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映射信托监管失误 政策跟不上发展需求

　　“潜规则”映射信托监管失误

　　■中国信托转型期调查之四■本报记者 王南 尚志新 曲瑞雪

　　信托业内有一条近乎荒唐的潜规则：任何一单业务出现投资失败，信托公司都要悄悄拿出自有资金垫付，不能让投资者遭受损失。

　　这显然违背投资的基本原理和国家相关规定。合法投资出现的损失不是应当由投资者依据投资比例承担吗？

　　但信托公司为什么要冒着违规的风险，割自己的肉给投资者“填窟窿”呢？

　　“潜规则”背后的监管思路

　　监管者之于信托，相比其他行业，曾经有着显著的差别。

　　“信托公司的100个投资项目中，即使99个都成功了，只要有一单失败，后果都会很严重。”一位业内观察人士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投资总伴有风险，上百个项目出现几个失败案例本属正常，但到了信托公司就变得不可饶恕了。

　　这位人士告诉本报，信托曾是监管者眼中的“盲肠”，稍有闪失就要挨刀子。监管者只看公司的管理业绩，出现一次失败就是一条不良记录，“说不准哪一单业务的失败就要了公司的命”。所以即使信托公司心中坦坦荡荡，出现损失的时候窟窿还是要填的——与公司存亡相比，割点肉又算得了什么呢？

　　“做多不如做少，什么也不做都行，只要别出事——这曾是监管者对我们的真正要求。”一家信托公司研发经理直言。

　　信托这个堪称“拥有无与伦比的完美功能”的金融工具，撬动数万亿资金的世界金融杠杆，美国“四大金融支柱”中最粗壮的这一根，怎么我国一直玩不转、立不起？

　　漫长的熊市中几近全行业崩溃的基金、证券，以及曾经事故频发的银行、保险，都随着我国经济崛起迅速强壮起来，相比之下功能更为强大的信托却为何日渐沉寂、弱小？

　　一切问题似乎都能够从上述研发经理的概括中找到注脚——中国经济时报在调查采访中发现，无论是历史上的历次清理整顿，还是《信托法》和“旧两规”出台后多项政策的制定，当年监管者在监管思路上的保守和监管手法上的粗暴，被多位业内资深人士认为是导致信托业今天孱弱的主要原因。

　　只“关门” 不“指路”

　　中国的金融分业监管，使监管层不仅具有监督管理职能，还拥有行业政策制定权力。可以说一个行业的“生杀予夺”都掌握在监管者的手中。“今天中国信托业萎靡不振，灰头土脸，当年管理层‘以控制风险为主基调’的消极监管责任重大。”一位业内研究人士指出。

　　“从历史上看，掐断资金来源、砍掉风险业务、撤并问题公司，这是监管者对信托全行业进行清理整顿的看家本领。”上述研究人士在谈到信托曾受到的粗暴监管时反问本报记者：“骂了人的就堵上他的嘴，打了人的就砍掉他的手，有这样管教孩子的家长吗？”

　　“简单粗暴，后果严重。”一位专家总结，这种整顿模式开始于1985年人民银行对信托公司的第二次整顿，随后监管层不仅沿用了同样的套路，强度也在不断加大。

　　第三次清理整顿中，监管层规定在资金来源方面，严禁扩大范围吸收信托存款；禁止同业拆入的资金用于扩大信贷规模，也不得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和租赁等；第四次清理整顿则按照“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思想，将信托业和银行业分开，银行不再拥有信托公司。

　　“关闭资金市场等措施使信托公司赖以生存的资金来源相继断流，信托公司的合法资金来源几乎完全丧失，这才使得许多信托公司被迫铤而走险，走上违规经营之路。”一位业内专家指出，在此过程中，虽有少数信托公司也一度成为优秀的券商，但这些努力最终仍未能挽救信托业“泰坦尼克”的沉没。

　　历次整顿都对膨胀的信托机构进行了大规模撤并。第三次整顿前后，全国信托投资公司由上千家骤减至339家。第四次整顿尚未结束时，更为惨烈的第五次整顿已经开始，544家信托公司获准重新登记的仅剩下59家。

　　不断收紧信托资金来源、挤压信托政策生存空间的清理整顿让信托机构终于难以支撑，陆续爆发了支付危机，中银国信、中农信、中创、广东国投等中国的信托巨舰纷纷沉没。

　　每一次整顿都轰轰烈烈、伤筋动骨，但却没有阻止信托旧病复发。

　　“五次整顿可以说是‘把信托机构的肠子都洗了一遍’，可之后还是出现了‘爱建事件’，以及金新信托、伊斯兰国际信托、庆泰信托等严重违规风险。”一位专家分析，这反映出监管者只想到以“事后关门”的方式来回避风险。不仅没有在问题出现之前实施有效监管，而且在每次清理整顿之后也没有认真总结教训，没有为行业指出发展的正道。

　　为保“稳定” 牺牲发展？

　　对于过去“大刀阔斧”的整顿，许多业内人士表示至今都难以心悦诚服：看到脸上落只蚊子，就抡起手臂一掌把脸打肿——不只是信托业，任何一个行业也经不起多次这样的颠覆性调整，换了哪个行业都难再发展起来。

