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方志敏“漂流”上海滩

　　方志敏在其狱中著作《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说，1922年6月底，在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书的他决定弃学。主要原因是“读书不成，只为家贫。但因贫困而无受教育机会的人，在中国何止千百亿万？无论如何，我是不会相信基督的，现在，我也不愿再读那些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地做革命工作了”。那么，哪里是他作为职业革命

　　家的起点呢？他选择了上海。

　　至于为什么选择上海，他在同一篇文稿中写道：“在南伟烈学校正当精神苦闷的时候，忽接到上海一个朋友寄来一份《先驱》报，《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的机关报。我看过一遍之后，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张。它提出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当时确为正确不易的主张。《先驱》的每篇文章，文章中的每句话，我都仔细看过，都觉得说得很对；于是我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漂流到了上海……”结识赵醒侬

　　方志敏出生在江西弋阳县漆工镇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从小天资聪颖，但身体羸弱。少年时期，他在乡村断断续续读了5年私塾，直到17岁才进县城读高等小学。1919年，他怀着“实业救国”的满腔热情考进了江西省甲种工业学校（简称“甲工”学校，设南昌）。由于方志敏在进步学生中领头闹学潮，揭露和抨击校方反动腐败的劣迹，因而遭到校方的“除名”处分。求知若渴的方志敏想学好英语扩大自己的阅读范围，1921年9月，他离开南昌到九江，考进了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即南伟烈学校。他在这里读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先驱》等革命书刊，思想又一次起了深刻变化。

　　1922年7月初，方志敏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放弃在南伟烈学校读书的机会，来到当时革命思想活跃的上海。不久，方志敏在上海《先驱》报遇到赣籍青年赵醒侬。赵醒侬，江西省南丰县人，1899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过早去世，他被迫中断学业，远离家乡，自谋生活出路。年仅十四五岁的他只身漂泊汉口、长沙、常德等地商号店家当学徒，早早地尝遍了生活的艰辛和世态炎凉。1918年，赵又流浪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在几个朋友的同情帮助下，在一家小店里当了伙计，才勉强算有个安身之所。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出现了许多社会团体。其中，“上海工商友谊会”宣称是工商界伙友们的组织。赵醒侬怀着为“伙友谋幸福，谋大团结”的愿望，于1920年9月加入了上海工商友谊会，积极地投入工人运动，并在运动中结交了共产党人。1921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年夏天，赵醒侬常以卖报为掩护，出入于进步报刊社和团体从事革命活动。赵、方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8月，赵醒侬就介绍方志敏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与此同时，一直与方志敏保持联系的进步青年袁玉冰也来到了上海。由此，赵、袁又相互结识。袁玉冰于1897年出生于江西泰和县的农村，幼年进乡村私塾，16岁进入高小，品学兼优。1918年，他考入江西省第二中学（南昌）。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影响下，他在校园里发起组织了江西改造社。不久，方志敏也加入了这个团体，他俩在后来的学生运动中增进了友谊。赵、方、袁三人志同道合，十分投缘。他们常聚在一起畅谈沪、赣两地的革命形势，共同商议如何在革命气氛尚不够浓烈的江西迅速转播马列主义，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愤怒出诗人

　　方志敏到上海的头几天，曾持一位朋友的举荐信，向一位牧师求助，想找一份为糊口的工作，不料遭到冷遇。

　　在这个被人们称作“富人的天堂”和“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他还有怎样的经历和感触呢？除了留下一篇作品《谋事》，反映一个贫寒青年立足上海之艰难外，他还在其狱中名著《可爱的中国》中有600余字的篇幅记叙了他的经历和感受：“我去上海原是梦想着找个半工半读的事情做做，哪知上海是人浮于事，找事难于登天，跑了几处，都毫无头绪，正在纳闷着，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散散闷。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眼中时，全身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朋友，在上海最好是埋头躲在鸽子笼里不出去，倒还可以静一静心！如果你喜欢往外跑，喜欢在"国中之国"的租界上去转转，那你不仅可以遇着"华人与狗"一类的难堪的事情，你到处可以看到高傲的洋大人的手杖，在黄包车夫和苦力身上飞舞；到处可以看到饮得滥醉的水兵，沿街寻人殴打；到处可以看到巡捕手上的哭丧棒，不时在那些不幸的人们身上乱揍……”

