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省弥勒县西二镇中学校长张强心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担忧。
他说：“去年县上的中学招考老师，我们学校3个教师考走了。县上需要好老师，老师们也需要一个更好的学校，这个我理解也支持，高高兴兴让他们去。
考失败的老师我鼓励他们好好干，明年再去考。”
话虽这么说，其实张强心里很不舍。他说：“他们在这里摸爬滚打了好多年，是学校的骨干教师。这一走，不知多少年才能补上这个缺。”
和西二中一样，农村教师“从下往上走”的危机正威胁着越来越多的学校。
“农村和山区由于生存条件的制约，教师不愿意去从教，造成了教师的流动呈单向性：农村向城镇流动，导致有的地方农村教师严重不足，而城镇学校教师超编；乡镇学校骨干教师向县城流动，县区骨干教师向条件较好的县、市学校流动，有的调入其他州市或省城学校；还有一部分教师则流向外系统外单位，有的提拔为乡镇干部。”谢家放说：“教师聘任制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流动的倾向。”
此外，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和农村教师招聘难度大也困扰着校长们。
“景东县一中缺编近20个老师，目前每个老师的工作负荷都很重。我们去年曾录用了两个大学毕业生，可是参加完新教师培训课，两个人都走了。”李卓娟一边埋怨年轻人不讲信用，一边也叹息边远地区留不住人。
张强也说：“我们到现在英语教师还缺编。每年招聘的时候，没有一个本科生报名，只有专科生。但是县上规定必须本科才行。其实我们这里专科生也够了。”
谢家放认为，行政权力的干预，阻碍了学校的自主发展。比如人事部门“凡进必考”的统一化处理，极大限制了学校的自主录考、选人。“人事部门组织的考试不能考出合格的教师。更为严重的是，人事部门的强势介入阻碍了优秀教师人才的选任。”他说。
此外，人事部门机械地按生师比统一核编，忽视了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的差异性。
“计算生师比通常是全县（市）统一计算，那实际上是掩盖了城镇与农村、坝区与山区的巨大差异。因为居住人口分布分散，农村和山区学校往往布局也比较分散。校点的分散，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的需求量。对于这些分散的校点，在教师编制核定时如仍按生师比来核定，那就会造成山区教师的短缺。教师编制的紧缺造成一方面基层教师工作量大，超负荷运转，另一方面大量的本专科毕业生又难以就业。这一矛盾在云南乃至全国许多省份都十分突出。”谢家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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