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一名杀人疑犯在卧室挖地洞躲藏两年(图)

冯勇国藏身的地洞。

冯勇国家的二层楼房。

　　运城市稷山县清河村一村民家中，卧室床头柜下隐藏着一个小地洞。它没有被用来存放贵重物品，而是男主人冯勇国两年的藏身之所！

　　冯勇国24岁，身负命案。为逃避追捕，能与妻女朝夕相处，他不分昼夜，一天大部分时间蜷缩在地洞内，而且从不跨出家门一步！本月19日，刑警再查冯家，将他从地洞揪出。此时，土洞早已磨得油光锃亮，青砖变黑，黄土压实。

　　被捕后，冯勇国的精神世界彻底坍塌，在看守所内，终日以泪洗面。

　　十元赌债引发命案

　　稷山县清河村离城30里，有村民7000多人，是个大村。

　　冯勇国的院子在村最南端，居一条小巷的尽头。院门前是高耸的黄土崖，上面沟壑纵横，没有道路，无法通行。院门是铁栅栏式的，正对大门处，一堵绘有竹林仙境的影壁遮住了大半个院子的视线。院深10米，正房在院子最深处，6米高的院墙，令整个院子隐蔽得很。即使站在院墙上，也无法看清屋内动静。

　　3月24日，稷山刮起大风。冯家院子大门紧锁，院内两条小黑狗看有生人前来，冲进漫天黄土中狂吠。一周前，冯勇国与妻子被警方从院中抓走，冯的父母带着他们两岁的女儿匆匆离家，家就一直这么锁着。

　　正房是两层楼，上下各五间。一层西边两间是冯勇国的卧室与客厅。屋内一片狼藉，每一处都有翻动的痕迹。床头柜的下方，赫然有一个地洞。卧室内的正方形地砖长60厘米，地洞口的地砖被切割机切掉。留出一个长45厘米，宽35厘米的洞口。洞口下面的青砖没了棱角，被磨得很光滑，青中带黑。地洞深1.45米。记者下到地洞里，直起身，头露出地面；半蹲，整个人便没了进去，同行的刑警拎起小巧的床头柜盖了上来。洞口四边均匀地比床头柜窄了3厘米，柜子稳稳地盖严了洞口。只在处于墙角处的地洞边一角，切割时隔略向外偏，露出一丝细缝，这就是冯勇国的透气孔。洞墙略比洞口宽些，洞底部略宽敞些。记者猫着腰，在洞内无法转身，坐下去勉强能伸直腿。洞内伸手不见五指，有种被挤压的恐惧，不仅呼吸困难，而且寒气袭人，潮湿得很。一块塑料布上，冒着细密的小水珠。

　　这狭小的黑洞，是冯勇国两年多来经常不得不呆的地方。将他引入此洞的，居然是10元钱。

　　2005年10月20日，冯勇国的女儿出生了。初为人父，他喜不自禁，终日足不出户在家照顾着妻女。25日晚11点多，妻子的哥哥贾高红突然打来电话，让冯勇国赶到不远处的一条胡同“快来帮忙打架！”冯勇国揣了一把20厘米长的水果刀，前往助阵。原来，当天傍晚时分，贾高红与董红生等人在一村民家中打麻将。贾不仅输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还欠了董红生10元钱。散场后，董红生与贾高红话不投机动起手来。冯勇国赶到后，贾高红招呼他快些加入，3人顿时打成一团。几分钟后，冯勇国掏出刀子冲着董红生捅了几刀，然后与贾分头回家。事后，法医鉴定，董红生右腹、右肩、右腰中了3刀，致命伤为右肾贯通伤。3天后，董红生不治身亡。

　　2006年11月15日，在外地潜逃一年多的贾高红回稷山投案自首。不久即被判刑。然而，冯勇国却久捕未获。

　　刑警多次突袭搜捕

　　冯勇国出逃后，最先到达广州，在澡堂里给人搓背。为了躲开警察，他几乎每周换工作，很少与家人、朋友联系。落网后，他交待自己于2006年年初回到稷山家中。

　　“大多数逃犯总会想尽办法与家中联系。冯勇国也不例外，最初几个月偶然与家人联系。”2006年后，稷山县公安局重案队队长梁伟就感觉到蹊跷之处，警方再也无法获得到冯勇国的任何信息。“他被挂到网上，全国警察都在抓他。可他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全国各地均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刑警们依经验判断他很可能潜回稷山，于是加大了检查力度。那两年，全稷山的刑警人手一张冯勇国的照片，“就扔在车驾驶台上，走到哪里都留心。”

