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日前获知，原定于4月7日开庭的国航浙江分公司6名机长辞职诉讼案，又因为不可知的原因而推迟至4月中下旬开庭。由于国航浙江分公司对6位机长累计索赔金额高达3500余万元，当事双方——航空公司与机长们也三缄其口，因此愈发引发业内关注与猜测。
新闻事件 6机长成被告 共被索赔3500万 近年来，民航飞行机长的跳槽辞职成为焦点。自2004年我国开放民营航空业以来，飞行机长的跳槽此起彼伏，辞职、劳动仲裁、高价索赔官司接连不断，东方航空江苏分公司一次就有十名飞行机长提出辞职，而海航集团旗下在这几年来“损失”的机长及高级技师也达数十人。
身处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的国航浙江分公司也频遭“辞职门”“袭击”：自2006年下半年至今，已有10余名飞行机长因辞职与公司发生劳动纠纷闹到法庭——前5名已庭外和解，由“挖角”的春秋公司支付浙江国航966万元，机长与国航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走人；本月中旬，另一起马锡锋机长辞职案刚刚做出判决——判马锡锋赔偿210万元。而日前，又有6名国航浙江分公司的机长因不服省劳动仲裁会的裁决，向法院起诉国航浙江分公司要求放人，而国航浙江分公司也同时起诉该6名机长，索赔金额每人从471万至618万元不等，累计达3500余万元。杭州萧山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此案。
对于天价索赔，国航浙江分公司的代理律师的解释是：索赔金额分别由违约赔偿金、招录费赔偿金、培训费赔偿金和其他费用组成。至于民航方面索赔的证据，仅在马锡锋一案公开审理时，民航方面的代理律师就提供了13组351份证据，由此可见民航为培养一名机长所付出的心血和财力。
6名机长和国航浙江分公司的诉讼案原本安排于4月7日在萧山区人民法院简易庭公开审理，而今却改在普通庭择日开庭，这“简易庭”到“普通庭”的变化，以及不明确的日子，让人对案情以及背后不为人知的冲突多了几分猜测。
国有航空 成为挖角重灾区 虽然机长辞职事件近年来愈演愈烈，但细心的业内人士均发现，之前纠纷中往往是有三方，即机长、机长服役的A航空公司、机长即将跳槽的目的地B航空公司，但近一两年来，B的身影却日渐稀疏。当事机长往往以各种原因单独辞职。
“这或许是出于避免不当竞争、面子问题或者其他原因。”业内人士分析道，但基本上大家都明白，没有一个机长会无缘无故地辞职，怎么说机长还是一份无论是薪资或者社会形象都相对令人满意的工作。“肯定是有别的航空公司，尤其是民营航空公司高薪挖角，而高达数百万的赔偿，也都是由挖角的公司支付的”，像去年下半年离开浙江国航的5位机长就是由春秋航空公司支付的，机长出走有人买单已是不争的事实。
近5年来，民营资本大举进军民航业，据统计独资和参股的民营民航企业至少已有近20家——他们原来没有基础，只好向老的国有航空企业挖人，这与当年的乡镇企业发展起来时向国营企业挖技术人才是一样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达，民营航空公司也多，偏偏华东、华南航空业历来比较发达、体系完善，该地区国有航空公司机长首当其冲被挖也就再正常不过。
新闻纵深 500万、8～10年培养一名机长 一个劳动合同解除纠纷，为何要对劳动者提出如此高额的索赔，圈外人士也许所知甚少。
国航浙江分公司的法律顾问、法学博士、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主任吴清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飞行机长是极少数的特殊技术工种，培养一名机长需要8到10年，需要经常进行疗养和业务培训，又因为国内技术方面的原因，重点培训都要去国外，像澳大利亚、美国、德国等民航业发达的国家培训，而且是每年都要去的，培训费用十分昂贵。根据民航管理方的初步统计，培养一名机长至少需要500万元人民币。国航浙江分公司向辞职机长的索赔还不算高的，东方航空公司曾向一名辞职教员机长索赔1200万元！
按吴清旺的说法，如果一名飞行机长以250万元的价格出让自己的话，一家航空公司的所有机长可能一夜之间就会被人挖走，这家航空公司的所有飞机也就全部“趴窝”了。
国家民航总局在2005年出台了《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规定飞行员的新公司需向原单位支付70万元～210万元的转让费用，华东地区的飞行队伍流动较大，民航华东局又出台了新办法，中型机飞行员上限210万元，大型机350万元，重型机490万元，同时还制定了飞行员排队的流动制度。
未来5年国内机长缺口近万人 中国的民航业，可谓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乘飞机需要县团级以上身份证明，到80年代中期才向普通公民开放，也手续繁复。而航空业作为一个产业真正向民间资本开放是20世纪末的事。目前飞行机长的辞职流动的主要起因是民营航空公司的发展所致，新组建的民营航空公司白手起家，没有自己的民航人才，无论是空中机务人员，还是地勤技术人员都是白板，谁都耐不住8～10年的培养期，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到国有航空公司挖人。
