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屋檐下的纳税故事：一个家庭的800到2000元

　　《望东方周刊》记者姜智鹏、特约撰稿江金凤/上海报道

　　上海屋檐下的纳税故事

　　—— 一个家庭的800到2000元

　　郑万峰们违心地成了个税缴纳名单上的空白

　　1980年9月1日,对谢佟(化名)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那一天,谢佟正式进入上海一家机械厂成为一名学徒工。为了庆祝以后每个月可以拿到39元工资,谢佟“一咬牙掏2块多钱,买了整整3斤猪肉”。谢佟的记忆中,这是“吃肉吃得最痛快的一次”。

　　很多年后,谢佟得知,就在那一天,中国有一件更值得纪念的事发生:1980年9月1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初步建立。

　　个税起征点800元曾是工资的16倍

　　27年前,不管是谢佟还是他的工资标准,以及他身边的人,都与“个税”相去天壤。

　　在那个年代,谢佟一家和大部分普通家庭一样,“工人工资基本都是39块钱左右,也没什么很大的差别,更无所谓贫富差距”,猪肉价格在每斤0.6 ~ 0.7元之间。“谁家有台黑白的小电视机,晚上家里就被邻居挤得水泄不通,家里有台自行车也是件了不得的事,有谁会晓得什么个人所得税呢? ”

　　谢佟的外公陆文伯在杭州市彭埠生产大队种地,住在自己盖的两间平房里,几十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陆文伯的记忆中,1980年他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只有16元,那时候“农民不用交税,由大队交,个人不交税”。至于大队交的是什么税,陆文伯远没有对一年能吃几次肉记得清楚。

　　6年后,谢佟从普通工人熬成了高级技工,工资也涨到了90多元,但离800元的个税起征点依然遥远。

　　1986年,谢佟结婚了。几乎拿出全家所有的积蓄,谢佟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了栋两层的小楼,还买了金星牌14寸的彩电、录音机。谢佟的妻子徐珍从娘家带来了一卡车的嫁妆,谢佟开始了比较富足的生活。谢佟远在黑龙江的表弟陆忠国也踏上工作岗位,每月工资92元。谢佟的堂弟谢万峰从部队转业回到上海,工资每月70多元。

　　此时,身在农村的陆文伯知道了“要交农业税了”。但个税,依旧与这一家人无关。

　　虽然在这一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规定对本国公民的个人收入统一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但“工资高到要缴税”,对谢佟一家来说,依旧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在那个年代,即使以平均50元的平均工资计算,个税起征点800元也是工资的16倍。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中国公民交个税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缴纳个税的应该说很大部分是外资企业的外籍高级员工。”上海税务系统一位官员徐邦(化名)告诉《望东方周刊》,当时所以定下如同天文数字般的800元基点,最主要的考虑是“先确立这个制度,而不是着急有多少现实的收益。在标准上与国际接轨,也就是与当时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士的收入对接。”

　　从身份象征走向工薪阶层

　　1994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税法实施细则》,将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

　　对于“工资、薪金所得,以每个月收入额减除费用8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这个十几年前的标准,谢佟第一次有了直观的感受。因为这一年,已经成为中层干部的谢佟,收入终于超过1000元了,“每个月拿到工资单,都会发现被扣去了几十块的个人所得税了”。

　　这一年的春节,谢佟把结婚时的14寸电视机换成了21寸的金星彩电。周末的时候,谢佟开始在一家私人的机械厂做兼职技术指导,每个月赚200块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

　　谢佟的收入以及他的缴纳个税,在当时象征着一种超出大多数人的地位身份。相比之下,谢佟的堂弟谢万峰没那么幸运,他下岗了。

　　拿出几乎所有的积蓄,谢万峰在上海襄阳路租了一间小商铺,开始了做服装生意的个体户生涯。出乎所有人意料,接下来的近10年里,谢万峰凭着起早贪黑的“外贸服装转内销”生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十万元。

　　差不多也正是从1994年开始,伴随中国民众收入大幅度的提高,中国的个税收入真正出现大幅度增长,每年的增幅率平均在40%以上,成为增长最快的税种之一。

　　“从1994年到1998年,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额,已经占个税总额将近一半,”徐邦说,这意味着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开始由高收入人群为主,过渡为普通工薪人群。

　　也正是从这个时段开始,800元起征点标准的不适应性也开始出现。据财政部当时公布的信息,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18.3倍,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也增长了将近4倍;1992年,中国月工薪收入在800元以上的只占就业者总数1%,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52%。

　　这意味着工薪阶层此时承担了大部分个税负担,而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活成本的大幅上涨,80年代初确立的800元的个税起征点无疑已经不合时宜。

　　1600元的纳税现实

　　2005年,个人所得税从800元的起征点提高到了1600元。对于谢佟来说,800和1600除了数字的变化,还有另一层意义,“800元起征的年代,纳税几乎是身份的象征。到1600元起征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只意味着每个月会少支出几十块钱,由引以为荣变成了一个实际的事情”。

　　2005年,谢佟卖掉了结婚时盖的小楼,借了公积金贷款,在上海楼市低迷的时候花50多万,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新房,换上了全新的家具和白色家电,以及一台电脑,因为“手上有闲钱,准备炒股了”。此外,小区的停车场里,也有了谢佟的新车,一辆桑塔纳2000。谢佟唯一不满意的是,后来上海街头的出租车也换成了这个车型,“所以那时候就打算过两年一定要换车”。