　　刑警对冯家的搜查，也从最初的例行检查到突然袭击；从进屋转一圈到仔细搜查。2006年，没有战果！2007年，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迪培田急了，“他没有前科，反侦查能力弱，怎么就能藏得这样深？肯定是我们查得少。”他亲自带队，在深夜12点、凌晨两三点、午后、傍晚；在人们熟睡之际，人们最放松的时刻，出现在冯家。查冯家的电话记录，冯妻的手机记录……然而，这一切都没用，冯妻与公婆总是平静地打开紧锁的院门，平静地接受搜查，平静地送刑警们离去。梁伟与手下一度断定冯勇国不在家中，不在稷山。

　　然而，一个网上逃犯，在全国被通缉，无法乘车，无法住店，无法正常工作，不与家人、朋友联系，无法获得经济上的帮助，他会藏在哪里呢？

　　春节前后，历来是抓捕逃犯的最佳时机。2008年春节前，警方仍然没有发现冯勇国与家人联系。“他最大的‘失败’就在这里，太违背常理。这让我产生一种感觉———肯定离家不远！”干了20多年刑警的迪培田下令，春节前，光临冯家，不再敲门，“我们翻墙进院，还卸过两次院门。”这样的突袭，依然没发现冯勇国的蛛丝马迹。“每次进院，他们家的狗就叫个不停，我们气得就差杀狗了！”

　　春节后，大家整整40天没去冯家。3月19日下午4时，迪培田率重案队与刑警二中队18名刑警直奔冯家。行动要求是“彻查！找遍家中每一个角落。”

　　冯勇国的两间屋子查得更细。首先打开大衣柜，除了被子就是衣服，没人。再将床垫掀起，将两个床箱中的东西全部掏出来，也没人。“我们搬床垫时，不小心碰到床头柜，冯勇国媳妇贾红丽脸色大变，蜡白蜡白的。梁伟打开床头柜，床左侧的那个，被各种杂物塞得满满当当，可右侧的那个空空如也，连卷卫生纸也没放。“打死我也想不到下面挖着个洞。”梁伟发现，这个装修刚两年的新房还很新，惟独这个空空的床头柜附近墙纸斑驳破烂，成片地剥离墙体。梁伟蹲下身，用手指触摸着墙纸。“我想看看柜子后面，可刚一碰那柜子，它就塌了下去。”梁伟抽身跳起，顺势将床头柜拉到一边，洞口惊现。霎时，18名刑警全部站到床边，喝令冯勇国出来，声势骇人。

　　几分钟后，冯勇国被揪了出来，双眼瞬间被亮光刺得流泪不止。

　　藏进地洞偷生两年

　　3月25日，记者在稷山县看守所内见到了冯勇国。他个子不到一米七，圆脸，小眼睛。咧着嘴，呜呜地哭着出现了，不停地拿袖子擦眼泪。

　　“进来7天了，他天天这样，一个人在角落里哭个没完。”看守说，冯勇国思想负担重得很。

　　与冯勇国最初的交流极其困难，他哭得无法回答问题，不时将头埋在两臂间，几近哽咽。他用沉重的方言，极不情愿、断断续续地勾勒出他在地洞里的生活。

　　冯勇国得知董红生死亡的消息，带了3000元钱出逃。2006年年初，他潜回稷山，悄悄回到家。虽然冯家位置偏僻，但冯勇国还是提心吊胆。回家不到一周，他决定潜入地下隐藏。“最初在院里的菜窖里藏了几天，但里面太潮，阴冷。而且钻进钻出不方便，进出家门也容易让人看到。”

　　冯勇国没有进洞前，经历过一次最“危险”的搜捕，他躲进大衣柜里得以脱身。之后，让冯勇国决定造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我觉得越黑的地方越安全。”冯勇国决定遁入地下。

　　灶台、床下、写字台下、沙发下......几经考察，冯勇国决定在床头柜下挖洞。“这件家具不会引起警察的注意，谁也不会打开它看看里面会不会藏人。”事实上，冯勇国的判断相当准确，随着刑警们抓捕力度的加大，足有两米高的大衣柜历来是搜查的重点。”他们搜查的架势，别说藏个人，就是藏枚硬币也能翻出来。”

