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诗人”叶维廉：西方汉学家不懂中国美学

“台湾十大诗人”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叶维廉。

　　叶维廉这个名字，对于一些普通读者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在文学界、学术界，这个名字却如璀璨之星，地位显赫。

　　1978年，他就被称为“台湾十大诗人”之一；1992年，他的《中国诗学》在大陆甫一出版，即成为大中学生学习、理解中国古典诗、现代诗的必读入门书。

　　多年来，他集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和学者为一体的多重身份及卓越成就，早已超越地域与国界，备受各界瞩目：美国当代重要诗人罗登堡称他是“学者、游子、现代主义的旗手、记者、散文家；美国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的汇通者”；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则赞誉他“在中国道家美学、古典诗学、比较文学、中西比较诗学方面作出了至今无人企及的贡献”……

　　3月24日下午，叶维廉在上海复旦大学作了一场关于诗歌创作与诗学研究之路的演讲，引起热烈反响。

　　本专题采写和图片整理

　　本报驻上海记者刘 放

　　叶维廉，1937年生于广东中山，先后毕业于台大外文系，师大英语研究所，并获爱荷华大学美学硕士及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著有《东西比较文学模子的运用》、《比较诗学》等四十余种著作。他在学术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东西比较文学方法的提供与发明。

　　诗歌：

　　焦虑与孤独中萌芽成诗人

　　“北风／我还能忍受这一年吗／冷街上、墙上，烦忧摇窗而至／带来边城的故事；呵气无常的大地／草木的耐性，山岩的沉没，投下了／胡马的长嘶……”这是叶维廉21岁左右时写的诗，焦虑而孤独。叶维廉说，事实上，他就是在那种“庞大匆匆游魂似的群众中的焦虑与孤独里”，被逐向“生存意义”的求索而萌芽为诗人的。

　　叶维廉是1937年呱呱坠地的，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他关于童年的记忆就是“战争的碎片和饥饿中无法打发的漫长的白日和望不尽的广东中山南方的天蓝”。那个时候，他始终无法尝到每天下午经过他们村屋茅棚边叫卖的泥黑的甜饼，他说：“妈妈，才五毛钱，给我一块钱好吗？”而妈妈只能在一天的小买卖后的疲倦里用泪水来支撑着笑来安慰他。

　　12岁那年，叶维廉一家流亡香港寄居在舅舅家，由于父亲残废，母亲一个人的微薄薪水又无法支持一家人的生计，所以叶维廉的两个哥哥小小年纪就得出去工作，一个在监狱当守卫，一个在水族馆打工，但一家人依然收入拮据，甚至备受舅母和表哥表嫂的冷眼和酸言酸语。叶维廉说，那些“没有表情的脸，猜疑的眼睛，漠不关心，社交的孤立断裂，彻底的冷淡无情”，如同箭镞在他心中刻下了无形的伤痕，“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叶维廉开始了自己的诗歌生涯，他希望通过碎片重新组织一个理想的艺术王国。

　　后来的叶维廉，以多重身份和成就蜚声国际：他是著名的翻译家，台湾最早的艾略特《荒原》中译本就是他翻译的；他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几十年之久，并协助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北京大学等建立发展了比较文学，但这些身份之外，叶维廉始终觉得自己首先是个诗人，诗对他而言是最重要的。“诗在我心里是第一位的，我一直未忘保留诗人的本能。”

　　学术：

　　以道家美学对抗西方文化

　　作为诗人的叶维廉，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而作为学者的叶维廉，取得的成就更加显赫，他“以一个文化边缘人的身份对自己本土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新的评估”、“堪称比较诗学领域的翘楚”。

　　在叶维廉的诗学理论中，谈得最多的是“没有框限的道家美学”，在他看来，作为中国美学的根系，道家美学是一脉源远流长的活水，它滋润着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并使得这种美感经验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彰显。他说，“中国语法有中国语法的意境，西方汉学家不大了解中国诗的意境，不懂得中国美学里的东西，甚至歪曲了中国美学的理念。”叶维廉认为，中国诗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把原真的状态呈现了出来。比如说“鸡声茅店月”中，“鸡声”、“茅店”、“月”，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有远有近、层次错落，不像英文诗歌那样经常出现“我”，中国诗歌语法灵活，“我”是隐藏着的，三个名词组合在一起，就呈现出了一个未受规范和约束的本真世界，万物浑然一体，“我”已经融入这个世界当中；山水画也是如此，它不定下透视的方向、规定给人看的角度，讲究浮动透视、山水空灵，不论看哪个方向、哪个层次，都是独立的艺术空间。

