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仇世 自卑美少女孤独得想死
余小姐(化名)童年时因为一次意外右耳失聪,近20年她都生活在抱怨和仇恨中。近日,23岁的余小姐来到本报“心理访谈室”,她能放下心中的仇恨吗?心理专家能引导她释放内心悲伤,找回平和的心境吗?
心事新闻
绝望日记背后
妙龄美女想离世
正月初一晚上,余小姐第一次给记者发来信息:“我好想离开这个世界,我什么都不顺利,世界已经彻底将我抛弃……”记者不断拨打她的电话,可每次都被她挂断,记者试着用短信与她交流,提出与她见面,但同样遭到拒绝:“没人能帮我……”一个月后她再次给记者打来电话,声音微弱而迟缓,那份绝望让记者的心飕地悬起:“我右耳听不见,我很难受,没人能理解我,因为没有人诉说,所以我曾经试着写心情日记发泄心里的悲伤……”记者尽力稳定她的情绪,表示愿意听她倾诉,但很快她又像上次一样挂断了电话。
从余小姐美丽秀气的外表丝毫看不出她儿时便右耳失聪。记者和心理专家坐在她的左边,还没开口她的眼泪就已经滚了下来:“我来时已不抱任何希望。”她在心情日记中这样写道:“四岁以前,那鲜血淋漓的画面永远无法抹去。那一天母亲将我拉到身边,扯着我的右耳小心地掏着耳朵,突然弟弟跑了过来,正好撞在母亲手上,掏耳的工具不小心戳进耳朵,鲜血顺着耳朵流了出来,我的脸上和母亲手上全是鲜血,一家人吓坏了,母亲一手抱着我,一手扬起巴掌打弟弟,弟弟张着嘴巴在地上哭泣,但我的右耳却听不到任何声音。爸爸抱着我就往医院跑去……”
右耳失聪以后,她的生活彻底改变:“耳朵听不见以后我成了每个人的笑话,我是身边所有人的热门话题……”余小姐说每次别人说话时她都感觉很累,因为必须全神贯注地倾听,紧紧盯住人家的嘴,侧耳捕捉每一个音节。人家说话声音太小,她就特别紧张,又不敢反复追问,慌乱中不知人家在说什么笑什么,甚至还会听错意思,闹出很多笑话。在学校她总是坐在第一排,很多同学取笑她,她常常下课后一个人躲在走廊里哭泣。 她的性格变得很敏感,变得爱哭且不愿与人说话、交往。她习惯了在角落发呆、落泪、疗伤,家人和老师经常无计可施:“你到底在想什么啊?”
家人都多灾多难
她恨周围所有人
“我恨周围所有的人,和邻居、熟人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不愿与任何人多交往。”余小姐告诉记者:“我们家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家里除了父亲以外其他人都有残疾。因为每个人的不幸,家里气氛也很沉闷,没有欢笑,而我除了家人以外,不相信任何人。”
据余小姐介绍,她母亲因小时候一次意外摔断了腿并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母亲的一条腿因为肌肉萎缩,瘦得只有一根骨头支撑,走动半个小时就需要休息。余小姐说:“我无法从物质上给予母亲和这个家更多的支持,只能安慰她,在她走累了时帮她按摩一下腿部……”
余小姐的姐姐小时候被大火烧伤过,余小姐认为姐姐毁容的同时也毁了幸福,婚后姐姐不幸福,姐夫常常抱怨,认为本可以娶到更好的女人。弟弟本来是个很健康的孩子,但小时候因为患病用错了药而落下了毛病,现在两耳听力不好,人家说话能听到30%就已经很不错了,说话也很含糊,表达不清晰。弟弟虽然有残疾但心灵手巧,没人教都会修电器、修车子。“因为听力不好,口齿不清楚,聪明的弟弟在一个亲戚店里做洗碗洗菜的活,一个人在角落里默默付出,我看到他就常常想到自己……”余小姐说起弟弟,眼泪又不断地掉下来,弟弟受了委屈就给姐姐打电话,每次接到弟弟无助的电话,余小姐感觉比剜心还难受。余小姐说她弟弟没有上过学,到现在认识的字全部是她在家教的。
父亲一生也多灾多难,很小时奶奶就去世了,父亲出生前爷爷就调到四川其他城市工作,父亲出生和奶奶去世都没回来,父亲5岁那年,爷爷回家将伯父带走了,50年来爷爷对父亲不闻不问,而父亲也从不提起爷爷。父亲被他终身未嫁的姑姑养大。直到初中余小姐才知道爷爷还活着,而且过着幸福的日子。2002年爷爷回了一趟老家,他们才和爷爷有了联系。