　　这一切，给方志敏留下的深刻感触是“半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中国民族悲惨的命运呵”！

　　不久，赵醒侬以党组织的名义委派方志敏先行返赣，在那里开展革命活动。

　　1922年8月29日，一声汽笛，江轮启动。方志敏与赵醒侬等挥手告别，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第一次沪上之行。他望着渐渐远去的城市，激情澎湃，写下一首诗《血肉》：

　　伟大壮丽的房屋，/用什么建筑成功的呢？/血啊肉啊！/铺了白布的餐桌上，/摆着的大盆子小碟子里，/是些什么呢？/血啊肉啊！/装得重压压地铁箱皮箱，/里面是些什么呢？/血啊肉啊！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于吴淞轮次

　　结识邵力子

　　1922年7月中旬，方志敏由在上海《民国日报》做校对的罗漫（罗漫是方志敏在南昌“甲工学校”时的同学）陪同，走访该报编辑部。其实，方志敏早在南昌、九江读书就与《民国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海《民国日报》是1916年1月为反对袁世凯而创办的，后成为国民党机关报。同年6月，该报总经理邵力子砍去了原先一些庸俗的栏目，开辟“觉悟”副刊。他除了亲自任副刊主编外，还请新文化运动的勇士、我国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先生协助。这样一来，该副刊便颇具革命色彩。所刊文章提倡推翻旧文化、旧文学、旧制度，向新文化进军，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向旧社会作斗争，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邵力子一度每日亲撰短评、时论，大力宣传马列主义，鼓吹革命。当时《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吸引了许多像方志敏这样的革命青年。

　　方志敏接触上海《民国日报》时，正是他思想逐渐成熟，处于由血气方刚的爱国主义者向社会主义信仰者的转变过程中。就在这期间，方志敏除了经常在“江西改造社”主办的刊物《新江西》上发表作品外，还常常给《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投稿，常常有感而发，投书报馆，提出问题或申述自己的见解。方志敏思想活跃、剖析问题独到、文笔流畅，引起了邵力子的注意。有一次“觉悟”副刊登载了一篇题为《捉贼》的小说，描写了学生吊打小偷的情景。这在方志敏思想上引起了震动，便投书报馆，发表了赞同进步学生针砭时弊的见解：“小偷是不是算顶坏的？比他坏的，触目皆是。军阀、政客、资本家、地主，哪一个不是操戈矛的大盗？为什么大盗逍遥自在，受人敬礼，而小偷却在此被吊起来打？”邵力子看了方志敏的信，颇有感触。他亲笔复函，赞扬方志敏见解深刻，指出了社会的本质和病根，并希望他常写些诗文，揭露社会的黑暗，唤起民众。

　　方志敏和罗漫来到《民国日报》报馆，正好遇见邵力子。邵力子对两位青年的来访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告诉方志敏：“我刚编发你的诗作《呕血》，想不到你又跑到上海来了。”说着，他便让人取来一份7月11日的报纸，指着“觉悟”栏给他看。方志敏看见自己6月21日在九江写的《呕血》刊登在报上，十分兴奋，说了一些感谢的话。邵力子打量着方志敏瘦弱而欣长的身子，肯定地说，这首诗就是写你自己呵！

　　罗漫接过报纸，看到诗的结尾处，念道：“呵，是的，无产阶级的人都应该呕血的，都会呕血的——何止我这个羸弱的青年；无产的人不呕血，难道那面团团的还会呕血吗？”接着，罗漫告诉邵先生，方志敏确实健康状况不佳。邵力子关切地问长问短，当了解到方志敏在上海举目无亲、临时挤在罗的亭子间栖身时，便热情地说：“一个大学生想在上海谋个小学教员的位置都很难，我看你暂时也留在报馆打杂吧！”方志敏激动地再次表示感谢。在邵力子的热情帮助下，方志敏和罗漫白天到某大学旁听，晚上在报馆做校对。邵力子的家住在离报馆不远的南洋桥三益里，邵力子曾留宿方志敏在家中，让方志敏与其在复旦大学就读的儿子邵遂初同室。

