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改革50年后面临尴尬

　　《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北京报道

　　殡葬改革50年后面临尴尬

　　以“从简”为主要目标的殡葬改革，几十年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被社会公众认为存在巨大利润的行业

　　北京，东郊殡仪馆，大学教师李常丽极不情愿地登上一辆大客车：家属们大多已前往墓地去安葬舅舅的骨灰，她却必须和参加追悼会的来客一起直接去城里的酒店。

　　李常丽环视了一下同行者，竟然没有一人面熟。她告诉《望东方周刊》，老人已退休20多年，和单位唯一的联系就是那张取退休金用的存折。

　　这次，老人生前的工作单位组织了10来个人参加追悼会。单位的工会主席有些无奈。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人、包括他自己，并不认识去世的老人。“单位出车，挨个找科室出人参加，家属还需要出面招待，忙来忙去谁都不领情，这不是第一次了。”他说，“不过这也是多年的传统。”

　　加上家属，不到50人参加了李常丽舅舅的追悼会，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这个规模不算大。

　　舅舅的遗体火化后，骨灰将被安葬在京东的一处墓地。李常丽说，墓地花了3万多元。

　　火化与追悼会制度一样，也是新中国殡葬改革提倡的一个主要内容。

　　1952年，原内务部提出“墓葬改革”，主要内容包括迁毁私乱坟墓，建立公墓和火葬场。这被称做中国殡葬改革的起点。

　　52年后，一家媒体2008年的“3·15暴利行业揭秘大调查”显示，殡葬行业在上年的“暴利行业排行”中名列第三。而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一个清明假日，也有人在探讨这会给殡葬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以“从简”为主要目标的殡葬改革，几十年的结果，却是形成了一个被社会公众认为存在巨大利润的行业，同时也不时有地方官员或富人的“豪华墓地”曝光。

　　火化后再次占用土地埋葬、殡葬用品越来越贵、殡葬行业“暴利说”、从简制度流于形式?几乎贯穿整个新中国历史的殡葬改革，正在遭遇尴尬。

　　连续推进52年的殡葬改革

　　殡葬改革，显然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改造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经常与它一起出现的词汇是“移风易俗”。

　　翻开中国的民政史，不难发现有关殡葬改革的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从1956年开始的一连串历史节点包括：

　　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151位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签名倡导身后实行火葬，只留骨灰，不保留遗体、不建坟墓。

　　1961年，原内务部进行殡葬改革部署，包括有步骤地在各类城市建立火葬场、推行火葬，建立公墓，节俭办丧事，按行政区统一管理等，这四个基本原则一直持续至今。

　　1965年、1966年，原内务部发文重申了1961年的4条原则，并对火葬场选址、建设标准、设备等进行了规划。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根据遗嘱他的骨灰撒向山川江河；后来，毛泽东去世时，没有遵照他的愿望火葬，而是保留了遗体。聂荣臻的骨灰埋在八宝山的一棵松树下；1997年邓小平去世，其骨灰撒入大海。当初签名倡导火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保留骨灰。

　　在老一辈革命家反复提倡火葬后，1978年中共中央66号文件曾重申：“要积极推行火葬，加强殡葬改革的宣传教育。”

　　1981年，民政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殡葬工作会议。198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共产党员应节简办丧事、带头实行火葬的报告》，要求从党内，尤其是从高级干部开始，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一层一层做出表率，以推动全国的殡葬改革。

　　随后，中国第一个有关殡葬工作的行政法规、《殡仪馆等级标准》等行业规范也陆续出炉。

　　1997 年 7月，国务院颁布实施《殡葬管理条例》，提出殡葬管理的方针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它概括了过去40多年中国殡葬改革的要点。

　　火化在代替火葬

　　火葬、从简是建国后殡葬改革的两个关键词。

　　根据《民政事业统计发展公报》，虽然各地区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情况，2005 年全国火化率也达到 53%。但另一方面，殡葬改革持续数十年之后，各大城市的公墓开始告急。

　　本刊记者从武汉市民政部门了解到，武汉公墓面积目前不到6000亩，按每年埋葬约2万人计算，2018年前将无公墓可用。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南京，2005年南京有9处公墓、面积1400余亩，将在10年内用尽。

　　2007年开始，上海各大公墓都推出1平方米以下的小型墓地，也是因为公墓面积紧张，只能满足未来10年所需。为此，上海已经编制完成全国第一份地方性公墓发展规划，希望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刊记者在北京各大公墓了解到，单人墓地面积一般不少于2平方米，而北京周边实行土葬的墓地人均面积大体相当甚至略低。而在大理石、水泥墓穴里存放的带有金属成分的骨灰盒，几乎无法自然分解。

　　“火化不是火葬。”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公墓委员会主任王计生说，老一辈革命家提倡火葬不保留遗体、不建坟墓，但是如今火化之后往往还要建坟墓安葬骨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制度节约土地、节约资源的初衷没有实现，反而在死者被埋葬前又增加了一道程序。”

　　在王计生看来，殡葬改革在扭转人们观念方面效果并不理想。

　　“‘死有所葬’而不是‘死有所土葬’。大家现在讲墓地贵，是土葬的墓地贵。”一位公墓经营者并不认同高墓地价格让人“死无葬身之地”的说法，“人们其实是想买大墓地，还不想多花钱。如果不用市场价格来控制，大家都会用土葬，尽量挑大的墓地。”