　　1999年从黑龙江来“闯上海”的谢佟的表弟陆忠国,也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家。陆忠国在上海贷款买了套两室的房子,每月还2000多元的贷款。对于他来说,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或多或少是个好消息。

　　“刚到上海,咱的收入水平都不到起征点,天天盼着缴税,后来也算实现梦想了。”2005年的个税起征点上调一倍后,陆忠国每个月只要交200多元的个税了,“省下的钱好歹也够看六七次电影了”。

　　此时,在商言商的谢万峰成了兄弟中最有钱的一个。由于最先看到襄阳路市场的前景,并买下了2个商铺一个自营一个出租,2005年的时候,谢万峰已经成了上海襄阳路鼎盛时期造就的众多百万富翁中的一个。

　　但意外的是,个税征收却没有落在谢万峰头上,原因是除了谢万峰自己,“没有人知道我一个月能赚多少,或者说大多数人都不信我们这些起早摸黑的个体户一个月居然可以挣那么多”。和谢万峰一样的众多襄阳路个体户们,大多游离在“个税”之外。

　　谢万峰的“被动免税”来自于眼下个税征收的缺陷。虽然针对年收入12万以上的人群出台了个税自行申报制度,实效却令人难以乐观。

　　以上海为例,“目前,一般都是税务部门先给这些年收入在12万以上纳税人寄去通知函,然后这些纳税人再申报,‘自行’其实还谈不上。”徐邦告诉《望东方周刊》,截至2007年4月,上海有23.8万人向税务机关办理了自行纳税申报,“但如果没有税务部门去函,我估计主动申报的,大概只有20%左右。”

　　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与“现金支付”为主体的中国金融流通模式有关,这种模式使得个人信用纪录难以建立,带来了监管人力和效率上的困难。以谢万峰为例,由于他做生意主要是现金交易而非通过信用卡,要掌握他的收入情况很困难。

　　徐邦介绍,中国的税收征管人员数量大概是80～100万人,征管效率是美国的1/5 ~ 1/10。上海的税收征管人员大概是1万人,但工作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到12倍。以上海嘉定区为例,“有七八万户居民,平均到每个征管人员,就是每人要负责四五千人”。在现金支付占很大收入比例的条件下,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要数字,更要公平

　　2008年,个税起征点再次从1600上涨到2000元。

　　这时候,大家关注的已经不再是每个月能省几十块钱了。对于月薪已经超过5000元的谢佟来说,“调整前纳税385,调整后纳税325”之间60元的差距已经没有实际的意义。

　　谢佟现在关心的,已经是“效率之后的公平问题”。

　　作为单位的中层领导,谢佟现在手上有2张卡,在内部被称为“大卡”和“小卡”,分别在不同银行开户,“工资在大卡里,每个月5000元,而奖金、补贴都打在小卡里,有时候还是发现金,单位说是合理避税”。

　　谢佟觉得,这于自己固然不错,“但对于只有一张卡的公务员和工人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

　　对于谢万峰的侄女谢婷来说,个税缴纳的公平问题则显得更为迫切。

　　谢婷是杭州人,2004年研究生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外资咨询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3年后,年收入在14万左右。虽然已经够上了自行申报的标准,谢婷却很不情愿,“每月房租1500,吃饭交通1000,衣服化妆品2000,日常交际应酬,朋友结婚送送红包也要1000多,还要寄钱回老家,每月还剩多少呢?买衣服都是等商场打折再去,再看看上海动辄100多万的房价,真不知道还要奋斗多少年才能有一个自己的家,平时省吃俭用,怎么成了‘富人’,要申报个税呢?”

　　徐邦解释,谢婷的困惑反映出,中国的个税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的缺陷。例如美国实行综合模式的个人所得税,按照家庭状况将纳税人分为单身纳税人和已婚纳税人等,对应不同的税率表,另有各种免税制度。

　　相比之下,中国的个税征管没有达到如此细化的程度,“一个人也是2000元的标准,上有老下有小,也是2000元的标准。 实际上,不同的家庭生活费用不一样,一个单身纳税人,买了房子和没买房子,有没有赡养老人,生活状况的差别也很大”。

　　而12万元这个“高收入”起征标准,也还存在着争议。有学者指出,以年收入12万元以上作为高收入标准,征以45%的边际税率,将阻碍中产阶级的发育形成,却脱卸了真正的高收入人群的缴税义务。

　　目前中国12万以上自行缴纳制度中有逾期不申报的处罚规定。徐邦说,从中国的现状来说,一个人一年到底有多少现金形式的收入,很难查,各种灰色的收入形式一时也难于归类和监管,“可以说现在的个税申报模式,最主要的目的还不是征税,而是让大家先有纳税的意识,为以后条件成熟作准备”。一个事实是“上海在推动12万以上自行申报制度的过程中,还没有处罚的案例”。

　　这不能完全免除谢万峰的忧虑。自从听说了相关的政策,谢万峰就一直紧张而无奈。紧张的是,法律规定如被查出偷税漏税,要被处罚,“钱还是次要的,关键是影响声誉”。无奈的是,其实谢万峰也不知道自己每年到底有多少收入,这些钱又具体是从哪里来的,“很多项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填,也没有人来给我们普及这方面的知识”。 他处在一种忐忑又得过且过的心态中。

　　本刊记者了解到,2007年,上海仅银行、保险、烟草、石化等几大行业,收入12万以上的已经有2.2万多人,个税征收总额已达13亿元。但谢万峰和他的生意伙伴们,却有几分违心地成为了这份清单上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