　　几天后，方志敏拿着以刚到上海时找牧师谋职的遭遇为素材写成的小说稿兴冲冲地来到邵家，向邵先生请教，并征询给作品定个什么题目为好。邵力子看了很满意，第二天就将稿子带到报馆安排发表。7月18日的《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中，这篇小说以《谋事》为题发表了。邵力子还亲自撰写了“随感录”，对作品做了十分肯定的评价。

　　第二年，方志敏的《谋事》同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享有盛名的作家作品一起被选进上海小说研究所编印的《小说年鉴》里，并有按语赞：此作“是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作品”。1922年，上海《民国日报》还发表过方志敏的《我的心》和《同情心》等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文。引荐赣籍青年报考黄埔军校

　　根据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中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初，南昌国民党组织接到国民党召开“一大”的通知，赵醒侬被推选为江西代表之一要去广州赴会。1月9日，方志敏随同赵到上海。本打算次日一起乘船赴广州。不料，方志敏肺病复发滞留上海，住进南市区一家医院。根据国民党“一大”会议决议，赵醒侬与许多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后，赵醒侬返回上海，负责处理国共两党合作的一些新工作。而为即将建立的黄埔军校秘密招生就是赵醒侬的一项重要任务。

　　1924年3月，病情稍有好转的方志敏回了一趟江西。这时，毕业于江西省立第四师范（铅山县鹅湖书院）的江西贵溪热血青年黄维，在南昌结识方志敏，二人志趣相投，共同畅谈人生理想道路。黄向方吐露自己想投考黄埔军校的打算。从未跑过外地的黄维十分仰慕方志敏，于是，十分高兴地随方来到上海。

　　黄维在方志敏的引荐下与赵醒侬相识，在赵和方的帮助下，他考入黄埔军校。曾随蒋介石两次东征，毕业后得到十八军军长陈诚厚爱，提为三十一旅旅长，后升任十八军军长，1947年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对于早年这段难忘的经历，1975年获人民政府特赦后不久，黄维在一篇回忆文字中这样写道的：“在由原籍贵溪县经南昌赴上海时，在南昌得识方志敏同行赴上海。抵沪后，是由方志敏介绍由赵醒侬做我报考黄埔军校的介绍人，才符合我报考的手续。”黄还回忆他与赵醒侬见面地点及有关情况：“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环龙路44号国民党办事处。”赵醒侬、方志敏除介绍黄维外，还介绍罗英等不少赣籍青年报考进了黄埔军校。

　　后来，方志敏作为江西农民代表（中共党员、农运领导人）于1926年春赴广州参加广东省第二次农代会，返回江西时途经上海。他当时“满望回江西，大大作一番努力，那知刚回到上海，又吐起血来了。这次肺病大发热度升到摄氏四十一度，几至于死”。后来，“得到中国济难会的帮助，在上海医院治了两个月，才能缓缓的步行……”

　　中国济难会是1925年五卅运动后，由中国共产党人恽代英、沈泽民、张闻天等和社会名流杨杏佛、郭沫若，及国民党人于右任等发起组织的群众性救济组织。其宗旨是救济一切为解放运动而死伤或入狱者及其家属。十几年后，身陷囹圄的方志敏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怀感念之情：“这次若不得济难会医药费的帮助，早已病死离去人世了。”

　　可以看到，1922年夏，方志敏“漂流”上海是他真正地走向社会，“实际地做革命工作”之始。方志敏对于实现他人生重要转折的大舞台——上海，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愫。1935年夏，他被蒋介石羁押在南昌国民党军法处看守所，他利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十几万字的珍贵文稿。并通过争取狱中同情革命的好心人，将文稿传送到上海，交到可靠的人手中，并设法传递给党组织。最后，烈士的文稿经几番周折和数人之手，几乎全部保存下来流传后世。其中被人们认为是千古绝唱的烈士代表作《可爱的中国》就是当年传送至上海的若干文稿之一。

　　（陈家鹦（上海）,《党史纵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