　　一切为床头柜让道！本着这一原则，冯勇国精确计算每一厘米的挖掘。他找出建房时的图纸，确定床头柜下面有半米宽的青砖，青砖旁边是黄土。

　　冯勇国用切割机切地面瓷砖，确定洞口。接下来是最艰难的挖洞。狭窄的洞口，根本无法甩开膀子干。“我那不是挖，而是抠。碰到青砖用凿子凿，碰到土用铁锹抠。”50天，冯勇国“抠”出地下两排青砖，近50余块；土方运出去四五十筐。地洞挖至1.45米深时，冯勇国决定收工。“我想挖得跟我个头差不多高，进去能直起身来。可刑警总是突然袭击，我怕他们随时会冲进来。”2006年春节过后，冯勇国的地洞竣工了———地洞上面，将床头柜往上一放，严丝合缝。冯勇国将床头柜掏干净。这件三合板做成的家具分量轻得很，冯勇国钻入地洞后，一个人就能轻松地将床头柜盖上去。

　　“刑警走马灯似的来，好在他们一进院，总会有响动，碰巧在上面时，我总能迅速钻下去。有好几次我还没放稳床头柜，他们就进了家。我就用手托着，有惊无险。”为了保险，冯勇国在下面呆的时间越来越长，“2006年后半年，我只有每天凌晨3点才钻出来，看看熟睡中的女儿，到床上睡一会儿。这时候，是我最高兴、最幸福的时刻。天刚蒙蒙亮，就又下去了。”

　　然而，非人的生活与坐监没什么两样。“要不是为了能多陪陪女儿，我早就投案自首了，这罪不是人受的。里面憋屈死我了！”说起地洞里的日子，冯勇国反反复复就这一句话，一提到妻女，就无所顾忌地痛哭。落网后，他曾向梁伟大倒苦水，“两年多，几乎没怎么睡过觉，每天都竖着耳朵听着地面的动静。”

　　落网那天，冯勇国“听到”来者甚多。“他们那架势就是不找到我不罢休，翻床时，我就感觉完了！”冯勇国被刑警带离，是他两年多第一次迈出家门。

　　刹那冲动毁了三家

　　与不停痛哭的冯勇国不同，他的妻子贾红丽不哭。丈夫被抓当天，她因涉嫌包庇，也被投入看守所。面对丈夫带给她的灾难，她“早就受够了”。

　　出事后，丈夫跑了，贾红丽终日痛哭，生生把奶水憋了回去。死者家属三天两头来家里哭，家中没人顾得上她，孩子还没满月，她就下地洗尿布、做饭，收拾家。天气越来越冷，她干的活也越来越多。“我根本就没坐月子。现在身上落了一身病。事情因我哥哥而起，冯家人迁怒于我，没人给我好脸色。”

　　冯勇国在地下藏了两年，贾红丽说，丈夫每晚出来后就是哭，看着女儿哭；说到自首哭；怕被判死刑哭；得知贾红丽的哥哥被判刑后哭。“他向来遵纪守法，从没跟人打过架，他犯事后害怕得要死。我劝他自首，他总说过几天就去。”

　　与冯勇国一样，贾红丽两年来，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成天提心吊胆。“我不仅得防着警察，还得避着村里人。他吃饭在洞里吃；只穿我公公的衣服，洗了以后，我才敢晾在院子里。他脚上的布鞋，我从不敢洗。头发长了，我才拿剪刀给他剪剪。”纵然冯勇国从来不说身体难受，但从去年后半年开始，贾红丽明显地感觉到丈夫快撑不下去了。“那时我真正体会到了苟且偷生。”

　　二人被警方带走后，他们年幼的女儿只能由爷爷奶奶照看。“我哥哥被判刑了，他的两个孩子由我父母带一个，我嫂子带一个。”

　　“受伤害的何止他们一家啊！”梁伟说董红生的孩子最可怜，现在没人管。“冯勇国没有前科，本是个种地的老实巴交农民，但他太冲动，上阵后连出狠招。”他留在董红生身体上3处刀伤，最深处6厘米，其余两处为4厘米与3厘米。

　　制造这一悲剧的冯勇国接受采访时，始终将挖洞、藏身揽在自己身上：“我父母不知道我在家，我媳妇不知道我挖洞！”他想用这种方式保护父母、妻子。

　　“告诉我媳妇带好孩子，给我捎进来一张孩子的照片！”冯勇国让记者帮他捎话；“告诉我丈夫，我出去后在家带着孩子等着他。”贾红丽也让记者帮她捎话……

　　本报记者　康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