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药研发面临尴尬瓶颈 不缺技术缺资金(图)

中国每年批准的1万多种新药其实都是仿制药　CFP/图

　　中国新药研发 不缺技术缺资金

　　来源: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韦黎兵 发自上海

　　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攀升是中国企业界多年的梦想，其中半导体、生物医药、通信这些领域更是衡量各国科技实力的制高点。如今，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依托产业园区集群发展方式已经一扫以往积弱积贫的局面，然而加速中国高科技产业进一步发展却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报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系列报道，是为开篇

　　一个世界级水平的新药研制企业操心的不是技术，而是资金。

　　这八年，周明东一直在寻找资金实现他的梦想。2000年，他带着在澳大利亚的两大世界级的医学发现，返回上海创立了原创性新药公司泽生科技，回来时，他从亲朋好友处，筹集了300万元人民币。

　　周明东明白自己的想法非常大胆，他想根据自己的医学发现，研制出一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新药。如果成功，这将是建国以来，除了青蒿素之外，中国第二个原创性新药。

　　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国际医药巨头们研制一项新药的全周期成本需要10—15年，花费10亿美元左右，1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十一五”期间生物科技领域科研总投入的三分之二。

　　但周明东依然决定回国来，他回国有自己的道理。据他调查，在中国，研发一个生物新药到临床二期试验，成本通常在2000万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同样的研究却需要花费1亿—2亿美元。

　　研发投入最大的就是科研人员的薪水。在中国，一个博士毕业的研究人员工资每年不超过2万美元，但在美国，却要近6万美元。

　　周明东召集了一些人手，开始按部就班进行早期研究。但很快到了2002年，周明东发现，他募集的300万元已经所剩无几，他只好四处找投资。

　　但是新药研制是个高风险的投入，说服投资人并不容易，周明东为此做足了功课。他告诉投资家们，他的研究是针对作为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心脑血管疾病，全球心衰患者有2000多万人，而且在以每年200万病例的速度增加。按照这个速度估计，周明东预测，2005年自己的心衰药的世界市场可以达到60亿美元，仅在中国超过400万患者创造的市场价值就有50亿元人民币。

　　四处引资未果之后，周明东裁减了将近一半的公司员工。几个月后，他的一个搞建筑的朋友，出于个人感情，对泽生投资了几百万元，帮助周明东勉强度日。

　　周明东又叫回已经辞退的员工，继续进行研发。实在周转不开的时候，他就到张江创投公司借一部分钱发工资，暂且渡过难关。

　　所幸的是，熬到2004年年中，泽生研发的抗肿瘤和治疗心衰的两种新药，在动物试验成功之后，终于出现了重大突破，取得进入临床试验的批文。

　　拿到了批文，对泽生感兴趣的创投基金突然增多，但多数人还是犹豫不决。这不难理解，国际巨头的新药研发，即便研发进入试验后期，也常常失败。

　　2006年10月，制药巨头阿斯利康，就因宣布一种治疗心肌梗阻的药物在试验后期失败，而导致股价大跌。此时，小不点制药研发公司泽生，新药刚刚进入临床一期，前途未卜。关键时刻，政府再次为泽生雪中送炭，资助300万元，帮助泽生渡过难关。

　　这时候，周明东遇到了一位伯乐。这位伯乐就是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的弟弟陈乐宗。

　　陈乐宗是美国哈佛的放射生物学博士，对生物医药情有独钟，更重要的是，他本人不仅懂行，而且此时正负责家族投资事业晨星集团。晨星已经成为内地搜狐、九城、携程、聚众传媒等著名创业企业的投资人，近年在生物科技创业领域更是非常活跃。

　　陈乐宗只见了周明东一面，就决定给他1000万美元的投资。这真是久旱逢甘霖。自此，周明东暂时摆脱了资金困境。

　　2005年，在浦东的“慧眼”工程中，政府为泽生提供了6100万元不需要担保的无息贷款，还提供了累计1194万元的无偿资助，这些支撑泽生完成了一期和二期临床的部分工作。

　　这对于张江药谷大部分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药企，绝对已经是个奇迹了。对张江已进入临床阶段的4个新药来说，更是极不容易。

　　但是，临床二期每年四五千万元的开销，让泽生在2008年年底又将面临资金困境。“我们可能还需要筹集2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才能完成临床三期，进行大规模的人体试验，最后取得中国的新药证书上市。”周明东说，一切顺利的话，到2009年年末，基本可以完成目标。

　　虽然泽生现在还没有面临断炊的影响，但形势还是不容乐观。现在每周，周明东都要接待几位投资人。但是，他们之间对对泽生的价值评估并不一致。

　　按照周明东估计，泽生的市场价至少在4亿元以上，但是多数创投只愿意出3亿元的价格。这个价格无法对冒更大风险的早期股东交代。周明东只能一边继续推进自己的研究，一边继续寻找资金。

　　这个投资，来自国内药企是不可能的。2005年，中国医药产业产值4628亿元，但销售利润却只有300多亿元，而国际第一医药企业辉瑞的一种降脂药2005年的销售额就是129亿美元。

　　实际上，世界第一医药巨头辉瑞2005年在新药上的投资有74.4亿美元，远超过了中国建国以来在新药上的所有投资。因为重视和投入不足，2005年，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的新药石杉碱甲衍生物ZT-1在欧洲六国完成临床二期后，却因资金问题被迫卖给了瑞士德飚集团，使得中国痛失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磅炸弹级新药”。

　　相反，相对于美国政府每年新批的仅仅十多种新药，国家药监局每年新批的1.3万多种新药显得滑稽可笑，而真正属原创性的新药几乎没有。

　　更为重要的是，泽生要取得可持续发展，必须走出只占世界医药市场2%的中国市场，进入占世界市场43%的美国市场。不如此，泽生就无法在取得巨额收益的基础上，投入巨额资金，支撑新药研发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要进入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进行临床试验，取得新药证书。这又要有巨额投入。

　　普通基金对医药不了解，也缺乏持续长期巨额投入的热情；中国药企在微薄利润率的基础上，陷于仿制的恶性循环，无力研制新药。那么像泽生这样真正能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原创性新药研制企业，在中国有成长的可能吗？“现在，国家必须加大投入，引导建立生物医药专业性投资基金，来支撑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明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不缺钱，上海也不缺钱，如果政府率先建立专注医药领域之内的专业性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注入，中国新药一定能起来。”

　　周明东的思路已经被上海浦东和张江政府方面接受。在政府筹划下，原来分散在政府各个部门，成效不理想的资金，正在被重新组织，一个20亿元规模的生物医药领域的专业投资基金即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