资料显示，中国民航现在飞行员总数1.2万名左右，驾驶大中小型各类民航飞机800多架。而根据民航业的发展速度，到2010年飞机架数约达1250架，这样每年需要培养一两千名的飞行人员，未来五年缺口约一万人。
而中国民航目前的飞行人员主要来自空军转业和飞行学院的毕业学员。目前只有一家中外合资的飞行学院才开始招生，考虑到培养一名成熟的飞行机长需要8到10年，飞行人员和其他民航类人才奇缺的现象还将继续。
当事人说法 国航浙江公司欲说还休 因为各种原因，当事的国航浙江分公司并不愿意对此事过多评论。但该公司坦言跳槽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收入问题——在国有航空公司年收入四五十万，到民营公司可以增加一倍，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而在机制体制上，民营公司因为是新组建的，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个人升迁机会，发展空间都相对较大，包括不少国外和港台地区的飞行人员也有投奔内地民营航空公司的。
记者了解到，飞行人员的跳槽并不是中国民航业的特有现象，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飞行安全基金会主席威廉沃斯曾表示：飞行人员跳槽是目前全球航空业最大的问题，各国的航空都在想办法稳住队伍。
诱惑VS安全，孰重孰轻 与航空公司一样，将与国航浙江分公司对簿公堂的几位飞行机长也是三缄其口，既不想对公司说三道四，也不愿透露未来的去向。
而刚与国航浙江分公司打完一审官司的机长马锡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离开并不是对单位有什么意见，而是想换一个环境。他说自己想趁现在还年轻去闯一闯。他坦率地表示：国有民航的机制太老了，不适应了。
马锡锋更指出，一个飞行机长一个月的飞行时间至少是100个小时，辛苦危险不说，注意力是需要万分集中的，如果一个飞行员的情绪不稳定，不能平和地与公司处理好劳动纠纷，带着情绪飞行，对国家财产对旅客生命对自己都是非常有危险的。
业界看法 “挖人大战”中如何保证飞行安全 马锡锋所提到的安全问题，也引起了其他社会领域的关注。国航浙江分公司法律顾问吴清旺表示，人才流动是正常的，但必须遵守彼此的契约，不能损害对方的利益。民航业有其独有的公共性和公益性，是与每个旅客的安全与出行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还要承担国家与政府的一些重大任务，是不能随时中断的，因此民航管理部门规定飞行旺季飞行员不得流动，像今年奥运期间也是不能流动的。
心理学博士、省立同德医院心理专家徐方忠表示，飞行员是需要情绪高度集中的工作，如果心态不稳、情绪焦虑，上岗时工作失误会比平时更多。如果此时在天上飞行，危险性不言而喻。
那么，既然这一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民航业如何留人，又如何让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机长们合理地流动起来，已是一个摆在管理者眼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了，否则对民航企业自身的发展不利，对每个乘客的生命安全都是极为不利的。
专家呼吁 制定《飞行员条例》 面对接二连三的飞行机长跳槽事件，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邹建军认为，民营航空业冲击国营航空公司，打破垄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飞行人才短缺短期内无法消除，所以应尽快建立飞行员依法流动的有序机制，完善飞行员流动的法律法规，如规定一定的服务年限，两家公司共商，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同时设定一定的人员比例，不得影响航空公司的飞行运转等——应建立像足球队员一样的“转会制度”，让飞行员像运动员一样商业化自由流动。
而北京市律师协会航空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张起淮分析说，“飞行员频频辞职、飞行员劳动市场混乱暴露了我国目前航空业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他呼吁尽快制定出台《飞行员条例》。今年三月两会期间他已委托两位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关于坚持以人为本制定《飞行员条例》的提案，他说出台这样一部条例无论是对飞行员还是航空公司，对彼此的义务与权利都是一种保护。(俞力培） (来源：浙江在线-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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