　　叶维廉认为，西方的目的论很清楚，看到树就想到可以做木材，而道家美学可以培养开阔的胸怀，在生活上让人得到很多调整。“西方文化中存在诸多弱点，我们的艺术家和诗人不应该做出文化的弃权，应该抗拒西方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切割。我们能够容忍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消融淡化吗？我们可以容忍全球化的消费文化横扫一切吗？”

　　爱情：让他敌住了生命中的箭镞

　　在叶维廉的写作年表中，叶维廉曾经填下了这样一条：“1961年，和慈美结婚，结婚是一种定力”。叶维廉自己对“定力”的解释是，“从慈美柔弱的身体里发散出一股静而坚强的无限展张的力量，构成一把防御伞，敌住了我们爱与生命崎岖的行程中数不尽的无情的箭镞。”

　　叶维廉与慈美的爱情行程开始于1958年。在后来的年月里，这个叫做慈美的女人，为叶维廉营造和维持了一个得体的家，她不但深受经常迁离之苦，而且做了不少的自我牺牲，包括学业推迟了十年。叶维廉说，“她看着我，怕我陷入生命的种种陷阱。我的创作思维虽然看似复杂，但在生命严厉的现实里，我常常太过天真，太容易信任他人，好几次，如果没有她提醒，几乎破坏了我们悉心建筑起来的一切。”

　　叶维廉觉得，慈美唤醒了自己感悟事物的敏感度，仿佛让他童年记忆中的山水得以复活。叶维廉说，“我后来写的几本散文，包括《欧罗巴的芦笛》、《红叶的追寻》、《幽悠细味普罗旺斯》和《细听湖山的话语》，都有慈美的感悟抒情的印记，因为我们从那时开始共游已经快四十五年了，大体有共同的感受，看看她在瑞士少女峰拍的云山雪景，就可以看出相似的心音心印。”

　　对话叶维廉：

　　活进活出于

　　大有大无

　　广州日报记者：您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去美国留学、任教，被认为是一位“脚跨东西方”的诗人、学者，但您自己则说那是“把自己放逐到外国去，人生再一次错位”、“一直没有走出心中的郁结”，这个“郁结”怎么理解？

　　叶维廉：我从写诗到论述都是为了寻回一个活泼泼的生命世界，在寻索的过程中，这个世界给了我们伟力去开发培植现代人已经失去的雄浑空间，正如我在《中国诗学》里所说，我推崇的是“即物即真、物象自现、见框解框、活进活出于大有大无的圆融境界”。如果你问我，“郁结”今天有没有化解，我想应该说，还没有，只是现在时时有能够活出活进的快乐而已。国内研读我的理论时，往往把我的坐标倒置，或完全不认识我的诗的原动力。有些人很惊讶我一半的课程是教美国现代诗，我往往早上教中国古典诗或现代诗，下午教美国现代诗。

　　广州日报记者：您觉得当今西方文化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解有多少？您指出，印欧语系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往往把文言文硬套入它们的表意方式，这从一开始就错了，您因此提出了另一种翻译方式，但是西方从您打开的这扇“窗户”理解的中国古典诗歌会不会也是另外一种误读？

　　叶维廉：你的这个问题很尖锐。我想我只能说，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从来就没有人敢说自己可以完整了解整个中国古典诗歌的世界。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但我还是不得不用一下这个“道”字，也只能如此而已。

　　广州日报记者：您在国外任教几十年，又经常游历于各国的山水之间，国外生活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叶维廉：国外给我的，最重要的是另一种空间、另一种遨游，给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我们的文化里重新发现国人渐被遗忘的美感世界，一个西方大部分人感到陌生、甚至无从进入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一些独具慧眼的诗人是要刻不容缓地去热烈地拥抱它的。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