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激荡三十年

　　突破，突破

　　2001年，“全球第一CEO”、美国通用公司的韦尔奇即将退休。

在被问到对中国市场看法时，他说：“我10年来一直往那儿跑，而每次我到那儿，都会笑话自己上次来时知道的那么少。我真的搞不懂。这也许是我要退休的原因，应该由别人来把他搞懂。”在进入中国最初的阶段，通用电器把节能灯泡推向中国市场，但这长寿低耗的灯泡，总因为高昂的价格而不好卖。

　　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国家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决定。在渐变式改革的中国，从来没有哪种变化是突然发生的。开始于1998年的“国退民进”计划表，和中国进入WTO的时间表高度吻合。对于韦尔奇的继任者伊梅尔特以及其他跨国公司来说，所有的策略都将改变。

　　伊梅尔特的投资重点转向了垄断或者准垄断的飞机发动机、工业性集团的电力输送等行业，在这些领域，他无须再面对来自中国乡镇企业的竞争。汇丰、花旗等外资银行相继把地区总部迁往上海；摩根士丹利获准参股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而更多的跨国企业不惜代价逼退国内合伙人、寻求独资。

　　在这个过程中，有三家中国民营公司在一向不对民营公司开放的领域取得了突破。第一个是著名的四川刘家兄弟的老三刘永好，因为参股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曲折进入金融业。

　　吴鹰的成功则得益于国有垄断企业的内战。当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移动通信市场赚得盆满钵满，只能从事固定电话业务的原行业老大中国电信日渐不满。曾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中国留学生吴鹰在一个被放弃的边缘性技术上看到了巨大商机。这项后来被称为“小灵通”的手机服务，可以利用已有的固话网，以无线接入的方式提供无线服务。收费低廉的“小灵通”意外在中国引爆垄断企业间的电信大战。作为设备供应商，吴鹰创办的UT斯达康获得惊人增长，进而在美国上市，一度成为表现最优异的中国股。不过这个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吴鹰没有想到，UT斯达康的衰落同样源于垄断行业的变局。当中国电信决定备战3G，UT斯达康的收入立刻锐减。吴鹰决定转向IPTV（互动电视），这项业务依然关系到两大垄断利益集团——电信与广电的利益分割。可惜他没能再复制“小灵通”的奇迹。2007年，吴鹰黯然离开他一手创办的企业。

　　多年来一直未对民营资本开放的汽车领域，被一个草根企业家李书福意外打开。有人形容他“血液里流淌着豪赌基因”。他用120元钱做起了第一门生意——在街头给人照相，之后又办过冰箱配件厂和冰箱厂。1989年宏观调控时，私营经济遭遇寒流，他把车间、库存、土地连同工厂的存折都上缴给集体，然后南下读书。

　　当李书福拥有1亿元资金时，他对外宣称，将投入5亿元造汽车，即便是这个数字，在汽车界看来也少得可笑。同有造车梦想的鲁冠球，在汽车配件行业打拼30年，一直渴望打通产业环节。他在萧山家中挂着一张汽车风景画。当听说李书福要造汽车时，他说“造汽车一要有政府许可支持，二要有上百亿资金，万向还没有准备好”。

　　2001年11月9日，国家有关部门增发一批汽车许可公告，吉利一款车型榜上有名。第二天，多哈会议批准中国加入WTO。“中国入世”和“李书福入局”，这种巧合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丰富联想。

　　刘永好、吴鹰、李书福们，以各自意外的方式在严丝合缝的垄断领域打开了突破口，这些充满诱惑而且获利丰厚的行业里，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竞争和博弈，将会是下一个更加精彩的故事。

　　寻找失败的基因

　　2007年冬天，吴晓波在杭州家中的书房里，为这部企业史做最后的润色。他的书房正对京杭大运河，河水从窗下流过，向西三公里拐一个弯便是运河的起点。河水流淌了700多年，吴晓波沉浸在写作当代史的快感和诡异里。他想寻找一些答案。

　　这个疑问，在3年前查尔斯河畔的那场讨论中，就已经被多次提及：国家在这次企业崛起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海尔、联想都成长20多年了，与他们同时诞生的戴尔、思科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为什么在中国的这场伟大商业变革中，没有诞生一家伟大的、世界级的公司？

　　“在我完成这部企业史写作的时候，中国即将进入一个自我崇拜的时刻，奥运会的举办、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以及股市和房市的狂热，让所有身处其间的人们都无法从激情中摆脱出来。”吴晓波找到两张很有意味的照片。一张是2007年5月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它用的是好莱坞电影里，金刚爬上帝国大厦的场景，不过把那只大猩猩换成了大熊猫。另一张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新闻周刊》的著名的封面“穿上了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

　　可是，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里，没有一家是在完全竞争的领域中诞生的。制度安排带来了资源的聚集，中国已经诞生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全亚洲最赚钱的公司，并且这种第一将越来越多，可他们贡献的是乏善可陈的商业思想，以及背后巨大的垄断之手。

　　几年前，吴晓波写过《大败局》和《大败局Ⅱ》。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记录下那些倒下的中国企业以及企业家。在这部企业史里，寻找失败的基因，依然是一条隐约潜伏的主线。在吴晓波看来，中国式企业成长受到了两方面的致命限制。在产权所有上，他们天然具有模糊性，这消耗了企业家大量智慧并直接导致决策的迂回。中国大企业在产权上受到的困扰是举世罕见的，很难想象一家所有权不清晰的企业能够全身心投入精密而激烈的商业大运作。而另一方面，在扩张规模上，他们没能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无法在最适当的时机完成伟大的跨越。一些试图突围的民营企业如德隆、华晨，则因操作上的灰色和冒险而倾覆。“在这个意义上，产权制度的畸形和体制的落后是造成中国企业无法完成世界级跨越的重要根源。”吴晓波说。

　　30年来，中国的改革从来没有按人们预料中的那样进行，它不是太过漫长，就是充满了意外。到后来，人们终于承认它是一场没有蓝图的、试错式的改革。正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所观察到的，“30年的中国改革，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对经济成长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

　　正是在试错的过程中，代价无处不在。而这一特征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30年来的中国企业演进，它们并不是什么必然的产物，所有的企业走在一条十分独特的市场化道路上，其渐进的路径和速度至今仍充满了多变性。很多企业家的成功带有侥幸的成份。很多中国企业的变革至今没有结论，它们的形成过程以及运行走向很难以一些常见的经济学概念来加以规范，也不能以最宽泛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司运作机制或经济模型来加以对比。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被复制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吴晓波把这段话摘出来，把它复制、粘贴了很多遍，做成这部企业史的封面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上，赫然印着这部书的名字——《激荡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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