　　风险控制为主的消极监管模式流弊深远：如果说历次整顿中“哪出问题就砍掉哪”是监管者为回避风险所做的减法，那么随后出台的种种束缚信托业发展的政策又为防范风险做了加法。

　　信托投资“一法两规”相继出台以来，一方面规定“信托投资公司集合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资金时，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从而限定了集合信托资金的规模；另一方面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在办理资金信托业务时，不得进行营销宣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托机构资金信托业务的扩张力度。

　　“把出了问题的和可能出问题的业务全部砍掉或禁止，这样确实规避掉了风险，可是行业还怎么发展呢？”一位观察人士的感言代表了业内的心声：监管者能在控制风险上想出这么多捆绑信托手脚的办法，为什么不能把精力集中在促进行业的发展上呢？信托空间无限广阔，如果当年监管部门能够把心思用在拓宽信托业发展空间上，为信托公司排除发展障碍，提供政策扶持，大家能够顺顺利利做主业，谁还愿意去做一些违规违法勾当呢？

　　一位研究人士告诉记者，当年四大银行下设的信托公司还是不错的，可是管理者在未对后果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断然采取了一刀切的强制脱钩、撤销措施，下手非常快；而强制证券与信托脱钩，则相当于对信托机构的第二次釜底抽薪，因为多数信托投资公司都把最优质的资产放在下属的证券公司了。

　　看着新两规出台后信托又成了“香饽饽”，各大银行蜂拥而上抢夺信托牌照，信托公司也开始下设证券公司，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感叹，这不就是银行对信托工具有客观需求、信托下设证券公司具有可行性的最好证据吗？当年整顿中就有人进言，不要着急下手，先把可能的方案和后果都论证清楚了再动手不迟，可是……

　　“从设立到撤并再到重新设立，绕场一周之后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一位业内资深人士感慨，可这一个轮回之间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应该以千亿为单位都不止吧。

　　“更为可惜的是这一撤一立之间，信托行业不仅受到了巨大伤害，还耽误掉了大好发展机遇。”上述人士指出，证监会对待券商和基金公司总是“扶上马，再送一程”，想尽办法为所辖行业谋发展。而信托业的监管者却不同，不仅比照银行负债经营业务的监管模式，对信托公司进行了错位监管，而且为回避风险采取了牺牲发展的保守监管模式。

　　“好的制度会让坏人都认为干好事对自己更有利，而坏的制度则反之，会把好人变坏人。信托机构总出事应该是行业制度设计和监管方法有问题，监管层应该向制度找原因，从中求得解决方法。”一位信托资深人士说。

　　政策“慢半拍” 被指“门外汉”

　　“商场如战场，我们是商业公司，多次坐失商机哪有不心疼的道理。”谈及信托业监管政策中的失误，一位业内人士痛心疾首。

　　据他分析，阻碍信托业发展的不只是因为政策“捆手捆脚”，还存在政策出台的时机问题：以前出台的政策总是跟不上金融环境的变化，跟不上行业发展需求；信托公司有心无力，不敢怒也不敢言，只能是坐失良机。

　　“到‘新两规’指引大家去做PE业务的时候，最佳时机早已经错过了。”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2005年熊市末期，证监会在大力推进股权分置改革的时候，市场中有大量便宜的股权可以收购。如果当时监管层有远见、有魄力允许并指引信托公司做私募股权投资业务，PE早就成为信托的主导产品了。可一直到了国际私募“大鳄”介入，证券公司的“直投”办法也出来了的时候，银监会才想到让信托公司做PE，战机早已错失。

　　在QDII业务的政策制定上，有关部门又慢了一步：2006年6月，证监会规范券商QDII业务的办法已经出来，7月银行业的第一批QDII已经在做了，信托的相关业务开展办法却直到2007年3月才出台。“虽然银行QDII业务放行的时候，银监会也说过会选优质信托公司参与，但后来就没有音信了。”这位人士说，即使是赶在2006年底出台QDII相关办法，信托公司也还是有最后机会的。

　　“‘旧两规’中相关政策出台后的第二天，业内的第一个集合信托计划就发行了——这就是信托公司拿着研发好的产品在等政策的典型案例。”一位信托公司研发经理告诉本报。

　　针对信托“新两规”要求信托公司换发新金融牌照的细节，业内资深人士也提出了同样的质疑：新两规禁止了信托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实业，为了凸显这一变化，监管层要求大家都去换牌照，把“信托投资公司”名称中的“投资”二字拿掉，更名为“信托公司”。

　　“其实不只投资实业是投资，新两规大力倡导的“私募股权投资”（PE）也是投资，不过是资金来源不同而已，新两规的主旨就在于引导信托公司从‘融资平台’转向‘投资平台’，这时候还要求去掉‘投资’二字，显然自相矛盾。”一位研究人士告诉记者，换发新牌照不仅没有理由，还让不少公司为换牌照而奔波，失掉了2007上半年大牛市中的投资机会。

　　“如果监管层能从一线从业者队伍中选择一些能将信托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的专业人士，共同参与行业规则制定，那么规则制定者对行业的情况就不会太陌生，政策也会更利于信托制度优势的发挥，有助于监管层和公司之间的相互理解。”一位政策观察人士近日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