“我很恨爷爷,去年我们去看他时,我一见到他就落泪,但走时很后悔,觉得还不如不要这份亲情。”余小姐说。去年父亲在跟伯伯通电话时得知爷爷身体很不好,害怕再也见不到爷爷,就带上余小姐一起去看爷爷:“临走时爷爷却说以后不要再去了……”余小姐说她也恨母亲家里的人,和他们很少来往,感觉很陌生。
本想开始新生活
上班第一天就蒙上阴影
为了开始新的生活,初中毕业后余小姐就去了重庆打工。第一天上班时她看到车间里这么多人,心里慌了,她竭力向遇到的每一个人微笑,试图掩饰自己的耳疾,但“灾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组长安排工作时,她错误地理解了组长的意思,当她站起身来按照组长的“意思”去做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诧异地看着她,继而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大笑,她就像可怜的猎物被那一张张大嘴撕扯着。她放声大哭,车间里马上静了下来,大家议论纷纷地散开了,她更加觉得受伤,内心猜测着别人在议论什么,无非都是以前经常听到的话:“这个人怎么这么怪啊,一点小事也要哭……”本来想离开让她伤心的家重新生活,但上班的第一天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余小姐说:“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注定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人理解自己,而我也不相信别人能帮助自己。”因此,半年后余小姐离开重庆回到家中,从此,她关上了通往外界的门,没再出去找过工作。“我感觉自己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总是重复发生,自己就像被困在沙漠里,周围很多野兽围着自己,我孤零零地站在中间等着它们吞噬,有一种等死的感觉,没人能救自己。”她说。
心理访谈
我很孤独 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
记:能说说你现在每天在家都忙些什么?
余:我现在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我很害怕出去找工作,每个人的目光都让我觉得不怀好意。我哪儿也不想去,喜欢呆在家里,帮爸妈做点家务,其他时间就看看书和报纸,但看书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时间久了头会很痛。这些年想的事情太多,忧伤太多,身体也不好,稍微费神头就疼痛。我虽然有残疾,但是个喜欢做梦的人,小时候我很希望上大学,但残疾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初中时我很自闭,不和任何人说话,初中毕业后我就不想再上学,因为受不了同学们怪异的眼光,我总觉得自己和他们格格不入。现在我很不甘心,无法接受目前的处境,特别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不想像父母那样毫无目标,一辈子机械地生活。
记:右耳失聪,你恨母亲和弟弟吗?
余:那时还小,我懂事时候起右耳就失聪,觉得自己从小就是这个样子,没有恨过他们。母亲和弟弟都是很可怜的人,虽然母亲不说什么,但我知道她心里是很痛的,我不想再增加他们的痛苦。我想得最多的就是觉得生活对自己并不公平,耳朵失聪让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让我们变得更加不幸。
记:你痛苦时会经常寻求和接受别人的帮助吗?