　　他认为，如果这样做，相当于搞了这么多年殡葬改革之后，人们仍然可以名正言顺地花钱买墓地占用土地资源。“买一块地，把骨灰盒埋在那里，这不是唯一的安葬死者的方式。”

　　投入太大了，真的没赚钱

　　对于“入土为安”之前的火化程序，湖北一家殡仪馆的负责人认为，其实是赔本的。

　　“一套火化机便宜的将近30万，贵的要60万，一吨柴油7000多，如果不翻转遗体的话要四五十升。”加上包括日常维护、大修、电费、人工、管理费用等等，他认为在“中档炉”火化一具遗体的成本至少350元，但湖北各地物价局定价一般不到300元左右。

　　“最赚钱的是骨灰盒、花炮、乐队这些。”他说了一句可能会令很多死者家属不满的话，“这些都是家属自找的，愿意攀比，至少觉得要‘差不多’。”

　　虽然觉得自己的分析有理有据，但这位负责人仍然一再要求本刊记者不要透露他的身份：“全社会都说殡葬‘宰人’，我说得再有理，也会被骂的。”他认为，殡葬附属产品维持高利润是殡葬行业的根本特点。

　　以2006年被曝光的荆门殡仪馆为例。当时报道说，一家民营企业买断当地惟一的公墓和殡仪馆20年经营权，结果随后当地殡葬价格一路飙升。

　　“荆门2003年改造殡仪馆大概花了1500多万。这种地方一年火化2000多具遗体，靠这个收入每年肯定不到200万元，利润也就三四十万，什么时候能收回成本？”上述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近年来地方殡仪馆改造的目的一般是为了达到环保要求。

　　在民政部门下属的殡葬单位中，这种投资一般由政府投入、自筹贷款而来，殡葬单位为应对开支只有从家属身上获得其他收入，而这类单位大多还需要上缴一部分利润。

　　“除非基础设施由国家全部投入，不然这种公益性行业的主营业务肯定赔钱。”福建商人刘广田曾想在中部地区投资殡葬行业，在他看来所谓“垄断”并不是问题。

　　“事业单位改革后，地方其实都在卖殡仪馆，因为它需要很大投资，维持也需要投入。”刘广田最后发现，候选的几家殡仪馆改造要1000多万元，“火化、运尸这些项目物价局定了价格，只有从骨灰盒上找利润。”

　　他一度想找个大中城市，像国外一样在社区公园建公墓，“官员们这关就通不过，附近地区也没法招商做房地产了，其实人们的观念一直没有变。”

　　刘广田最后没有投资的原因是：“民政殡葬管理处的人竟然不全是公务员，许多事业编制的人就在殡仪馆里办公，还在那里开工资。”

　　在体制转化以前，殡葬行业显然是个补贴大户。1982年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改革工作的报告》中说，1978年到1980年，全国“火葬场”补贴了5600多万元，平均一个火葬场一年补贴近2万元，多的四五万元。

　　迫切需要自身改革

　　完全依靠政府投入显然不太现实。2007年上半年，审计署驻成都特派办对四川省殡葬事业进行的专项审计显示，殡葬改革最大的问题是“传统观念阻碍了火化政策的落实”。其次即是“财政投入不足制约了殡葬事业的发展”。

　　截至2006年底，四川省共建有殡葬事业单位287个。当年，四川省财政下拨市、州殡葬设备购置、改造经费110万元。虽然2006年四川省本级财政收入比2001年增长1.38倍，但殡葬事业经费却下降8.3%。

　　审计结论说，“殡葬事业单位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缓慢，目前全省78家殡仪馆中大多数设施不齐全、不配套，30%以上的殡仪馆火化、冷藏设备简陋，房屋建筑破烂，有些县、区连服务场所都没有，严重制约了殡葬事业的发展”。

　　审计署“成都办”的建议包括：国家应该增加对殡葬事业的投入，完善殡葬设施，保障殡葬单位的工作经费，促进其正常工作的运转。要切实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在贫困农村地区应该实行免费火化政策。

　　此外，“各地应该进一步因地制宜地划分火化区域，在无条件实行火化的地方推广生态葬。”

　　显然，殡葬行业因其特殊性不能用一般市场规律来进行调节。

　　一般情况下，一个地方每年死亡人数在一定年限内持平，不可能用扩大消费数量的方法增加收入“薄利多销”。

　　与“送产品卖维护”相反，墓地“满墓”后只能通过微薄的收费维持运作并维护墓地，一般一座墓地收费往往只有10年300元左右。所以，一次性的购买费用就尤为重要。

　　目前，殡葬行业研究者的共识是：按照国外长时间市场化运作的经验，殡葬行业的利润只能来自附属服务项目，包括多样化的殡葬仪式、安慰形式的服务环节等等，即今天被公众抨击的“暴利”环节。

　　“现在是思考新的殡葬发展模式的时候了。”王计生说，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殡葬、对于人死后的安排，特别是对死后的尊严有了更高的需求，这些需求与目前不尽完善的管理制度、落后的行业现状、尚未扭转的观念发生矛盾，就导致了种种问题的出现。

　　如本刊记者采访中多位受访者所言，殡葬改革迫切需要一次“自身改革”。■