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袁庚(左一)陪同邓小平视察蛇口 |
1983年袁庚陪同胡耀邦视察蛇口(胡耀邦右侧为袁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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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刊出由羊城晚报采写的《袁庚回首深圳特区历程》一文。
他总牵动敏感神经
羊城晚报记者 林丹
袁庚,改革开放的马前卒。1961年任中央调查部一局副局长,曾破获轰动世界的国民党谋划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1975年10月,他调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受部长叶飞委派调查招商局经营状况。完成调查后,他写了一份请示报告,他在报告中所提的建议成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内容。1978年,他主持招商局工作,率先提出要在毗邻香港的宝安县(今深圳)建立一个外向型的工业区,选址深圳南部南头半岛一隅。
袁庚在蛇口开始“破冰”——他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第一个进行民主选举;在全国率先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改革人事制度,冻结原有级别、工资等级,实行聘用制;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第一个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第一个实现住房商品化;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第一个企业自办的对外开放港;创办第一家企业自办的股份制银行;创办第一个股份制保险公司。他接手时,招商局只有1.3亿(人民币)资产,他离任时,招商局资产超过200亿。
重温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一句口号不得不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的深圳蛇口工业区;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袁庚。
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里,袁庚率先提出的那句口号,如春雷般滚过中国大地,振聋发聩;他率先提出设立的蛇口工业区,比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早2个月,比经济特区早出生1年多……袁庚的名字和他的故事,早已被浓墨重彩地载入史册。
一个温暖的春日,羊城晚报记者再次拜访这位叱咤蛇口10多年的风云人物。
(一)
“哈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袁庚这天很兴奋,他还是那么爽朗。他说,当年在蛇口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入党的初衷”。袁庚是一位怀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家,他在蛇口这个2.14平方公里的“实验室”里冲击着当时的两个禁区: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每次冲击,都拨动人们敏感的神经。
尽管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尽管1980年成立了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但是,中国发展经济的路该走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当时存在极大争议。表面上看这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却是政治角力。那时,没人敢提市场经济,更没人敢提政治体制改革,认为这都象征着资本主义。即使是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邓小平,1979年会见美国客人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但一直未公开。直到13年后的1992年南巡,才得以公布。1992年以前,特区一直处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漩涡:一些人认为,特区与“租界”已没啥两样,特区只剩五星红旗是红的……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难!难!难!但袁庚竟然敢!
其实,袁庚对市场经济的诠释浓缩在“时间”和“效率”的概念中,通过一句口号喊出来。这句口号已被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座标。
蛇口的首项工程就是建设蛇口港,顺岸码头当年由交通部四航局承建。由于吃平均主义“大锅饭”,工人干得没劲,每人每天运泥20-30车。工程进展缓慢,袁庚着急。四航局工程处为了调动工人积极性,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完成定额,每车奖2分,超定额者,每超一车奖4分。工人热情高涨,主动加班,最多一人一天可运泥131车,领取4.14元奖金。
据统计,半年时间,工人为国家多创造了130万元产值,而平均每人每月得到的超定额奖金仅24.3元,只占多创产值的2%。然而,1980年4月,这一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了,重新吃上“大锅饭”,施工速度急剧下降。袁庚拍案而起,这4分钱的“官司”一直闹到胡耀邦的案头,经批示,才在8月重新恢复了超定额奖。
结果,工地运泥量又从每人每天20车猛增至100车以上。
(二)
袁庚提出了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袁庚的助手熊秉权考虑到社会承受能力,提议去掉中间一句,袁庚同意了。施工队用三合板做了块木牌,竖在太子路旁的显眼处。两天后,一个目不识丁的民工将这块牌子拆走当柴烧了。袁庚又命人做了一块,这次只提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其实,袁庚上任招商局不久,就深切体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是怎样看待时间的。袁庚到招商局做的第一笔生意——以6180万港元购买香港中环干诺道上一幢24层大楼,先交定金2000万元。买卖敲定的时间刚好是周五。招商局原想下班前交支票,然后一起吃顿饭,对方却坚持要下午2时之前。双方签字交钱,对方3个人匆匆下楼,跳上没有熄火的汽车,直奔银行。
袁庚说:“周六、周日银行不开门,如果不在周五下午3时之前将支票递进银行,就要损失2000万元3天的存款利息,以当时14厘息计是几万元。而在招商局,支票在家过夜是常事。我们鄙视市场经济,我们不在乎时间,结果百年老店招商局到我接手时一条船都没有,只有一个修船厂和一幢14层的破楼,所有的资产加起来才1.3亿人民币。以船运起家的招商局1950年起义时还有13条船,那时包玉刚才2条船。28年后,被称为船王的包玉刚已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时间就是金钱不是没有道理。”
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然而,这句带给人们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价值观、效率观却给本来就咕嘟冒泡的水又加了一把火:社会主义建设怎能沾上铜臭?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它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袁庚说:“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在计划经济的思想还牢牢占据人们头脑时,袁庚借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引入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是要胆识和勇气的。这句口号在中国争论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史上罕见。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蛇口时肯定了这个口号。
然而,特区“姓社姓资”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次老干部聚餐,大家都谈风花雪月,突然有人再提:“广东如此发展下去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举座皆惊,眼看唇枪舌剑将盖住满桌谈笑。袁庚举重若轻:“你说这是社会主义呢,老百姓就说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呢,老百姓就说资本主义好。你想老百姓说什么?”主持聚会的任仲夷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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