余:不想。今天到这里来我也没抱任何希望,我知道没人理解我,没人可以帮我。我感觉全世界包括家人和朋友都在孤立我,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想法,因为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烦恼。我是家里最健全的孩子,也是他们的希望,我的痛苦会让全家人痛苦,我不愿家人为难,不愿看到母亲流泪的样子,不愿看到父亲无奈的眼神。我很多次想一个人走掉,但我放心不下他们。去年我和父亲去看爷爷的时候,在爷爷生活的那座城市,父亲带我去看过心理医生,但我和心理医生聊着聊着就不断地掉眼泪,眼睛很痛,聊了一半我就跑了。现在除了家人,谁也不重要,但我家人的力量太小。我感觉自己的心态很老。
记:今天那两个陪你一起来的女孩是你朋友吗?
余:是,但我朋友很少,身边的人都笑话我。我现在跟她们俩也很少诉说自己的不快乐,因为我心里的苦她们不懂,因为她们没有我这样的经历,她们不能理解。这次她们也是有事要来成都,我们结伴上来,只是一路上有人坐在身边没有那么寂寞。
记:父母对你有什么样的期望?
余:我家在农村,姐姐和弟弟都有残疾,父母没有多少文化,他们无法理解我内心深处的悲哀,也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但善良的父母希望我像其他人一样平安地生活,结婚然后生孩子,他们希望我能承担起家里的重任,照顾好弟弟。我自己也很想这样,我常常告诉自己不能因为一只耳朵听不见就放弃自己,我也渴望有份好工作,努力赚钱给弟弟治病,让家人也让自己过上好日子,但我能力有限,心里很乱,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常常自责,为什么别人能面对的事我不能面对?别人能做的我为什么不能做?我常常一个人哭一个人笑,觉得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我该怎么办呢?
专家点评
不合理信念导致情绪障碍
世纪精英培训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培训讲师史向梅:余小姐目前处于重度抑郁的状态,内心感知的痛苦程度较重,社会功能亦受到较大损坏,已经不能很好地工作和与人相处。她完全沉浸在悲伤、孤独、无助、绝望等负面情绪体验之中,不断加以强化,乃至形成负性自动思维,从而对别人的支持和帮助都不敏感。
究其原因是因为家中的不幸让她缺乏安全感,父母的关注、呵护更多地放在残疾的姐弟身上,给予她的与其说是期望不如说是沉重的负荷。其次,她在挫折的应对中所采取的均是消极方式——悲观、逃避、压抑、放任等情绪,恶性循环使她深陷痛苦之中无法自拔。另外,周围人的轻视、嘲笑,工作上的艰难,无疑是雪上加霜。
从心理学角度讲,余小姐的认知系统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的信念,这些不合理信念积聚在一起,形成强大的负面能量。心理学家艾利斯认为:“人的情绪不是由某一诱发事件所引起,而是由经历了这一事件的人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和评价所引起的。”合理的信念会引起人们对事物适当、适度的情绪和行为的反应;而不合理的信念则会导致不适当的情绪和行为。当人们坚持某种不合理的信念,长期处于不良的情绪体验之中时,最终将会导致情绪障碍的产生。余小姐应该记住灾难在让人跌倒的同时也可以使人成长,应积极地将心理垃圾倾倒出去,建议她继续接受专业心理机构的心理治疗和药物辅助治疗。
记者手记
砸开禁锢快乐的壳
采访进行得很艰难,余小姐一说话就落泪,因为不愿让记者和心理专家看到她的脆弱,很多时候她宁愿选择沉默,我们不时停下来,等待她再度开口。
“没有人能帮我,我不想说了……”是她在访谈过程中说得最多的话。最后她突然站起身说:“我想走了……”接下来的几天,她每天都会给记者发来短信继续诉说她内心的痛苦和对人的不信任,任何人的帮助在她看来都带着某种目的。
翻看着这些短信,记者感受到她内心充满矛盾和冲突,她急切地渴望逃离痛苦的深渊,但她又在深渊之外筑起了外人无法逾越的一道墙,她给自己穿上厚重的盔甲,那是一个禁锢自己快乐的坚硬的壳。快乐其实很简单,砸开硬壳,卸下让自己无法行走的负担,步履会越来越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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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采写 记者 刘向朝 李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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