乌尔里希?贝克更简洁明确的话来说，即： “基本上，一个人不再有兴趣去达到某种‘好’的结果，能做的只是阻止最坏的结果而已。”

　　富里迪指出：“21 世纪的宿命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断质疑人类能否掌握理解并塑造环境的智识的倾向……这种对人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持悲观主义的文化论调对体验政治生活的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与之相悖的是，政治评论家却往往写到‘顺从的终结’。他们忽略的是，对传统权威的顺从虽然衰落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强烈得多的对命运的顺从感”。想一想我们现在对星座和算命的普遍热衷，对这段话就能感同身受了。事实上，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面对着无数问题，一直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要勇敢地去面对新产生的问题。然而， “今天与过去的差别不在于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数量，也不在于我们遇到的困难的程度。真正的差别在于面对问题和困难时产生的宿命论情绪。”

　　富里迪并不是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来分析“恐惧的政治”，他把这一政治趋势与个人生活的态度紧密联系了起来。“政治活动的衰竭平行于启蒙时代之理想人格的衰落，而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为恐惧的政治提供了动力。”正是这一点，使得我有把握将所谓中年危机与“恐惧的政治”相提并论。中年危机的朋友们大多正是那些自称超越了启蒙理想的朋友们，而这种“超越”使得他们远离（广义的）政治，并丧失了自己的目标—毕竟他们还不是唯利是图的人，并且看不起唯利是图的人，不可能真的把利益看作人生的唯一目标。他们通常是骄傲于自己的智力的，但又不知道智力应该在何处施展。如富里迪所说：“反政治，纯粹就是一种注入了智力内容的犬儒主义与不信任的态度。”

　　富里迪对这种人的批驳可谓鞭辟入里：“认为公众太低能，因而无法领会久经世故的世界主义精英们高尚而复杂的观念，这种观点表现了一种对人类的深深的轻蔑感。这种轻蔑也为精英们的自以为是提供了一种表达方式，否则他们哪有机会对此高谈阔论？不加批判地将当代政治生活萎靡不振的责任压到没受过教育的选民背上，精英们用这种手腕将注意力从他们自身的道德混乱感转移开去。”是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是这类所谓的智力上的“精英”；我们没有去做我们应该做的，那些既然作为一个自恃智力者就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用我们的轻蔑掩盖我们的偷懒和无能；而且吊诡的是，实际上对大众的轻蔑与远离，往往是与辞令和姿态上不自觉地拍大众的马屁相反相成的。黑格尔很早就批判过这种智力上的自以为是、自我陶醉： “这种虚浮，善于把真理都一一予以败坏，从而退回自身，陶醉在它自己的知性之中，即，陶醉于会瓦解一切思想却不会从中取得其一切内容而只会从中找到赤裸的自我的那种理解力中……”（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导论）

　　那么我们今天还能够逃脱这种“21世纪的宿命论”吗？我们还有机会不是靠猫在房间里孤芳自赏或者赖在酒席上互相吹捧来摆脱中年危机的心态吗？富里迪说：“人类面对的绝大多数问题实际上不可能解决—对于这种观点，我以为，唯一的一线希望在于：此种观念并非建立于对无法克服的新困难的确认，而是建立于一种对人类潜能的新奇的否定。因此，尽管这种偏见被深深地确立，但它也是能够被辩驳的。”“始终是有选择的，而我们能否认识到我们面临的选择，这取决于我们是用脆弱性还是用我们保持弹性的能力来为自己下定义。”

　　因此我非常赞同富里迪的这段总结：“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是培育再一次启蒙运动。我们中的一些人是第一次启蒙运动的产物，通过设法与那些阻碍启蒙实现的障碍做斗争，我们将会对如何把第二次启蒙做得更好获得某种洞察。”这段话不仅应该被看作政治宣言，也应该被看作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箴言。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诊断出自己身上有所谓中年危机的文化人朋友们。因为正是那些拥有或正在获得话语权的朋友们所散播的“中年危机论”，在为这个社会愈来愈深陷其中的“恐惧的政治”添砖加瓦、装点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